在我眼中，县警正拼命写着这样的剧本。我想对上尾署提出质疑。同时，对诗织和她父母的拼命求助草率敷衍的二课长k，以及要求撤销报案的巡查长h，如果他们有什么说法，我也想听听看。

我清楚上尾署绝对不会答应采访。就连对一般的案件采访，他们都是那种态度了，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更不可能回应。但是也不能单方面地一口咬定。如果他们想替自己辩护，我也得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不愿意，那也是他们的选择。

一月七日，我请小久保前往上尾署。做法就和平常一样。首先去县警本部公关课申请采访，然后再前往上尾署。各辖区的公关事务是由副署长负责，也就是我已经交手过许多次的那位。

副署长看到名片，在柜台里烦躁地走来走去说：

“就算你们来，我们也无话可说。真的气死人！”

“什么事气死人？”

“到底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消息的？”

“这些消息”似乎是指《focus》第一、二期的久保田等人的照片和逮捕的详情报道，或这次针对要求撤回刑事告诉的采访。副署长显然气炸了。他似乎认定有人把侦办内情泄漏给了《focus》，但上头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吧。搜查本部才没有泄漏，你们的情报就是我提供的，好吗？

“总之对于桶川命案，我们无可奉告。”

记者小久保提出刑事二课长的名字，副署长说：

“不能让你们见搜查员。”

再问为什么不通缉小松和人，副署长说：

“没那个必要。”

然后就躲到柜台里面去了，依然故我。再继续跟他耗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

我们决定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全写出来。编辑部给了四页的篇幅。我把过去的采访中累积的警察相关稿件全部交给小久保，完成了一份从头到尾都极严厉的批判警方的报道。我不知道会受到多少人的瞩目，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出警方曾经要求撤回刑事告诉的事，这肯定是独家。

虽然觉得与报道的调性有些不合，但我和总编商量后，在报道末尾要求读者提供信息，也登出了热线电话号码。我无论如何都想要最大的焦点——小松和人的消息。

因为我经常不在公司，所以拜托整个编辑部，如果有人提供消息，就转到我的手机。这是《focus》的第一次尝试，接下来不管是县警还是线报提供，都只能等待反应了。

和人在冲绳的传闻根深柢固。和人也有可能亲自打电话来。如果他主张自己和命案完全无关，就更有可能了。《focus》几乎每星期都在报道他的事，他会不会起码打一通抗议电话过来？

在种种臆测之中，一月十二日，《focus》发售了。

报道标题是“不愿逮捕桶川女大学生命案‘主犯’埼玉县警的‘消极办案’——案发前的处理就问题重重”。

对于不知内情，或是无法联系到诗织父母的其他媒体来说，这些内容或许难以置信。

我好像可以听见警察或记者大喊“这根本胡说八道”的声音。从久保田落网时的报道也可以知道，主流媒体基本上完全不相信周刊。他们不是社会记者，而是警察记者，所以这或许是当然的，但是只根据警方发布的消息写成报道，岂不是完全照着县警所写的“武史主犯理论”的剧本走了吗？

很多人说桶川命案很复杂，我认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媒体要负最大的责任。每个八卦节目和周刊都在追踪小松和人，主流媒体却只报道小松武史。他们的理由是武史已经落网，所以报出他的名字也没关系，但是和人没有任何嫌疑，所以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这样的说法，形同协助县警达到隐瞒丑闻的企图。民众会感到混乱也是理所当然。

就连我们第三期对警方批判的报道，除了上尾署的部分刑警和t先生以外，恐怕没有人认真在读。

实际上，县警对这篇报道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似乎打算就这样搁置不理。我们认为这形同警方承认报道内容属实，但其他媒体也一样沉默着。我自认为列出了许多问题点，却有如石沉大海。连最大的爆点，警方要求受害人撤回刑事告诉这件事，也毫无反应，理由之一是无法向猪野先生采访求证吧。但是我认为根本之处，是媒体不想跟警方作对。没有组织能够制裁警方。我希望这种时候警察记者俱乐部更要发挥“监视”的功能，事与愿违。

我原本打算推出后续报道，针对上尾署发动追踪报道，不过刑警佯装不知情，上司也包庇下属，最了解事实的诗织又过世了，现状没有任何新的事实或证据。

剩下的证人就只有诗织的父母了，但命案后的报道深深伤害了家属的心，让他们不愿多谈。这样一来，除了像岛田及阳子这种极亲密的朋友之外，就没有人知道真相了。反正只有一家周刊在那里吵闹，上尾署只要装傻到底就行了。

桶川命案停摆了。能做的事逐渐见底了。无奈之下，隔周我改为采访“连续炸弹男”。一名男子意图爆破埼玉县浦和站的投币式置物柜、新干线垃圾袋，甚至是东海村的核能燃料工厂，遭到警方逮捕。

男子在池袋的大型diy卖场购入制作炸弹的材料，以市面出售的材料制作出填满了炸药的精巧凶器。diy卖场绝对没有责任，但其实一九九九年九月发生在池袋的那起随机砍人案件，凶器也是在这家店买的。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这起事件彻底揭露出大都会危险的一面。

采访很顺利，但我完全不满足。桶川命案让我牵挂不已。

一月十六日，《focus》的截稿日到了。我回到公司，准备撰写“炸弹男”的稿子。

《focus》的封面向来只刊登三个标题。其他杂志的封面都挤满了各种大小标题，琳琅满目，但《focus》只有三个，因此显得空荡荡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封面上的三篇报道是我们当周的自信之作，身为记者，如果自己的报道列入这三篇，真的很令人振奋。这星期封面的三篇报道已经决定了。不是我的采访。我面对笔记本电脑，摊开资料和数据，抱头苦思。

总是在这种节骨眼，我会接到t先生的电话。他是我的守护神，有时也像是地狱使者。手机屏幕显示t先生的电话号码。我摸不准这回会是地狱还是天堂，不过以时机来说，这时间段非常不巧。

“县警好像正准备召开记者会。好像是以对猪野诗织名誉毁损的罪嫌，逮捕了大量同伙。也许小松和人也在其中喔，嘻嘻嘻。”

t先生吓完我之后就挂了电话。

是这星期的“县警的消极办案”报道起了作用吗？自从去年七月诗织提出告诉以来，对于名誉毁损一事，县警几乎毫无作为，然而杂志发售四天后，便一举逮捕大量嫌犯，这实在难说是巧合。或许警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总之必须把这次的大量逮捕写成报道。但是关于这起案子，为什么警方老是挑在截稿或完稿的时候行动？要说时机巧妙是巧妙，只是这岂不是害得我必须手忙脚乱地准备采访吗？

我想要记者会的照片，但不巧樱井去采访别的案子了。我临时请其他摄影师赶到上尾署。我也想去，但必须在几小时内搜集到桶川报道的材料。

“炸弹男”的稿子请资深记者接手，我火速决定桶川报道的标题。总编说要把封面的三篇报道之一抽换为桶川。时间紧迫。这时摄影师回报说，果然进不去记者会。他说自己一报上媒体名称，警方就连回三句“不行”。看来那里不管谁去都一样。

只能以t先生的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作为底稿了。搜查本部逮捕了包括四名实行犯在内的十二名嫌犯，嫌疑是散播毁谤中伤诗织的传单，毁损她的名誉。只为了恐吓一名女大学生，居然动员十二个大男人。做出这种事的小松集团很异常，但纵放这种犯罪行为的警方，也只能说是毫无遏止犯罪的能力。

其中也有六月和小松兄弟一起闯进猪野家的y（29岁）。此人不仅闯进猪野家，还参与了传单事件。

然后到了这时，小松和人总算被通缉了。前几天副署长还亲自跟我说“没那个必要”，言犹在耳，马上就发布通缉令，警方的脸皮到底有多厚？

而且罪嫌是名誉毁损。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因为这种轻罪被通缉的。要是能采取这种破天荒的做法，诗织向警方求助时，为什么不做？我对警方的不满没有极限。这次的标题就走这个路线吧——“现在才被‘通缉’的桶川跟踪狂，嫌疑竟是‘名誉毁损’——结果‘主犯’下落不明”。

这等于是连续两星期对上尾署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虽然不期然地成了连续报道，但是通缉的影响力相当大。严格来说，这是未公开嫌犯姓名等资料的通缉，但是在各家媒体的判断下，小松和人的名字广为公开了。似乎是看到上尾署不干不脆的态度，各媒体也决定立场了。

从这天的晚间新闻开始，各电视台播出了小松和人的姓名和照片。次日的早报也刊出了小松和人的照片。这样一来，或许可以揪出他的下落了。我的期待高涨。

这星期截稿后，我读起寄给报道负责人的读者来信。在《focus》编辑部，桶川命案的报道也开始得到回响了。信件和电话愈来愈多，而且多是激励的内容。案发当初，也断断续续有读者看到报道写明信片来，不过在登出久保田照片的第一期以后，信件和电话才真正暴增。

“我看到一连串报道，实在无法原谅跟踪狂一伙人和警察。请努力继续揭发真相！”

“我自己也有女儿，实在不敢想象万一她有了相同的遭遇会怎么样。请贵杂志彻底追查真相。”信件和电话很多都是这样的内容。

这里举出一例：

敬启者

我是贵杂志创刊以来的忠实读者。贵杂志总是以照片清楚明了地报道时事……（中略）……不论是内容或是态度，都令人钦佩。特别是这次的“桶川跟踪狂案件”报道。

身为有女儿的母亲，这件事令我感同身受，心痛不已。歹徒的残忍，天理难容。警方坐视旁观的处理态度，也令人愤怒极了。

因此看到贵杂志以坚定的态度追踪歹徒，我不知道得到了多大的勇气。报纸几乎都没有报道，如果没有贵杂志的报道，我完全不知道原来这是这样一起案子。社会上有一种“邪恶”，是包括小女在内，在普通家庭成长的孩子无法识破的。我真是难以想象被害人诗织生前活在什么样的恐惧当中。除了祈祷诗织在天之灵能够安息，也请贵杂志往后为了正义继续努力！

这是住在都内的某位主妇的来信。总是乖僻多疑的“三流”周刊记者听到“请为了正义努力”这样的鼓励，实在忍不住要脸红，但是接到这样的回响，还是令人开心。

其中有一封信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拆封就看到两张小松和人的照片，上面说“提供给您作为采访资料”，但信件的文章更令我印象深刻。

“看到《focus》的报道，上尾署终于清醒了吗？他们总算发布通缉了呢。”以这段文字开始的长信，提到了对截至目前的报道和案子的感想，但是后半这么写道：

……不过仔细想想，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何我要做到这种地步。唯一确定的是，我绝对无法原谅完全不玷污自己的手，支付大笔酬劳买凶杀人的小松兄弟。就算说他们是人渣也绝不为过。（中略）编辑部的各位，请绝对不能让这起命案风化。做了坏事，就要接受制裁。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为了这起命案的采访做到这种地步。不过发现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想法，我感到新奇，而且备受鼓舞。

“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如此宣称的男子，绝对不会自己下手，不断折磨诗织，然后就像他说的，诗织被杀死了。如果这样的犯罪能够堂而皇之地被放过，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过去协助我采访的那些人，都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思？里面也有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感受吗？

当时我听到一件事。诗织的父母质问搜查本部的刑警：“为什么会是周刊记者先查到凶手？警方真的好好办案了吗？”

警方是这样回答的：

“那些狗仔的手段很下流。钱啦，他们到处大撒钞票，才能得到消息。我们公务员没办法做到那样啊。”

我和t先生聊到这件事，哈哈大笑。我可不是小松，不认为钱能解决一切。实际上我也没钱，然而警方却指控穷哈哈的我们，说我们到处撒钱，真是让人笑破肚皮，却又觉得警察实在窝囊透顶。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警方的侦办会如此糟糕。如果认为撒钱就能够如何，那不就跟小松同一个水平了吗？

我们只是亲自四处走访、调查，尊重每一个提供消息的人而已。就跟过往的警察手法一模一样。反过来说，这不正代表现在的刑警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吗？

我们是如何查到实行犯的，前面已经交代过了。这段时间，没有特别的开销。没错，我们会请消息提供者喝杯茶或咖啡、出ktv包厢钱，也曾经给上门兜售线索的人两万日元的交通费，但总额加起来能有多少？没有警徽的我们，顶多只能在这样的限制里办事。而且实际行动的，只有我和樱井以及t先生而已。相较之下，搜查本部可是有多达上百名的人手。

搜查本部一旦成立，就会有特别预算和加班费，和我们这种连加班费都没有的记者可是天差地别。人事费和侦办费用，应该也比我们多了一两位数。

我还听到些有意思的事。到上尾署接受问话的诗织的朋友，离开的时候拿到了一些现金，是协助办案的酬金。酬金本身是法律规定的，没有问题，问题是给钱的方式。领钱需要签名，但是上尾署拿给他们签收的领据，每一张的金额栏都是空白的。虽然不知道事后警察在空栏里填上了多少金额，不过应该有一堆花费不晓得消失到哪里去了。

论钱的话，警方的资金比我们雄厚太多了。而且这些钱是人民的税金，是我们付出去的血汗钱。两个月之间，警方毫无作为地挥霍这些钱，还反过来指控周刊有钱，太令人瞠目结舌了。

逮捕久保田的时候也是，遇到关键场面，警方就会把警察以外所有的人全部赶走。即使是提供线报，只要说出地点以后你就没用了，警方会说媒体滚开，侦查优先，就算你们不说，我们也早就查到这里了。警方也不告诉家属侦办进度，对于愿意协助办案的人，则把他们叫来警署，当成嫌犯一样对待。

结果警方什么都不明白。

其实我原本并不想如此烦琐地写下久保田落网的经过。我们记者和警方都是成熟的大人了，不用啰嗦什么，案子破了就好了，不戳破才叫上道，不是吗？但是就像前面描述的那样，面对搜查员过度自私的种种对待，我开始觉得给警方面子，就是作践自己。

警方这些人，是不是完全不懂得人心？每一个难得自愿协助办案的人，都遭到了比周刊记者更多疑的警察盘问，从不在场证明到各种隐私、家庭成员，连祖宗十八代都得一一交代，最后失去了协助的意愿。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每一个都异口同声地说：

“我一开始是联络警方，可是我受够了。他们只会问东问西，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把人叫去，态度又傲慢得莫名其妙，搞什么嘛……就算我们因为协助警方，被小松发现，遭到他报复，警察也不会帮忙，对吧？诗织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才不想透露名字。而且警察到底要让小松和人逍遥法外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很害怕好吗……”虽然状况各有不同，重点却都一样。每个人都是出于各自的理由，希望命案能够侦破，才会提供线索的。

我自认为相当严肃地聆听了这些人的话。我想我和警方的不同，就只有这一点而已。即使如此，警方仍要推说是金钱的力量的话，就应该减少废物搜查员，删减人事费用，增加提供线索的奖金才对。

好了，我可能也是因为没钱，才会完全搜集不到小松和人下落的线索。为了讨吉利，我终于把手机铃声换成了冲绳民谣。各种手段都使尽了，接下来只能求神拜佛了。在依靠读者提供线索的状态下，我一个人的力量可想而知。我已经进入悟道的境界，心想世事就是如此。

就在《focus》第四期的发售日，我殷殷期盼的铃声响了。

然而唱起冲绳民谣的手机另一头传来的声音，指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