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织无计可施，只好收下花束，但坚持不收手表。据说小松始终穷凶极恶地瞪着诗织。

“重要的是我爸妈。为了我爸妈，我什么都能忍。只要我听他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有事。”诗织像口头禅似的这么说。对旁人来说，实在不懂她怎么能隐忍到这种地步？但个性善良的诗织相信，为了家人的安全，她必须继续与小松交往，她只有这条路可走。她身边的朋友愈是了解小松这个人，就愈是害怕他，完全爱莫能助。

小松逼诗织在住处下跪，在她面前摆了一把刀。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割腕给我看。”

小松的要求也愈来愈没有逻辑可言。诗织吓得全身发抖，小松便抓起刀子，抵在自己的掌心上。

“为了你，我敢割自己的手。”

“求求你，不要这样！”

听到诗织的恳求，小松像野兽般吼叫起来。他突然抓狂，接连踹倒家具，把诗织吓得僵在原地，周围混乱得就像暴风雨肆虐过后。

小松也买过电动理发剪回来。

“我现在要进行仪式。我要把你理成光头。”

那天只是吓吓她而已，但诗织说如果剃光头就可以跟小松分手，她求之不得，只要买顶假发就行了。她已经被逼到甚至会这么去想。实际上，在小松的汽车后车厢里真的找到一把理发剪，小松对发现理发剪的人说“我要把那个女的剃成光头”。

“我可能会被他杀死。整天都在讲这种事，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面对一脸悲伤地重复这些话的诗织，朋友能做的也只有安慰。毕竟再怎么说，小松从来没有直接对诗织施加暴力。这完全是出于避免吃刑事官司的考量。他的恐吓也大半都是抽象的。

“我要把你逼疯，让你遭天谴、下地狱。你觉得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你要把我怎么样？”

“方法多得是。”

小松还这么透露过：

“之前跟我同居的女人自杀未遂呢。只是对她略施薄惩，她自个儿就脑袋不正常了。”

“你对她做了什么？”

“不告诉你。”小松说，邪恶地笑。

“让你遭天谴”这句话，小松对诗织说过一百次以上。

“我可能会被他strong刺死/strong。”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吧？”

在诗织和岛田等朋友之间，这样的对话不计其数。岛田这些朋友为了让诗织放心，也只能这样回答。

“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我不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可是万一我爸妈出了什么事，那该怎么办……”

朋友不停劝诗织应该和父母商量，诗织却说她绝对做不到，继续忍耐。

可是，诗织终于濒临极限了。

这天是六月十四日。诗织终于下定决心要与小松分手。两人在池袋站内的小咖啡厅面对面而坐，诗织明确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小松。尽管对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后果恐惧得颤抖，她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我绝对不会放过背叛我的人。我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你爸。”小松真心动怒了。

他说他要找律师，当场打起手机来。讲了一阵子后，他把手机塞给诗织叫她听。那是诗织从没听过的陌生声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师。

“你这女人真的太恶劣了。我要上门拜访。”

“无所谓。请你决定日期之后再打给我。”

“我现在就去你家。”

“请改天再来。”

“你这女人真的太恶劣了。我现在就去你家。”

“请等一下，我不是叫你改天再来吗？你真的是律师吗？”

“我不是，不过我现在就去你家。”

男子淡淡说完，挂了电话。

诗织急忙离开咖啡厅赶回家。她犹豫之后，在电车里打电话给母亲，第一次说出与小松之间的纠纷。状况紧急，或许小松和他的朋友会比自己先到家。

诗织急忙回家一看，却没有任何异状。

“‘原来是骗我的’——诗织放下心来，打电话给我。我也安慰她说小松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做到那种地步，结果……”

电话另一头传来玄关门铃声，紧接着是一群男人粗重的吼声：

“诗织在家吗？让我们进去！”

是黑道般的口气。诗织慌忙挂了电话。

门外站着小松和两名陌生男子。

“你们要做什么？请回去。”母亲出面应对。然而三个男人却径自闯进屋里。

幸好途中父亲回来了。父亲见状抗议：“居然闯进只有女人的家里，你们是怎么搞的？太过分了吧？”一名男子自称是小松的上司，“小松诈领了公司五百万日元，逼问之下，他说是你女儿教唆的。我们要告你女儿欺诈。怎么样？是不是该拿出点诚意来？”

父亲当然悍然回绝。

“有话上警察署去说。”

原地兜圈子似的争论了一阵之后，那名自称上司的人撂下话来：

“别以为事情这样就结了。我会寄存证信函去你公司。给我记住！”

然后带着其他两人离开了。这期间，小松几乎不发一语。

其实，这些对话都被录音机录起来了。

“我建议诗织万一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录音。所以过去她和小松之间的纠纷或电话，她都录下来了。”

三名男子离开后，诗织把先前发生的种种向家人坦白。由于她一直不愿意被父母知道这件事，这对她来说肯定是莫大的痛苦。但是在家人鼓励下，她决心向警方求助。

第二天，诗织在母亲陪伴下前往警察署。

诗织家所在的辖区属埼玉县警上尾署。真是命运的讽刺，这里就是日后因为诗织命案成立搜查本部的警察署。

诗织连续两天前往警察署。第二天父亲也加入，三个人一起向警方说明。闯进家里的三名男子的对话录音也拿给警方听了。他们认为警方只要听了，就能了解状况。

然而警方的反应十分冷漠。

听到录音带，年轻警察说：“这分明是恐吓啊！”然而中年刑警却不当一回事：“不行不行，这案子不会成立的。”

而且警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甚至还对诗织一家人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跟踪狂的问题，或许警方也难以判断。实际上，警方收到这类咨询求助的数量相当多。如果被害的一方有过错，反过来遭到警方斥责，或许也是活该；但诗织的案例又是如何？

“发现警察只会训人，根本不会帮忙，诗织沮丧极了。她拼命传达对自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惧，警方却只当成一般的情侣吵架。明明诗织都再三倾诉，这样下去她会没命的……”

诗织把好几卷她和小松的对话录音带交给了警方。诗织总是时时刻刻感受到威胁，因此连手提包里都藏着录音机，一有机会就录音。

里面也有两人在小松车里的对话录音。岛田听过这段录音，他说非常可怕。诗织哭着求小松分手，小松大吼大叫，有时甚至大笑，说：

“别傻了，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我要让你遭天谴。”

“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让你们全家下地狱！”

“你爸等着被裁员，你等着去卖身吧！”

然而听到这些录音，上尾署的那名刑警仍说“这跟这次的事无关吧”，不予理会。诗织和父母花了两天，尽一切努力说明状况，结果只得到警方一句，“这很难立案啦”。

警方姑且收下了录音带，但实在无法认为他们会有什么行动。诗织和父母对警方失望透顶，离开了上尾署。

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事情都到了这步田地，小松还继续打电话来要求诗织破镜重圆。

“回到我身边吧。”

“没办法的，我都跟我爸说了。”

“好，很好，给我走着瞧！”这是小松最后一次联络。

在接到这通电话的同一时期，诗织把小松送给她的礼物全部用快递送还到小松在池袋的公寓。之后的一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希望事情就此落幕。但是，接下来轮到诗织的住家附近出现了可怕的东西。

那天是七月十三日。

住家周围被贴上了大量诽谤中伤诗织的传单。就是那张黄色传单。最喜欢姐姐的诗织弟弟不明其意地带着传单回家来。

“看，好厉害，上面有诗织姐姐的照片耶！”

也有左邻右舍看到，送到家里来。附近不管是招牌、电线杆、石墙，贴得到处都是，自家信箱则是被塞满了一整叠近百张传单。

诗织哭了。

那天下着雨。

母亲在住家周围一张张撕下传单，淋成了落汤鸡。同一天早晨，诗织就读的新座的大学附近、车站站内，以及父亲任职的公司附近，一样贴满了传单。

实在不可能是一个人干的。

诗织的名声、身为一个人的尊严，几乎被摧残殆尽。

附近的主妇说，是两个貌似不良混混的年轻男人贴的。

“诗织脸色苍白，跑去报警。第二天警方派人来监视，然后就没了。张贴的传单上的照片，诗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拍的。”

没有证据证明是小松干的，但是从状况来看，也不可能有其他人会干出这种事。

因为实在太过分了，诗织终于考虑报案提告。她下定决心，再次前往上尾署，然而等待着她的，是即使演变成这种状况却依然冰冷无情的警方态度。

“你最好考虑清楚喔？打官司的话，要在法庭上说出一切喔？不但花时间，也很麻烦喔？”警察这么劝退她。

就在传单事件前后，还发生了诡异的事。

板桥区内发现了奇怪的小卡。小卡上印着诗织的照片，附上“等你来援交”等字样，甚至印上了住家电话号码。因为有人看到小卡打电话来，才让这件事曝光。

网络留言版也被人贴上相同的内容。不只是诗织的个人信息，连她朋友的照片和手机号码也被公开。这完全超出恶作剧的范畴了。

岛田红着眼眶回想当时的状况。

“在被乱贴传单不久前，诗织就说过她可能会被人张贴可怕的传单。后来她甚至说：‘小松会雇用外国人来强奸我，把照片贴在我家附近，然后寄录像带来，搞不好我会被切掉小指。’”

但是她的父母不断地鼓励她“绝对不可以屈服”“我们一起加油”。

“他们召开家庭会议，全家团结努力对抗小松。她母亲也顾虑到小孩上下学的安全，去车站接他们。”

没有一刻可以安心。晚上诗织洗碗或是做其他事时，一旦弄出一点声响，就会把已经入睡的母亲吓得脸色大变地跳起来。有车子停在家门外，就必须心惊肉跳地从窗帘缝窥看外头。只是电话铃响，恐惧就重回心头。诗织与家人无法安心入睡的日子持续着。那是一段极漫长的日子。连在自家都无法心安，这是多么巨大的痛苦？

就是因为状况如此，他们才会去向警方求救。如果想要警方行动，就只能提出刑事告诉了。岛田说诗织烦恼了很久。“如果这么做，小松会不会做出更恐怖的事来？是不是该打消念头才好？毕竟可能让对方的行动变本加厉。”

诗织会这么害怕也是难怪。但父母都鼓励她，朋友也这么建议。诗织相信，即使是坚持没有证据就无法行动的警方，只要她报案提告，也一定会帮她。我绝对不会屈服。我要努力活下去——诗织这样对朋友说。

“那个时候，诗织的发言变得积极了很多。大学的课业也很认真。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即使会花掉很多时间，也要去警署做笔录。她被警方提出各种追根究底，甚至是令人反感的质问。”

“大学不是在考试吗？怎么不先等考完了再说？”

警察这么说，但诗织不理会，仍旧表达了报案提告的意思，然而警方却净是提出一些无关的问题。即使如此，七月二十九日，警方总算是受理报案了。这时距离诗织第一次上警署，已经过了一个半月。

诗织期待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事情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这次是信件。父亲的公司收到了大量中伤他和诗织的信件。父亲任职的埼玉县分店收到八百封，东京的总公司也收到了四百封。信封是淡蓝色的，盖着涩谷邮局的邮戳。信纸上用打字机打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贵公司的猪野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其实是个赌鬼，在外头包养小三……因为他女儿，害我们公司的钱遭人盗领。贵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居然雇用这种人渣，难以理解。日本要完蛋了。”这类无凭无据的内容。

“诗织的父亲在公司向来是个搞笑的开心果，完全不古板，所以一看就知道是无稽之谈，因此在分店完全不被当真，但总公司派人来问了。”

次日二十四日，父亲急忙带着信件去警署求助，然而负责的刑警却只是笑着说：“这纸质很不错呢，做得很用心嘛。”

诗织得知父亲被黑函中伤，难过极了。

“我爸好可怜，太可怜了。”她好几次向岛田这样说。

而且问题不只是黑函而已。最重要的刑事告诉，状况也愈来愈不对劲。

九月二十一日左右，一名刑警来到猪野家。还以为他要做什么，居然是来要求撤销报案的。理由不明。刑警说“要告的话，随时都可以再提告”，但父亲猪野断然拒绝了。

事后诗织听到这件事，立刻想起小松说过好几次的话。

“我在警界高层跟政界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爷没有办不到的事。”

这是小松的口头禅。诗织愕然。她只能认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战斗到底，但唯一指望的警方早已被小松渗透了。原本已逐渐打起精神的她，因为这件事瞬间陷入绝望。

“已经无计可施了。我真的会被杀掉。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方已经不能依靠了。结果他们完全不肯帮我。我已经完了。我一定会就这样被杀死。早知道就不要报案了。现在赶快撤销报案还来得及吗？”

这是那时候诗织对岛田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命案十天前。各种麻烦毫不留情地持续发生。凌晨两点左右，两辆车子几乎紧贴着围墙停到诗织家门前，其中一辆是本田——都不是小松的车。车子打开车窗，震耳欲聋地播放音乐，并且把油门催得震天价响。诗织家是安静的住宅区。这是甚至把邻居也给扯下水的夸张“暴力”。

虽然立刻就报警了，但警车抵达之前，那两辆车子早就悠哉悠哉地离开了。在家人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拍到车子的照片，也记下了车牌号告诉警察，然而警方还是一样，毫无动作。

“那天我在三更半夜接到诗织的电话，可是坦白说，我自己也怕得要命，所以不敢接。结果手机接到了短信。”

岛田出示的手机屏幕上是这样一段文字：

他终于来了。原来还没有结束。又开始了。

次日早上，岛田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诗织把状况告诉他，不停地说“我爸妈太可怜了”。

这句话，是岛田听到的诗织的最后一句话。

十月二十六日，“死劫之日”到来了。诗织出门去大学上课。她骑着自行车前往车站，停在大型购物中心旁边。十二点五十分。

这天，令她有如惊弓之鸟的日子以死亡的形式告终了，就像她一再反复地向朋友诉说的那样。

我对岛田及阳子的漫长访谈，也突然地结束在十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

鞋底感受着地板传来的某个包厢的八分音符。与其说那是令人不悦的噪音，总觉得更是为了让自己回到现实所必要的节奏。就像从噩梦中醒来的早晨，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床上爬起来。整个灼热起来的脑袋和掌心甚至冒出了汗水。

老实说，起初我也怀疑会不会是案件相关人士常见的夸大其词，也有一些疑问。虽然边听边点头，但周刊或报道记者是不会对受访人的话照单全收的，总是会在心中拉起防线。愈是资深老手，应该愈是如此。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被背叛过、吃过苦头。

但诗织这两位朋友的话具有奇妙的说服力，并且从头到尾逻辑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理由撒谎。而且岛田珍惜地带着诗织第一次找他倾吐烦恼时，他记下小松名字的记事本。上面补充了后来诗织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信息。访谈期间岛田多次查看的那个记事本，也正确地记下了日期和时间。这是重要的证据。

但是，让我信任他们的不是记事本。不是这种东西。

我之所以觉得他们可以信任，是因为他们身陷strong恐惧/strong。

听着听着，我理解到小松这个人很不寻常。他是个夸张恐怖的人。任何一个细节，都具有说明这名男子形象的十足真实性。世上确实有些让人无论如何都绝对不想扯上关系的人。那种人会让接触到他的所有人都变得不幸。

访谈结束时，我觉得我真正理解了岛田和阳子究竟在害怕什么。如果我站在相同的立场，一定也会如此恐惧。

“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他们对诗织与小松之间的一切一清二楚。他们有可能投奔警方，或是把所有的一切向媒体揭露，而跟踪狂有可能只是默默在一旁坐视他们行动吗？小松应该也已经掌握了岛田和阳子的住址。他们会如此害怕、提防，也是理所当然。正因为他们说的是真的，所以他们才不得不感到恐惧。

还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吗？

时间一分一秒静静地过去。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采访。我再次意识到，完全被他们的话吸引的我，需要莫大体力才能全神投入地进行访谈。

这次轮到我说话了吗？得说点什么才行。

我决定把通过采访得知的诗织的最后情况告诉两人。他们有知道的权利。他们把诗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这段漫长历程的结尾，他们并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斟酌措辞，将我所知道的诗织死前的状况全部告诉他们。

我说到诗织流血蹲下去的时候，不断忍耐的两人，感情终于溃堤了。他们号啕大哭起来。一个体面的青年肩膀剧烈起伏，用西装右臂抹着眼睛，失声痛哭。阳子瞪着长靴的鞋尖，捂着双眼不停地抽噎哭泣。就连身为采访人的藤本，都拿着圆珠笔流下泪来。

装潢俗艳的ktv包厢。化成噪音的音乐从周围的包厢传过来。这是个与哭声太不搭调的地点，但是我切实地把他们的声音写进了心中的笔记本，写成了一辈子都无法抹除的纪录。

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