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大学生一定也已经够烦了，但他还是愿意接受采访，谢天谢地。
“听说你目击到被害人？”
“我刚好要去同一站，经过人行道的时候，发现有个女生坐在地上。一开始我奇怪她怎么了？是在开玩笑吗？结果发现她的脚下有一摊血，不断扩大。”
“原来她是坐着的吗……”
“对。我吓了一跳，赶快跑过去，但她流了很多血，所以周围的人扶她仰躺下来，等救护车来。也有人拿毛巾为她盖上……大家都在鼓励她‘撑下去，救护车就要来了’。她的手还会动，可是脸色愈来愈糟……然后就失去意识了……”
听着听着，我的心情一片惨淡。谢天谢地总算问到的，却是这样的内容。
突如其来的死亡。在熟悉的街道上遭人刺伤，坐倒在血泊中的被害人……人死亡那一瞬间的状况，不管听过多少次，都无法习惯。我也不想习惯。
我没有看到凶手，大学生说。
我再次回到桶川站前。记者已经撤退了，没有半个人。不知不觉间，现场献上了许多花束。一些人蹲在命案现场，合掌膜拜。
警方记者会应该也早就结束了。我打电话给樱井。
我聆听樱井报告记者会的内容，记下要点。针对此一命案，警方已经成立搜查本部，规模为百名搜查员，此外没有特别的内容。不过恐怕也是因为尚未掌握凶嫌形象，警方宣布的全是关于死者诗织的信息，令我在意。
就算是有记者询问，警方公布的死者服装也详尽过头了。“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等。
一直要到更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信息是出于某种特定意图公开的。当时我只是想，以一个学生来说，真是有点招摇。我是个普通的大叔，听到古驰或普拉达，就会忍不住这么想。
时间已经很晚了，不是可以采访一般民众的时间段。我告诉樱井今天就此结束，挂了电话。
我打开车用电视。nhk、民营电视台的新闻时段，我都记在脑中了，也知道哪一台的哪个新闻节目会花多少时间来报道这类命案。我盯着电视，不停转台。
有个我没有问到的目击者上了电视。那人说，凶手刺伤诗织以后，往车站反方向小跑步逃走了。
“抓住那个人！”有人大喊，也有人追赶凶手，但结果还是追丢了。案发现场肯定相当混乱，好像也有人误以为是抢劫而追上去。
各家电视台共通的嫌犯外表描述，是身高约170厘米，短发，身材肥胖，年纪应为三十多岁。也有人说凶手穿着深蓝色西装外套，里面是蓝色系的衬衫。凶手在案发前就已经在站前闲晃，好像有不少人看到他。
不过就算目击者再多，除非有能够查出男子身份的证词，否则也难以将他逮捕归案……感觉会变成一起棘手的案子。
就在转到某台的新闻时，访谈内容让我心头一惊。目击者说凶手逃离现场时，做出把什么东西藏进西装内袋的动作，一脸怪笑地跑掉了。光天化日之下在站前杀人，然后笑着离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警方在记者会中说，诗织的左胸和背部两处，被尖锐的刀子一口气捅入。死因是失血过多。送医之后确认死亡。毫不犹豫地刺上两刀，笑着逃走，这不管怎么想，都是带有明确杀意的“杀人”，完全没有伤害致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手法，简直就是职业杀手。
我忽然想如果我是凶手的……有电视台报道诗织每星期二都会去车站搭车到大学上课。连记者都能采访到这样的行程，不管任何人调查，应该都可以查到她大致上的安排。如果知道她下午有课，也就可以估算出她抵达车站的时间。只要有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埋伏诗织。
我是摄影周刊记者，而且以前是摄影师，非常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查出目标的行程。
这才不是什么随机砍人。
凶手显然是守株待兔。手法干净利落，被害人也只有诗织一个，将这件事视为以诗织为目标的犯罪行为才自然。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他查得到诗织的行程。既然能埋伏她，表示也认得她的长相，是认识的人下的手。
“身高170厘米，短发，肥胖，蓝衬衫……”
我把凶手的特征抄进采访笔记里，并输入我疲倦万分的脑袋。
深夜时分回到家里，家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难得休假，居然连家人都没能见上一面。我兀自咕哝着，走进房间打开电灯。夜行性的“之助”似乎被突来的灯光吓到，在笼子里僵固在原处，一只前爪举在半空中。我觉得仓鼠这种动物真的很奇妙。仓鼠的天敌好像是鸟，它们只有在夜间才会行动，感觉到危险时就会全身僵硬，自以为假装成什么东西。这种手法，真的瞒得过敌人的眼睛吗？
我喜欢仓鼠这种傻样。我替它换了清水，丢进高丽菜叶，自己也钻进床铺。“之助”啊，对不起，下次再帮你打扫小窝。
次日一早，我在被子上摊开早报一看，桶川命案有大篇幅报道。“跟踪狂痛下杀手？”这样的标题跃入眼帘。
跟踪狂？
报道说，诗织遭到前男友纠缠及骚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急忙更衣，驱车前往埼玉县。如果要读到更详尽的报道，就必须看埼玉县版的报纸。不过其实要阅读各县版的报纸有点麻烦。很多时候地方版不会收进报纸资料库里，必须亲自前往该县才行。工作就这样自然地展开了。
昨天当然没得补假。我很清楚，疲劳正不断累积。
几十分钟后，我又来到了桶川站前的现场。我前往车站商亭和便利店，搜集各家报纸。《朝日》《每日》《读卖》《产经》《东京》《埼玉新闻》、体育报……每次把一大叠报纸放到收银台问“多少钱”，总是会引来店员惊讶的表情。
各家报纸内容大同小异，一样列出了“跟踪狂”“前男友”等关键字。上面说，诗织曾经为了这件事向警方求助及报案。这似乎是警方流出的消息，不过记者会没有提到这件事，应该是报社记者在夜里私下采访问到的。
现在要怎么做？
我很清楚，就算去采访警方，也只会吃闭门羹。然而对于这起案件，我毫无线索。报上没有写出跟踪狂的住址或姓名，我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才好。
采访无门的案件，会让记者忍不住去投靠警署。这天，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无能记者，同样走向了上尾署。
上尾署距离桶川站约十分钟车程，是地方都市随处可见的普通警察署。三层楼建筑，白色水泥砂浆墙面一部分贴上黑色系的壁砖，周围围绕着停车场。这栋平常应该很安静的警察署，由于命案的关系，从上午就有许多媒体在外面走来走去。
一走进门内，里面聚集了一群报社记者。虽然警方昨天也对非记者俱乐部成员举行了记者会，但我向副署长递出名片时，心里还是认为他们八成不会理睬杂志记者。
“敝姓清水，是《focus》的记者……”
“《focus》？如果不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恕我们无法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把拒绝当成我敏锐的直觉判断正确，也就不怎么生气了。
“这样啊。”我也干脆作罢。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常为了这样的待遇大动肝火地抗议：“信息应该要平等公开才对啊！只图便利少数媒体，这不是违反公务员规定吗！”但是现在我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了，因为我觉得太蠢了。就算能访问到副署长，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大不了的消息。要是有什么新进展，就跟记者会一样，会立刻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不过得不到跟踪狂的信息，是一大损失。
那么，该怎么做才好？
如果不知道跟踪狂是何方神圣，就只好去采访被害人那边了。
杀人事件的采访中最令人焦急的，就是不管再怎么渴望，也见不到命案的当事人。已死的被害人当然见不到，但加害人也是，几乎不是遭到拘捕，就是在逃亡中。而这起命案，连凶手是什么人都毫无头绪。虽然出现了跟踪狂这个新元素，但现阶段也无从下手。即使非常清楚这样报道太不平衡，但无法采访到加害人时，也只能去采访被害人一边了。各家媒体现在一定都拼命从诗织的亲朋好友那里探索命案之谜。也就是期待采访诗织的亲友，或许可以找到某些与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我给各方打电话，发现这天各媒体充斥着诗织打工地点的信息，一片混乱。没有其他可以掌握凶手形象的线索。我也决定从打听到的诗织打工地点，一一去访问店家。
居酒屋、加油站、中华料理店。采访死者的打工地点，应该可以由此扩大采访范围，像是死者的同事、顾客、常去的店等等，但实际上也有许多错误信息，没有发现特别有用的线索。下午的采访对象就这样一个个断了线索，让人愈来愈焦急。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亲近的人。诗织也是，一定有非常了解她的人才对。这些人里面，应该也有人想要和媒体谈一谈，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尽管那个人或许就走在我旁边，我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只是一根细丝也好，我想要拉过来瞧个清楚，却连线头都找不到。总之现在只能不停地走，扩大采访范围——为了找到那根线头。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就是摄影周刊必然的限制——“捡照片”。摄影周刊的记者少不了这种叫作“捡照片”的作业——就是寻找能够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不过虽然说是“捡”，要是路边随便就能捡到，那就不必这么辛苦了。捡照片是拜托相关人士，借来照片或复印；如果是杀人事件，就必须拿到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照片。案子刚发生时，一整天就耗在这项作业上也不稀奇，不仅如此，有时光是为了拿到照片，就会花掉一整个星期。毕竟如果捡不到照片，很多时候甚至会废弃整篇报道。因为哪怕采访到再精彩的内容，只要少了照片，就不能刊登在摄影周刊上。
以前报纸似乎也都会捡照片，但最近可有可无的状况似乎增加了。报纸上如果刊出凶嫌照片，几乎都是警方提供的。
以工作而言，“捡照片”并不怎么有趣。厌恶案件采访的记者，大部分理由也都是这项“捡照片”。不管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愈是能够如实反映案件当事人的特色，就愈是好的照片；但是再怎么说，拥有这种照片的人，都是最熟悉当事人的人。对采访的人而言，心理压力相当大，有时必须去找哀痛欲绝的亲人问话，然后开口借照片。这不可能不令人心情沉重。我认为如果少了这项工作，记者的负担应该会天差地别。
但是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采访的对象，也是能提供极重要内容的人。为了写出可靠的报道，采访不怎么熟悉当事人的十个人，与访问当事人极亲近的一个人，获益亦可谓天差地别。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摄影周刊。我们就是相信照片具有说服人的力量，才会办这本杂志。
这天我花了一整天孜孜不倦地采访。就在一天即将徒劳结束时，我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人愿意提供诗织的照片，“希望可以早日破案。这张照片可以作为参考吗？”我想只有摄影周刊的记者才了解得到照片有多么令人感激。我松了一口气，接过照片，轻轻放在手掌上。
好漂亮的女孩。
傍晚我打开车用电视，新闻节目正在播放诗织朋友的访问。我忍不住身子往前探，调高音量。那名朋友说诗织找他倾吐了许多关于跟踪狂的烦恼。诗织想要和男友分手时，男友威胁她：“别上什么大学了，来替我生小孩。如果要分手，就拿钱出来。”还上门恐吓。不仅如此，甚至发生过住家附近被贴上大量诽谤中伤诗织的传单的事情。
这太奇怪了。
确实，跟踪狂杀人的案件时有所闻。但是那类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杀了对方再自杀，或是犯案后就那样怔在原地，遭到逮捕。换言之，许多都是有了同归于尽的觉悟才下手的。不过，如果刺死诗织的是那个跟踪狂，那么行凶后冷静离开的凶手形象，就不知该如何解释了。而且如果被害人与加害人认识，应该会有人目击到当场发生争吵或扭打，可是这起命案也没有。
我陷入混乱。起初以为是随机砍人案件，接着却冒出跟踪狂。而且以跟踪狂杀人而言，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的扭曲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堕五里雾中？我陷入这样的焦虑。其他媒体是不是早就已经跑得我看不见车尾灯了？到了下星期，会不会只有我们杂志的内容落后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虽然想都不愿意想，但这样下去事情就麻烦了。
首先得弄到传单才行。
我决定到诗织家附近询问。那是一处一户建住宅并立的闲静住宅区。我一无所获地问了好几家，总算遇到一户还保留着传单的人家。
“可以让我看看吗？”
我兴冲冲地问，得到的回答却很无情。传单被其他媒体捷足先登拿走了，而且传单就只有那一张，是仅提供给第一名的限量商品。
虽然还有四天才截稿，但是往后的案情发展不容疏忽。这张传单是显示真有跟踪狂的重要证据，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它。我怀着祈祷的心情到处询问同行，发现那张传单在各家媒体之间传来传去。
人脉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建立的。我又打了好几通电话，查出传单现在奖落谁家，好不容易确定应该可以拿到时，已经进入深夜了。
次日一早，我又来到站前的现场。我跟传单目前的拥有者约在桶川站前碰面，感觉这起案件会让我不断重回这处现场。
早上愈来愈难醒了。太久没有休息就会这样。虽然眼睛睁开了，身体却爬不起来。必须出门采访，但背包也日益沉重。疲惫万分的我这天搭乘出租车来到桶川。
“那么，我暂时借用了。”
我接下传单，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是落后一步，就得花上这么多工夫，真叫人吃不消。明明我怕的就是这样。
看到传单，我更觉得厌恶了。这实在太叫人目瞪口呆。黄纸上印着三张诗织的照片，上面附有荒诞可笑的标题“wanted”“替天行道！”底下甚至印出她的姓名和诽谤中伤的字句。
彩色印刷的墨色鲜艳，外行人也看得出制作相当精美。制作这样的传单，而且是大量印制，在同一时间张贴分发——这名跟踪狂的疯狂非比寻常。感觉纸面散发出异常的执着，令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
我总算了解诗织的弟弟为什么会那样说了。
毫无预期的人，不会说什么“strong真的/strong被杀了”。这名跟踪狂绝对与诗织的命案脱不了干系。
不过，这名跟踪狂到底是什么人？我有太多想要向他本人问个清楚的事情了。什么都好，我想要线索，但现实中记者俱乐部的高墙让我不得不放弃直接访问警方。要问到这个人的资料，只能去请教跑警察线的记者。脑袋里十六位元的穷酸电脑嗡嗡运转起来。
脑中浮现一名人选。
t先生。
他是我的死党——不，损友。他会告诉我一些宝贵的信息，有时候则是说些我根本不想听的可怕案情。他也算是报社记者。隶属“三流”媒体的我好像没资格说这种话，不过t先生可不是个普通记者。他有着出类拔萃的采访能力，锲而不舍，而且神出鬼没。不管我去哪里，总能遇上他，好几次都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极了。要说有缘或许也是有缘，但是我作为周刊记者会去的地方，他都能抢先一步。就我而言，还是希望他只是个奇怪的记者。如果每个记者都像他这样，我就甭混了。
而且机缘巧合的是，一星期前在通讯社还是负责北海道警方的t先生，就仿佛预知了这起命案发生似的，转调来负责埼玉县警这里了。
我们才刚聊到最近要找个时间替他接风。我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他。
“喂喂，你好～～”
这是t先生的口头禅。每次听到这声音，我就忍不住想依赖他，不过这就是他的伎俩。这软绵绵的声音让采访对象感受不到威严或紧张，忍不住放下戒备心侃侃而谈，希望这真的只是他的伎俩。
“大叔啊，这算是你给我的欢迎吗？”
我们又没差几岁，居然叫我“大叔”？我才刚过四十好吗？
尽管嘀咕，但我需要他的援手。探问之下，这起命案果真是他负责的。很好，看来我这星期吉星高照。他刚好调到我要采访的地点，甚至负责该起案子，这可不是随便就有的巧合。虽然老天爷完全没理由特别眷顾我，但这真正是上天安排。这么说来，上回我们见面是在北海道的室兰市，警方在暴风雪中对某个案子进行搜索的住家前面。那个时候我也曾诧异这人怎么也在这里……
其实，接下来我也得到了近乎不可思议的各种幸运眷顾，但t先生的出现，或许就是开始。
“大餐美酒等到这案子解决之后再说，咱们先交换一下情报吧。”
虽然我这么说，但t先生的采访进度远远超越了我。报社记者一开始总能冲得特别快。虽然很不甘心，但唯有这点，我再怎么努力都拼不过人家。而且他负责警察线的资历很老，已逐渐步入老手领域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疑问，关于最重要的跟踪狂男子，他也毫无保留。
“呃……姓名是小松和人。大小的strong小/strong、松树的strong松/strong、昭和的strong和/strong、人类的strong人/strong，小松和人，二十七岁。住址和职业正在调查……你再等一会儿吧。”
他说警方当然也很重视这名跟踪狂，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得到跟踪狂的姓名和年龄了。我很清楚，这下我才总算站到起跑点而已，不过知道可靠的朋友就在身边，令我勇气百倍。
我斗志高昂，这天花了一整天，使尽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试图接触知道纠缠诗织的跟踪狂的人。这样说好像有什么厉害的绝技，但我只是个平凡的大叔。要是有那种厉害的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方法很原始。首先是去案发现场。我找每一个献花的人攀谈。接着找到诗织的高中朋友，拜托他们接受采访。即使采访不到，也想方设法弄到了班级通讯录，展开地毯式的电话攻击。
然而却没有半点斩获。关于“小松和人”，可以说几乎得不到任何消息。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哪里走进了死胡同。
为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愈是亲近诗织、应该了解状况的人，愈不愿意启齿。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三缄其口到这个地步。我问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吗？难道跟踪狂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才知道的吗？可是那不是众所皆知，甚至都有人在电视上说出来的事吗……
如今回想，他们不愿多谈也是当然的。因为他们很害怕，就像后来我也将身陷恐惧一样。
当时我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却也只能努力挣扎，设法突破这山穷水尽的状况。一晃一天又过去了。明天一定要问到那个跟踪狂的事。我用拳头用力敲了几下疲累的脑袋。
直到第二天以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愿意接受访谈的诗织朋友。他们是一对男女，岛田和阳子（皆为化名）。岛田比诗织大几岁，是她的学长。阳子是诗织的同学。
“不能用电话讲吗？”岛田不断要求。但是对记者来说，面对面与通过电话采访，得到的成果天差地别。
“能不能请你们务必和我见个面？我希望见到你们，得到你们的信任，然后进行采访。”我如此恳求，但是他们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名。
到底是什么让诗织的朋友警戒成这样？我觉得匪夷所思，但是这肯定会成为采访的一大突破。我的条件不断加码，不写出姓名、不拍照，写成报道的时候，绝对会尽可能细心留意，让文章内容看不出是谁说的。对方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时，比起开心，我更对他们的戒心感到异常。
我找来编辑部的新人记者藤本麻美（藤本あさみ）支援，与他们约在大宫车站东口的百货公司前碰面。距离截稿日还有两天。只要能问到详细内幕，就能写成一篇报道。有照片，也有传单，接下来就看能从他们那里问到什么。对我来说，这次采访就像过去的诸多案件一样进行着。
与岛田和阳子的碰面很顺利。但是只消看上一眼，我就清楚他们发自真心地害怕着“什么”。他们站在碰面地点，不停东张西望。和我们打招呼以后，身体也毛躁不安地动来动去，似乎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
“我们去咖啡厅聊吧。”
“不，不行。不晓得会被谁看到还是听到，太危险了。”
我有些傻眼。吓成这样，他们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ktv怎么样？”ktv是我们记者常利用的地点。对话不会被听见，也不用担心被人看到。岛田点点头。
我们询问坐在百货公司门口的金发女生附近有没有ktv。“那一家很便宜。”指甲涂得五颜六色的手指指向一家平凡无奇的ktv大楼。前往那里的路上，我发现岛田一边走，一边不停回头张望。这次是担心被人尾随。
夜间的ktv柜台。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实在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来高歌欢唱的。身材高挑、穿西装的岛田；时下女性打扮的阳子；记者藤本；还有与他们年纪相差一大截、外貌感觉最可疑的我。
“要选择通讯机种吗？”柜台小姐问，但那不重要。
“给我们安静的房间。”我说。柜台小姐歪头，似乎不解其意。我们默默跟在一脸诧异地带我们去包厢的小姐身后。狭窄的通道回响着客人对着麦克风高歌的声音，吵闹的打拍子声似无止境。
奇妙的采访就要开始了。我们进入包厢，隔着狭小的桌子在沙发坐下。不，我还没完全坐下，那位乍看之下很成熟的青年劈头便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其他包厢传来的声音显得格外喧闹。花俏到近乎刺眼的室内装潢、没有机会派上用场的厚重歌本及遥控器、走廊流泄进来的流行旋律、冰块融化的冰茶……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不适合整理混乱的思绪了，但这里正是我和这起命案真正的出发点。
日本的警察机关里，通常搜查一课负责的是杀人、强盗、伤害、绑架等重案。
日本有踢木屐占卜天气好坏的习俗。口中说着“希望明天好天气”，踢出套着木屐的脚，一般认为掉下来的木屐呈正面就会是晴天，反面就是雨天。
即何因（why）、何事（what）、何地（where）、何时（when）、何人（who）、何法（how）的英文首字母合称。——编者
一九九八年，日本和歌山发生一起毒咖哩事件，祭典中的咖哩遭人掺入砒霜，造成四人死亡，多人送医。此后日本各地陆续发生在食物中掺入毒药的模仿犯罪。
二〇〇〇年前后，日本连续发生多起年约十七岁的青少年所犯下的凶残犯罪，如五月的西铁巴士劫持事件等，甚至让“十七岁”一词成为该年度的流行语大奖候补。
相当于专案组。
日本的住宅门口一般会挂上名牌，标示该户人家的姓氏，甚至列出住户成员的姓名。
现今ktv的主流机种。以前的ktv是使用实体影带、cd或ld播放，直到一九九二年出现了以数字传输的通讯机种后，广为普及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