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那里之前，就只是一般的案件采访。
大宫的ktv。
这是我第一次踏入的店。穿过周五夜晚繁华区震耳欲聋的喧嚣，我们找到了坐在路边的金发女生告诉我们的那家店。是平凡无奇、随处可见的ktv大楼。狭小的通道回响着客人抓着麦克风嘶吼的歌声，吵闹的打拍子声无止无尽。我们在一脸讶异的店员的带领下，穿过走廊进入那个包厢，隔着小桌在沙发坐下。我一边坐下，一边用眼角余光扫见店员反手带上了门口的廉价门板。我的视线瞥着只差几厘米就完全阖上的门板最后的动作，下一瞬间却被坐到对面的青年嘴唇动作给吸引了。那名壮硕的青年劈头第一句就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我都还没完全坐下。
一定就是在这一瞬间，我的心中有什么改变了……
案件的第一波报道总是一团混乱。
这起命案也不例外。最早接到的消息是“随机砍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天我任职的《focus》编辑部休假。我早就决定要好好睡个懒觉。前一天我几乎整天没合眼。为了赶上截稿日，我近乎通宵写完稿子，看过清样，结束稿件的最后确认后，还参加了会议之类的，一眨眼就入夜了。当然一回到家，往床上一倒，立刻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都已经中午了。生活在正常时间的家人老早便展开各自的日常，空荡荡的家中，就只有宠物金仓鼠“之助”在笼子里跑来跑去的沙沙声。久违的悠闲一日即将开始。
也有许多杂务等着我处理。得去洗衣店取到现在都还没领回来的夏季外套；让“之助”放个风，打扫一下它的小窝吧。我犹豫该从哪件事着手，决定清扫仓鼠笼，并伸手拿出笼中的饲料碗时——
手机响了。
开端总是手机。对社会记者来说，手机就像恐怖的项圈。
或许会是总编以莫名沉着的声音说：
“发生大地震了，你立刻赶去现场。”
也有可能是同事打来的：
“那起命案的凶手落网了！现在要被带去警署了！”
或许是其他报社认识的记者：
“警方终于对××进行搜索了！”
甚至有可能是来提供线报的：
“我家附近有人养的巨蟒逃走了！”
什么都无所谓，是谁都没关系，反正手机响了，就是工作上门了。我按下通话键，不祥的预感几乎变成了事实。
“清水兄，不好意思在你休假的时候打扰！”
不出所料。就算猜中，也并不令人开心。是编辑部摄影师樱井修的声音。
“有消息说埼玉桶川站附近有个女人被杀了。似乎是随机砍人。”
我忍不住叹息。我跟樱井前前后后已经共事将近十五年了，他是我最为信赖的同事之一，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我们共同采访的案件、事故、灾害多不胜数。搞不好比起我太太，他要更了解我。他非常清楚在采访中落后的记者会有多丢脸，所以应该是出于好意通知我，但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盼到的休息日，坦白说，真希望他放我一马。
“……你一个人吗？”
“大桥也正在赶去现场。”
大桥和典是编辑部的年轻摄影师。
“意思是这个案子我负责？”
“不，山本总编没说什么……”
这表示接到指示的只有摄影师。对摄影周刊来说，照片就是一切。总编山本伊吾应该是打算先派摄影师过去，能拍到什么就先尽量拍。我这个记者就算装作没事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事情落到我头上，也是迟早的事。所以樱井才会打电话给我。《focus》编辑部没有几个记者会分派到这类称为“搜查一课案”的采访。要是我继续留下来给仓鼠放风，到时候要扛起采访落后的责任的，可是它的饲主。就在我犹豫踌躇、挥舞着仓鼠饲料碗的这一瞬间，已经展开采访的其他记者应该正不断地搜集到各种消息。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在书店看到他们比我详尽许多的报道。
是要现在享乐，事后付出可怕的代价，还是立刻工作，分期处理掉麻烦？多strong欢乐/strong的选择题啊。我是个劳碌命，没有选择的余地。
“……凶手呢？”
“完全没有眉目。我也是刚接到编辑部的消息，离开家而已。”
“……那，我这里稍微调查一下。”我想我的声音应该变得很阴沉。再怎么说，案件报道讲求的是速度。这一点我也再清楚不过。但难得休假一天，才刚起床二十分钟就泡汤了。我右手握着挂断的手机，左手拿着仓鼠的饲料碗，喃喃自语：
“干吗好死不死，偏偏挑在今天发生……？”
但是，接下来我将深刻感受到这起命案不能以今天或明天这样的单位来看待。漫无止境而遥遥无期的采访，就此揭开了序幕。
我立刻着手打电话。
任何采访都一样，第一步是搜集信息。就算糊里糊涂冲到现场也无济于事。虽然心急如焚，但与其不清楚天候就航向惊涛骇浪的大海，最起码也要先在港口踢一下木屐占卜一下天气再做打算。这种时候，要先打电话给平日就有交情的同行记者，或是查阅通讯社的新闻快讯之后再出击。
我从采访用的斜肩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双手敲击键盘，一边查阅快讯，一边用肩膀夹着电话，开始搜集信息。一旦开始行动，便势不可挡。为了这种时刻，我的快捷键登录了将近四百个电话号码。我一通接着一通，不停地打。
“听说桶川发生命案，你们派记者过去了吗？我也正要过去……”我一面表明自己也将加入战局，一面向各方向打探消息。
询问多位报社记者、电视台人员后，不到十分钟，回拨的电话便愈来愈多，也有已经开始采访的其他报社及电视记者联络我。电话中接到插拨，接起来后又是插拨，忙得简直像航空管制员，我这个旧型十六位元的大叔脑几乎快要处理不过来了。
初期信息很零碎。
匆促写下的便条纸上填满了我杂乱的字迹。被害女子是住在桶川市隔壁上尾市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二十一岁。案发地点在jr高崎线桶川站的正前方，属于上尾警察署的辖区。刺死人的男子目前在逃，警方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花上三十分钟从四面八方搜集到的信息，整合起来就只有这些。总之是掌握到案件的骨干，知道是住在哪里的什么人，在何处遭到什么样的伤害了。行动前就能掌握5w1h的状况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能知道这些已经是万幸了。
我直接穿着身上的牛仔裤，抓起褐色外套，搭上背包，冲出家门。
前往现场的交通工具，是我自己的四轮驱动车。这也是我还是报道摄影师时留下的纪念，不过在采访案件时，最重要的是尽早抵达。如果搭电车更快，就搭电车；坐飞机更快，就坐飞机，完全不考虑距离和费用。过去我曾为了抢先五分钟而风光得意，或为了落后五分钟而顿足懊恼。这起命案，最恰当的选择是车子。如果遇到塞车，就随便找个停车场丢下车子，改搭电车，若是接下来还需要车子，在现场拦出租车或租车就行了。
十八年来，我一直站在“第一线”。在脑袋思考之前，身体会自己先行动起来。我冲出家门，跳上车子，把背包扔到后车座。脑中描绘出前往桶川的路线，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打开车用电视的开关，把车开出去。从冲出家门到开出车子，应该花不到五分钟。
我将手机设定为免提扩音，一边开车，一边打给樱井说明状况。
“要怎么安排？”樱井问。
“你在现场拍摄‘杂感’。如果有警方鉴识人员就拍进去。大桥在上尾署外面待机，为凶手落网的时候做准备。”
“了解。”
“现场拍完后，你也去上尾署。”
“没问题。”
彼此都很熟悉对方的行事风格了，不必详细讨论。
我任职的是摄影周刊，因此摄影师的安排是最优先事项。今天应该确保的，首先是现场的照片，再来是如果有记者会，就是警方记者会的照片，若凶手落网，当然就是落网时的照片。我请樱井拍摄现场，大桥到警署外守候，樱井拍完现场后，就可以转去拍摄记者会。报道需要的照片每次都不同，只能依照案情和规模、发展来判断。这次因为事前已经搜集到一定程度的信息，所以摄影师的安排也很顺利。
路况畅通，感觉是个好兆头。不过移动期间，脑袋也不能放空休息。我用眼角余光留意车用电视画面，脑中模拟抵达现场后该做的事。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决定要采访哪些对象、请求支援、安排摄影师……
总之，已经发生的案件采访，动作最快的人就是赢家。弄错步骤将会造成致命伤。采访对象会被别家记者打搅，受访者愈来愈不愿意开口，假装不在家，或销声匿迹。甚至是宝贵的资料被其他记者抢走，相关人员串供，有时甚至还会捏造出不在场证明……虽然不愿意想象，但这就是现实。
车用电视开始播报新闻。“十二点五十分左右，桶川站前的人行道发生一起持刀杀人事件。死者为住在上尾市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猪野诗织……”距离现场还有一段路程。我握着方向盘，在脑中记下“十二点五十分”这个时间。“死者猪野前往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死者猪野正要停下自行车，一名男子从后方靠近，首先持刀刺入她的背部，接着刺向胸口……”播报声片段传入耳中。我将这些也全部输入脑中。虽然不管怎么样都必须直接采访，但最好先把握该前进的方向。
目击者的证词也立刻播出来了。“我听到有人大叫：‘哇！好痛！’”回答记者采访的是现场附近的店员。店员听到叫声，跑出店来，看见一名男子跑走的背影，人行道上倒着一名女子。店员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停切换频道，将看似有关的信息全部记在脑中。“警方不排除随机砍人的可能性……”听到男主播的声音，我切实感受到果然各家媒体都倾巢而出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怪异的感觉。
我知道为什么媒体会争相报道这起命案。
这样说或许不好听，但杀人事件本身，日本各地每天都在上演，所以并不是每一起命案都会受到媒体大篇幅报道。
人命不可能有贵贱之分，原本不管任何人怎么样遇害，都是重大事件，但现实中，不同的命案，世人的关注程度也不同。是因为媒体报道，所以民众关注，还是因为民众关注，媒体才大肆报道？我不知道。
不过，只要看看各家媒体对这起命案的第一波报道的标题《女大学生遭当街刺死》《随机砍人？女子被刺身亡》，就可以知道媒体瞩目的要素是什么。关键字是“年轻女子”“随机砍人”。
“年轻女子”不必特地说明，令我在意的是“随机砍人”。
近年来，随机砍人案件频传，甚至有报纸提到，如果说一九九八年可以用“毒物列岛”来形容，那么一九九九年就是“连环随机砍人”，就是陆续发生了这么多起与凶手非亲非故的一般民众惨遭杀害的事件。只要发生轰动的大案子，就会引发一连串类似的模仿案件。若是二〇〇〇年，应该可以称为“十七岁的犯罪”吧。媒体关注的模式就是如此。
在东京池袋繁华区，一名男子砍伤路人后四处奔跑，并以铁锤殴打逃走的民众，遭到逮捕。
从羽田飞往札幌的全日空班机，遭到热爱模拟飞行的男子携带刀械进入机舱劫机，并杀害机长。
山口县下关市，一名男子开车冲进车站，挥舞菜刀追砍民众。
我本身就参与了池袋与下关两起随机砍人案件的采访。下关的案件，我三星期前才刚写过稿子。
这名三十五岁的精英分子凶嫌十分谨慎，作案前还预先到下关站里面勘查过环境。他到租车行租下用来冲进车站的车子时，特别指定要小型车，并在车站附近购买菜刀，然后从站前圆环的出口开车冲上人行道，犯罪行为充满计划性。他接连撞飞女高中生，冲进车站大厅，直到验票口前才停下车来，下车后面露狰狞笑容，握着菜刀翻进验票口里面……
毫无意义的杀戮。遇害的人毫无救赎可言。如果被害人有任何过错，他们唯一的错，就是相信这个“社会”是安全的，在那一瞬间身在那个地点。
站前、随机、砍人……桶川的命案，让人联想起这一连串案件。
但是……我的思考随着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这起命案是否有些不同？
随机砍人案件的受害者，大半都是跑得慢的老人或小孩。然而这次的死者是年轻女子，而且只有一个，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选择年轻女子？为什么只砍杀一个人？
从上野站搭乘jr高崎线到桶川市需时四十分钟，是东京通勤圈的卫星都市之一。
那里有地方都市站前常见的小型圆环、井井有条的整洁街景。银行分行与大型购物中心、家庭餐厅栉比鳞次。榉树与杜鹃花丛并排的人行道上铺着褐色地砖。命案现场就在这条人行道上，邻近验票口。
我把车子停在离现场稍远的地方，严格来说是违章停车。仪表板上放着印有公司名称的臂章，但也只是求个安心。违章停车就是违章停车。部分“一流”媒体拥有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发行的“路边临停许可证”这种方便的玩意儿，但我这种“三流”周刊记者不可能有那种东西。而且理所当然，我也不像这类媒体拥有“专车”这种奢侈品，会在一旁等我采访结束。只要被开小警车的女警抓到，立刻就要吃罚单。担心归担心，也没法子，我们不是警方认可的媒体，也只能认了。
现场的人行道被看热闹的民众及媒体挤得水泄不通。樱井已经离开了。应该是拍完现场的“杂感”，前往上尾署了。熟识的电视台记者一手拿着麦克风，正比手画脚地对着镜头说明。我仅止于在拍摄的空档扬起一手向他打招呼。
抵达现场后，便开始想象所能了解到的状况。这算是我个人的现场勘验。每次抵达案件、意外事故现场，我都一定会这么做。
被害人猪野诗识来到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从自家骑来的自行车停在人行道旁边。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分。平常的话，猪野会直接走上通往车站的天桥。稀松平常的时间、理所当然的日常；然而，惨案却在这一刻发生了。
她正在锁自行车，被一名自背后靠近的男子持刀刺伤。回头的时候，又身中一刀。她发出惨叫，蹲倒在人行道上，男子丢下她，就这样逃逸无踪……
我停下脚步，看向脚下。虽然已经冲洗过了，但血迹还清晰可辨地残留在那里。据说是她骑来的自行车，钥匙还插在上头。她准备下课后骑着它回家，所以才会上锁。万一车子被偷就糟了，所以正准备上锁。
没有人愿意想象自己会遭逢什么样的不幸。即使刻意想象，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不幸的上限，也就是自行车遭窃吧；但是现实中却有个持刀的凶残男子从她背后逼近了。
突如其来的死亡。二十一岁的死亡。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会让人对一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怀抱着杀意？
太残忍了。
我像要扯开视线似的把目光从现场移开。必须先访问目击者。不能拿二手传闻当报道。这叫“直访”，我想要亲自访问目击者当时的状况。
但是记者会的时间也逼近了。我犹豫了一下该怎么做，当下便做出决定。情非得已，放弃警方那里吧。反正宣布的内容可想而知，而且再过几小时，记者会内容就会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
以将其作为采访对象来说，我并没有瞧不起警方的意思。警方是可以获得最多信息的采访对象。只要发生案件，现场的辖区警察署便会启动调查。若是重大案件，辖区署也会成立搜查本部。很多时候，报社和电视记者的采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但是我们周刊记者有些不同。
电视剧里面，当“杂志记者”或“报道记者”前往警察署采访，亲切的署长或刑警就会详细说明案件内容，或出示现场照片。或者是亮出记者证，警察就会敬礼，挪开封锁线，让记者进入现场。
不过我从事这一行相当久了，几乎不曾遇上这样的状况。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忍不住羡慕万分。好想体验一下那种采访。如果还有来世，我想当那种备受礼遇的记者……虽然这也不是什么让人想要下辈子继续干下去的行业。
实际上对警方而言，周刊记者根本不算记者。就算我出面，也只是个无名无衔的路边大叔。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
不只是警方，日本的政府机关，每一处都有“记者俱乐部”这种玩意儿。这是报社和电视台等报道机构联合组成、法律上不具效力的“任意团体”。原本是为了让俱乐部成员顺利采访而成立的组织，但在我看来，实际上却是各政府机关以成员与否来筛选媒体，以便进行新闻控管的组织。
在警方，各县警层级皆设有记者俱乐部，如果不是成员，即使提出采访要求，警方也不会理睬。所以就算我傻傻跑去埼玉县警上尾警察署，也非常有可能连记者会都无法参加。上尾署那里已经有樱井守在门口。如果能参加记者会，就请樱井拍摄记者会场面，顺道掌握情况就行了。时间宝贵。我选择了访谈。
采访任何案件的基本都是查访。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发生？是什么状况？要写出生动逼真的稿子，需要翔实的资料。只能四处奔波，逐一打听。
我一一叫住路人，不停地抛出问题：“请问您是否看见了砍人事件的凶手？”
绝大多数的人都丢下一句“不知道”离开，也有人默默挥挥手走掉。不过开始询问后不到三十分钟，就遇到有人说：“是个有点胖的男人。”
休假泡汤总算是有了价值。
“可以请您说得更详细点吗？”我兴冲冲地把圆珠笔尖按在便条本上，结果那人说：
“刚才电视新闻说了啊，好像三十几岁吧。”
一阵虚脱。
要是有那么容易就碰到目击那一strong瞬间/strong的人，就不必这么辛苦了。
后来不管再怎么四处询问，遇到的都只有案发后才经过现场附近的人。我也跑进附近的商家打听，但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招呼客人，连声音都没听见”。
但是目前唯一的方法，也只有继续访谈下去。我锲而不舍地继续打听，但看得到现场的店家有限，路人也只是源源不绝地冒出来又离去，很快我就束手无策了。
毕竟现场位于大型购物中心的死角。加之站前这个位置，原本应该会有许多目击者，但不可能有人一直停留在此处。站前的人潮本来就不停流动，会在这里打转的，就只有对着我们或电视摄影机比胜利手势的凑热闹民众。目击凶案的人，早已继续前往目的地或回家去了。
而且秋季的日头落得飞快，天色一眨眼就暗了下来。只有时间和鞋底徒然消磨，我愈来愈焦急。
我打电话给樱井。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进到记者会会场了，差不多要结束了。”
樱井说，起先不是记者俱乐部成员的媒体被拒绝入场，但几家媒体抗议之后，警方答应为非俱乐部成员的媒体另开一场记者会。当然，成员优先。
“真是公家机关作风。”
一定是因为非成员的媒体数量也不少，面对“多数力量”，警方才不得不为他们另开记者会。
我请樱井将记者会中提到的被害人住址等信息大致告诉我。猪野家最近的车站是桶川站，但住址在上尾市。他们一家五口，有上班族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
“好，那请你再加把劲。”我对樱井说。挂了电话，我立刻打给认识的记者。
“那边怎么样？”
“清水兄也在跑桶川？”
如果非俱乐部成员的记者正在开记者会，那么先结束的俱乐部记者应该已经前往被害人家了——我猜对了。我和那名记者闲聊，本来期待对方能告诉我一些无伤大雅的信息，结果听到了奇怪的内容。
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记者赶到时，猪野家没有人，但记者在周围采访的时候，弟弟回家了。奇怪的是弟弟当时说的话。不知道命案发生的他，听到记者告知姐姐的死讯时，竟说：
“真的被杀了？不会吧？”
若非早有预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我难以释怀地挂了记者朋友的电话。难道这起命案不是随机砍人？
夜幕完全笼罩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目击者，是命案刚发生后经过现场的大学生。
他住在距上尾站十分钟路程的住宅区。虽然我已经向朋友问出住址，但入夜以后要在陌生的住宅区里找到特定的人家，十分困难。天色一暗，门口的名牌便意外地难以辨读。而且住宅区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路标的建筑物，地址号码的标示也是时有时无。
我把车子停在目击者家附近，翻找背包，找出笔型手电筒和地图。我下了车，一手拿着地图，用笔型手电筒逐一照亮每一户的名牌或住址。这模样完全就是可疑人员。我想起以前有名记者用打火机照亮名牌，结果烧伤自己的手指，还被误会是纵火犯，遭人报警。不过当然不是我。
找到要找的人家后，我发现前面已经站了一名其他媒体的记者。而且正好从玄关走出来的另一个人，也是认识的面孔。不是别人，就是我在从夏天便持续追踪的埼玉县保险金杀人疑案采访中认识的电视记者。原来如此，现在是在排队等叫号吗？
每次采访案子我总是想，目击者、被害人亲友、加害人的朋友等“相关人士”真的很辛苦。各家媒体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问个没完。有时候前面的记者问完了，但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对方却说：“我受够了，你去问前面那个人啦。”也有人对响个不停的门铃勃然大怒。我觉得这也难怪。我自己也感到很抱歉，但是总不能没有亲自问到当事人就写稿。结果也只好诚惶诚恐地再次提出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