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长大成人的经历里，有一部因跨越了各种社会限制而闻名的电视剧——《全家福》。其中一集里有一个谜语难住了剧中全部人的，也难住了所有观众。谜语大体如下：

有一对父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父亲当场死亡，儿子没死但也奄奄一息。他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手术室，当时只有一名医生值班，但是医生一看见这个男孩就说：“我无法给自己的儿子做手术！”

这怎么可能呢，男孩的父亲不是已经因车祸死亡了吗？

1971年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大家四处和人讨论，还设想种种不同的情况，“也许这位父亲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误将自己当作了男孩的父亲……”

每当去奥赖利医生的办公室时，我总会想起这个剧情。那个说“我无法给自己的儿子做手术”的医生自然是孩子的母亲。然而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人猜不出谜底。

时间在以往两年来可能确实走得比较快，那嘀嗒声仿佛也愈发响亮，很多书我们只好一起看。因此我们在看完《脱缰之马》（一本近期出版的内容精彩而又怪诞的书，描写了一个自私、花边新闻不断的女人的真实故事，故事以20世纪初的英国和肯尼亚为背景）之前，早就开始看别的书了，其中一本是萧伯纳出版于1923年的戏剧《圣女贞德》，我们看的版本附有长达60余页的前言，是他在戏剧上演后撰写的。

萧伯纳赞美贞德：“拒绝接受身为女性的命运安排，她身着男人的服装，如同男人一样作战，如同男人一样生活。”母亲指出萧伯纳的一句名言，他说每个贞德的传记作者都“必须摈弃对性别的偏袒和自身的浪漫，将女人看作人类的女性，而不是带有某种魅力以及某种愚蠢的别的生物”。

我的母亲把自己当作一名女权主义者。作为美国第一代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而不是为了谋生被迫工作的职业女性，她发现她们那一代人中的先驱使一切成为可能，并因此而自豪。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在那代人中也榜上有名，占据了“第一”——第一位哈佛教员俱乐部的女主席，哈佛与拉德克利夫学校的管理总监。父亲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虽然他更喜欢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他们在结论和方式上意见一致，但父亲对于讨论某个理念不感兴趣。

《脱缰之马》里的主角是伊蒂娜·萨克维尔，在传记作者弗朗西斯·奥斯本（同时还是主角的曾孙女）的笔下，她热情、恳切却理性地倡导女性选举权。奥斯本写道：“伊蒂娜并非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在英国东格林斯特德的组织是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联合会的分支机构，他们确信妇女获得选举权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但组织里的成员依然避免不了遭遇各种恐怖威胁。

《东格林斯特德观察家报》曾报道“1500名反对妇女投票的暴徒包围了他们，向他们扔泥块、烂西红柿和臭鸡蛋”。

反对他们的暴徒们向第一家收留女性参政倡导人士的房屋发动猛烈攻击，前门被撞得扭曲变形。警察只能把倡导人士从后门带走，送往协会设在多赛亚姆酒吧顶楼的分会办事处，在那躲了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人群不停地喊叫着要让他们见血。

在长达六周的运动中，这是唯一一起暴力事件，艾黛娜和其母亲的参与，完全可以证明社会对艾黛娜的不满。

父母都很喜欢《脱缰之马》——父亲喜欢它主要缘于他对那个时代的迷恋。而对母亲而言，坚强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那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令她感动，也由于她会联想到自己而产生很多共鸣，只要是由女性作家所写或者主要写的是女性的书，她都会找来看。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找到苏珊·佩德森的《埃利诺·拉斯伯恩以及良心政治》的，而我们下一次要看的书就是它。拉斯伯恩是一位英国女权主义者，也是国会议员，母亲沉醉于这本新传记里。这本书讲述了拉斯伯恩的政治生涯，也提及了她和另外一个女人一生的感情。当我问母亲最喜欢这本传记的哪一部分时，她说：“她必须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一样东西是触手可得的，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而且这本书让我了解到妇女投票权运动涉及了多少工作、机构和计划，一切都太令我痴迷了。如今很多年轻女性把投票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每次我看到那些有投票权却因为怕麻烦而不愿去投票的女人时，我总是觉得很不安。她们需要知道这些女人的故事，了解昔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才争取到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不会觉得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同时找到的下一本书恰好也是与女性相关的。《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作者是记者希拉·韦勒，整本书记录了创作型女歌手卡罗儿·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人生。我不曾听说母亲是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歌迷，不过我认为她会喜欢她们三个的，况且我还记起了以往收音机里播放《你有一个好友》和《从上看从下看》时，她和着音乐哼唱的情形。而且我妹妹肯定听过几千遍卡莉·西蒙和詹姆士·泰勒演唱的《知更鸟》，母亲也喜欢那首歌。这些女歌手出生于二战末期，不曾经历过二战，和母亲所处的年代不同她们最少比她小十岁。但母亲对她们投注的情感，必定如同对和她共事过的年轻女同事一般，像个慷慨的大姐姐。

母亲认为自己这代人和下一代女性之间的隔膜比较奇特，因为她们享有史无前例的机遇和选择，而母亲那代人不曾轻易就获得的哪种权利。韦勒描写了这一代女性共有的“伤害、愤怒、更高的自我认同，还有更高的期待，束缚了上一代女性人生的东西，她们不会再被其束缚，她们不会同以往一样错过人生的机遇”。母亲是第一代开始谋求新生活的女性——她已婚，有子女而且有事业。她说自己过于忙碌，都没有时间歇一下考虑一下曾有过什么期盼，或者是否有过期盼。

“我想起从前。”她和我说，“想到我在布里尔利念书时的女校长，她太优秀了，就是她和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她常常说，姑娘们，你们能够兼顾丈夫、家庭、事业，等等，这一切。你们三个还年幼时，我始终尽可能参加你们全部的学校活动，帮你们准备义卖的东西、照顾你们还有你爸爸、做晚饭、料理家务，还有其他的事，我确实精疲力竭了，但一想起学生时代校长说过的话，就又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多年后的一次校友会上，我和校长说我确实搞定了所有的一切——丈夫、事业、三个孩子，但常感到疲惫不堪，乃至筋疲力尽。她说：‘哎，亲爱的，我是否忘了说，你能够拥有一切，但是，你需要许多的帮助！’”

母亲把这个故事和求助于她的年轻女性分享，还告诉她们，帮助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大家庭、夫妻中有一个人待在家里、请朋友帮忙，此外，假如经济条件允许，还可以请人料理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