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立刻让科特知晓，对于他给予母亲的关照，我有多感激，对于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人和那些爱着她的人而言，这些“小爆发”让我们有着怎样不同的感受。我想让他知道。

在斯隆-凯特琳医院漫长的一天过去了，我不得不花时间赶工作进度了，之后的几天将很忙，每天晚上都有应酬而后我还得去奥斯汀参加一个技术会议。我迫不及待要飞过去，这意味着来回有五小时的看书时间。母亲已经看完了《奥丽芙·基特里奇》，并把她的那本给了我。因此我会在去奥斯汀的途中风卷残云地看完这本书，回程时我会看缪努丁那本。

母亲的回诊时间定在2009年3月24日，医生果真证实了她的猜测——扫描结果显示新的治疗药物没有一点儿效果肿瘤不但接着长大，而且扩散的速度加快了。而现在的治疗已是唯一可用的标准治疗方法了。下面能考虑的只有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治疗方法了。

正在实验中的治疗方法也分多个不同的阶段。奥赖利医生推荐的这种治疗方法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很多：是否有空余的治疗室；母亲的癌症类型；她是否甘愿被来回拨弄，承受穿刺测试去尝试这些实验方法；是否甘愿忍受尝试实验治疗的人必然经历的各种副作用。在母亲做完另一项检查后，我们有两周的时间考虑。

奥赖利医生始终态度非常和蔼。但这一次她的声音轻柔得多，她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明显了一些。她特意和我们多待了一会儿。

“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新药实验，在延缓肿瘤扩散方面有一些疗效。”她说。到家后母亲对我们说：“医生并没有放弃你们知道吗？这意味着下面有整个月的时间我都不用做化疗了。18个月以来这可是头一次。”这不愧是个令她高兴的好消息。一整个月不用做化疗，就意味着一整个月没有副作用，能够开开心心地举行生日派对了。至于还在长大的肿瘤，等过两周再说吧。

见过奥赖利医生后，我们还要等一些流程走完才可以离开，我趁着这个空当又和母亲多聊了一会儿。

“你有没有感到很失落？”我问她。

“没有。”她说，“我早就想到这一天。不过还没到最后呢。我想为夏天制订一些完美的计划，至于秋天，我就量力而行了。”

我们沉默了片刻。

“你读过缪努丁的书了吗？”她问。

“你会爱上那些故事的。”我说，“尽管很黑暗，却很令人着迷。”

“这些故事发生在哪儿？”母亲问。

“发生在很多地方。如巴基斯坦的乡下，拉合尔和伊斯兰堡，还有巴黎的。那个发生在巴黎的故事写得太棒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或许因为这两本书都是在往返奥斯汀的飞机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间，其他奇迹》时我会时常想到《奥丽芙·基特里奇》，不仅因为这两本书均是由互有联系的故事组成的小说集，而且因为它们使用了相同的语气尖锐又有些苦涩。缪努丁笔下的很多角色都直率又固执，比如奥丽芙。

“在曾走过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渴望再去一次的就是巴基斯坦。”母亲说，“不过我认为不可能实现了。杜普利还有我在那里的别的朋友说，那儿现在比阿富汗还危险。我担心的大卫并非会被杀死。”母亲微笑着说，“不过我认为我也许已经不能再去旅行了。看情况吧，也许我还能再去一次伦敦或日内瓦。”她咬着下嘴唇，显得很悲伤，又有些挫败。每当她忍受痛苦或者走神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闭上双眼。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陪她坐着。

生日派对的时间一日日接近了，母亲却病得越发严重。她对我说自己得服用多少止泻药，得去多少趟洗手间。我问她妮莎对这种情况是否有一些建议，她说已经问过了，也试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否让肠胃有所缓解。母亲那周没心思看书，不过正像我预见到的，她的确非常喜欢缪努丁的《其他房间，其他奇迹》。书的结尾故事是《莉莉》，描写了莉莉和穆拉德之间的婚姻问题。我们聊得最多的也是这个故事。那段感情的破裂，两个人都有责任，不过我们也会看到，就算双方社会地位匹配，如果成长环境不同婚姻也可能陷入困境。莉莉从生活节奏快的伊斯兰堡搬到穆拉德的农场后才发现两人生活上的差距之大，而她想要的并不是这个。

“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今年我们看过的最悲伤的一个。”我说。

“我也一样。”母亲说，“没有一件好事，他们确实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最令人痛心的是最初他们怀着那么多希望，制订了那么多计划。”

后来我们的谈话从巴基斯坦的故事转移到邻国阿富汗还有图书馆的进展上，现在已经具体到建筑图阶段了。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便是大卫·罗德怎样了，他还被阿富汗人绑架着，我们对他的健康、身处的环境，乃至他是否还活着，都一无所知。母亲说她始终在为大卫祈祷，每个晚上，天天如此，也一直在查收邮件，希望能得到哪怕一点儿与他有关的消息。

派对前一天，家里收到一个巨大的花束——是母亲在南丁格尔学校任职期间的最后一届学生们送的。在任妇女委员会的总监之前，母亲曾在南丁格尔学校执教，还曾担任管理人员。1990届的姑娘们共同送给母亲一个漂亮无比的花束，还附有卡片，感谢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那次是母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接下来，她的脸上神采飞扬，好像可以状态很好地迎接自己七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了。不久，客人们陆续到来。她站着的时候不少于两个小时，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到来，之后又和每一个人道晚安。她甚至没遵照计划，喝了好几口香槟。实际上那个晚上父亲显得更为虚弱——我忽然意识到，所有压力和担忧都是父亲在承受。

或是肾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间里遍布的意志力带来的正能量，那个晚上母亲显得比她在以往几个月的状态要好得多。假如是不认识她的人，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由于胰腺癌已经做了长达一年半的化疗，而连医生都断定常规治疗方法已经不管用了。有位朋友的妻子几年前死于癌症，他在离开前对她母亲说：“你肯定累坏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仅是微笑着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举办派对了。”

派对结束了，留下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剩下的三明治太多了。最近几个月，母亲不管看见任何浪费都会接近崩溃的边缘，看着盘子里装满三明治她就感到悲伤。

我看见大卫和嫂子南茜小声商量着，之后走向母亲，问她是否介意他们带一些三明治回去。

危机解除了。

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昨晚是她过得最快活的一晚，她的高烧也好了。

“高烧？”我疑惑地问。

“当时我不想让你们担心——实际上我当时烧到了3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