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没忘了给我讲另一个波斯尼亚家庭的英勇故事，她是在那担任选举监督员时遇到的这家人。他们为了投一张选票，不怕艰难险阻，穿越布满地雷的危险区。母亲的同伴是一个年轻的荷兰志愿者，他们想走在前面，让这家人跟在后面。但是，这家人坚决不同意。“不可以。”他们说，“我们必须在前面走，你们是来援助我们的，而不是来接受我们援助的，要是有地雷，一定要先炸死我们。”

后来母亲又提起她的朋友朱迪·马约特。朱迪在上大学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她凭借自己的毅力得以再次站起来，在做了十年修女后，她成了闻名全世界的难民方面的专家。她一直担任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的主席，长达几年。

1993年，朱迪对苏丹南部一个急需食物的社区进行援助本来计划好用空投的方式进行投递食物，没承想飞机从另一个方向飞来，没按照指定的路线飞行。一袋重量超过90千克的食物从天上掉落，重重地砸到了朱迪腿上，整条腿当即碎成十段。幸运的是，正好有一位负责救援工作的医生在场，马上做了急救，当时朱迪流血过多，一度没了脉搏。后来，朱迪在非洲做了小腿截肢术，回到美国进入梅奥诊所时，她的大腿也无法留下来了。但朱迪活了下来，又接着从事难民工作。

“真幸运，被砸中的恰好是我那条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坏腿，我一直都如此幸运。”朱迪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这样说道。

这些所有上面提及的人，在母亲心中都是勇者。

“我明白，妈妈，我也认同这些故事都是勇气值得称赞又令人感动的。只是，莫非你在阿富汗全境封闭时穿越伯尔山口，不需要勇气吗？莫非你搭乘装满圆木的直升机飞离佛罗里达州时，看着没被绑结实的圆木在机舱里滚来滚去，不需要勇气吗？”

“不，实际不能算。”母亲坚决否认，“我不过是自己想要去那些地方，又怎么称得上勇敢呢？我提到的那些人，他们却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仅仅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对的。那个小男孩或者波斯尼亚那家人，以及约翰和朱迪，他们才是真正的勇者。”

“好吧，那你在阿富汗的一家小旅馆和二十三个圣战士合住一个房间，又怎么算？”

“那二十三个圣战士更勇敢。”母亲笑着说，“我认为他们很害怕我。”

天慢慢黑下来了，气温也下降了。这次化疗的时间很长。我们两个人同时抬头看生理盐水是不是够用。生理盐水和化疗药像是两条小溪，交汇融合后一起进入母亲的身体。护士告诉我们，假如生理盐水滴完了，而化疗药物还有，那么化疗药物单独流入身体也许会造成烧灼感。这样的事未曾发生过，但却让陪护的人非常感谢能够有事可做。我盯着塑料输液管，不断察看生理盐水还剩下多少，觉得自己也像为母亲做了点事。好比幼儿园里的聪明老师会交给每个孩子一个小任务一样，让这个小朋友去擦黑板，让那个去喂兔子。因此，我猜测护士故意把一些小事安排家属去做，让我们认为自己还能起点作用。看好药水，不时检查。盐水就快滴完时，化疗药物也基本用光了。

“我认为那些勇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人，是另一类真正勇敢的人。肉体的勇敢只是一方面，而有时，太好胜逞强反而是愚蠢的行为，特别是为了救一个莽撞的人，反而让其他人陷入险境。不管哪一回，凡是我去难民营行动，我会反复和当地的同事确认，躲开不必要的冒险，也一定不会让他们做任何难以应付的事。这一点很重要。”母亲接着说。

没多久，化疗药品和盐水都打完了，护士过来拔掉母亲手上的针头。一般母亲会马上站起来，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但那天她却没这么做，她依然坐在椅子上。

“你没事吧，妈妈？”我问。她显得有点儿憔悴。

“我觉得有点伤心。虽然我相信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在有生之年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只好说：“我明白。”

“不过，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不久我会收到很好的消息。”

母亲近来和她的哈佛老朋友联络越发频繁，正是那个朋友送了她《每日的力量》，那是他送给母亲的第一份礼物。后面几个月，母亲和他说起阿富汗的事情，还表达了她对教育的热忱，使他深受感动。他也和母亲一样深爱书籍，或者比母亲更甚。有一天，他提了一个建议：假如他捐些钱去建造阿富汗图书馆的话，母亲是否可以多休息一下，不必让自己那么操劳？

当然，她是这么向他保证的。

在读书会讨论过《面纱》之后，过了几天，母亲打电话给我。通常都是我给她打电话，不过这回她迫不及待地要跟我分享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你一定不肯相信。”那个早晨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一定不肯相信……你肯定会吓得无法言语，那个不愿意我对图书馆的事太操劳的朋友……”

“对，我想起来了，怎么了？”我问。

“他刚才和我说，他准备捐100万美元援建阿富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