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愿意谈及死亡，但极少有人愿意谈及就要来临的死亡。母亲则恰恰相反，任何人问到她这个问题，她都会明确地向其表示：她清楚自己得了一种治愈不了的疾病，甚至这种疾病最后还会导致她死亡。任何一个有关一年以后的话题（例如，某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死亡的话题摆在面前。一般母亲会说假如那时她还健在，身体状况还不错，她会很愿意参加。不过偶尔她也会非常坦白地说她觉得那时她也许已离开人世了。

有的人依然对母亲提及自己癌症的方式视而不见。他们会说：“我确定你会好起来的。”或者：“你会打败癌症的。”或者他们会讲一些人得了毫无治愈希望的绝症却痊愈的神奇故事，故事涉及他们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等。

一谈及此，母亲偶尔会表现出挫败感。有时，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我认为她确实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也确实认为会有奇迹出现。有时她想谈论她的死亡，有时她不想谈。有时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话题都不同。这种感觉就像坐进一辆乱冲乱撞的车里，司机不给别人任何示意就随心所欲地变换车道。前一分钟我们还在谈论她的葬礼，蓦地她又盯住了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之后连一口气都没喘马上又转换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用摆花，道格负责一切仪式方面的事务（他们已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等细节做了讨论），整个仪式时间一定不要多于一个小时。

在母亲被诊断为癌症的前几年，她和父亲在了解了善终服务，又明白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就和我们谈过他们安乐死的决定和他们的遗嘱，以及其他已经签署好的法律文件。他们着重指出希望生命的尽头是在家里走完的。当他们的生命体征衰败后，假如出现明显迹象显示他们的生命已逝去，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尝试挽救他们。也许这就是母亲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身后事的原因。

有一次我的朋友的朋友从伦敦来到纽约，由于生病，她在纽约期间都窝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整一周，日日夜夜都在看电视节目，最后她宣称自己终于认清了美国人。“说到美国人，”她说，“就是每时每刻都对一切事务非常关心。”

可母亲并非如此。她之所以那么高效，缘于她做任何事都分得清主次。她尽心尽力地忙于她关心的事情，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用于某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阿富汗图书馆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因此她每天打很多电话、参加会议使这件事向前发展。需要设计和发放宣传册，还要拟订来参加慈善活动的邀请名单。需要审阅各种相关的提案、图书馆的建筑构想，还需要琢磨图书馆管理和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而安全问题排在了第一位。母亲对我说，她对朋友大卫的安危尤其关心，他是董事会成员，也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并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妈妈。”一天，在她显得非常疲惫的时候，我说，“要是你想轻松一点儿，那么待在家里，听听音乐，谁都会理解你的。”

“我明白。”母亲说，“如果和图书馆有关的事都安排妥当了，我肯定会缓一缓的。我想再多做一些工作来支持筹款，然后我会把所有工作都交接出去。”

返回纽约后，我们在2008年3月16日去医院拿母亲确诊后的第二次检查结果。她对一种叫希罗达的化疗药物反应强烈，因此给停用了。医生告诉过我们，这样的话这次的检查结果也许就不如上次的好。

母亲觉得好些了，体重增加了，精力也恢复了一点。虽然她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不过依然做好了接收一切消息的准备。我忆起大学时听到的一个颇具戏剧化的故事，是一个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的男人讲给我听的。我总会记起这个故事，在每次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与坏消息并非独立存在，都是与你的期望比较而言——的时候。

这个男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直接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当时正处于战争期间，他第一次行动就被敌方击中并做了俘虏。也许要在敌国坐几年牢，他也情愿忍受，只是希望刑期不要多于五年。这个时间是他能够忍受的，再长的话他会崩溃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两年，他和一大群犯人一起受到法庭的传唤。他们将一个挨一个获知自己的刑期。他听到的前三个宣判都是：死刑。他突然发现自己在祈祷：即使活在牢里也不错。他愿意忍受更长的刑期，只要可以活着。而他也的确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为此而高兴。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母亲听，她笑了。

“没发现新的肿瘤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她说。

父亲不久到了，后来我们被叫进检查室等等奥赖利医生她在几分钟之后来到我们之间。她身穿白大褂，我留意到她这回戴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她的眼神与以前相比更加神采飞扬，灰蓝色的眼睛好似宝石，衬托得她皮肤更加红润。她留着青少年男孩偶像一样的波波头。也许是我的想象，我觉得她的脚步似乎更加轻快。她打算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不过她好像更预备先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佛罗里达州怎么样？那里的治疗怎么样？水泡和口腔疼痛好多了吗？便秘和腹泻呢？），下面就到了告知检查结果的时间了。

“好，我告诉你吧。”奥赖利医生说，“检查结果特别好。没出现新的肿瘤，以前的肿瘤也都略有缩小。效果非常明显，你也胖了一点，身体感觉如何？”

“好多了。”母亲说。

“完全像两个人一样。”奥赖利医生说。

“妈妈的肿瘤缩小了多少？”我问道。

“你第一次来看病的时候，肝脏那里肿瘤面积大概占了30%。”她说。她一直将母亲作为回答的对象，不管是谁在提问，她一直看着母亲，“目前是接近15%。”

我想到了那个中央情报局探员唐尼，他因被判无期徒刑而喜笑颜开。当你肝脏的30%面积布满了癌细胞时，15%的数字才算是好消息。当然，只要这个数字持续变小，那么不管怎么看都算是个好消息。我注视着母亲，光彩又重新回到了她脸上。父亲喜形于色，在几分钟前他的浅笑还带着一丝紧张和不安。刚一回到候诊室，我就马上给妹妹和哥哥，以及叔叔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母亲也许还能活更长的时间。

父亲走了，我陪着母亲做化疗，我们坐在一起。“我猜每个人为我做的祈祷都有效果。”她说，“我必须得让弗莱德知道。”弗莱德是麦迪逊大街长老会的牧师。

“你有伍德霍斯的书吗？”她问我，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有啊，就在我包里。太有意思了。”

伍德霍斯的系列小说吉夫斯让人看过后非常愉快。讲的是一位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管家以及他亲密却不幸的职员的故事。我的教子中年纪最大的是个古典主义者，也是一名律师，他特别喜欢吉夫斯系列小说，他的父母和我及我的父母关系特别好，他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再给伍德霍斯一次机会。

“我原先对看伍德霍斯的书缺乏耐心。”母亲说，“现在不同了。我认为故事很精彩，幸福多于做蠢事，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么蠢。我依然搞不懂你为什么那样喜欢那本书。”我在佛罗里达州看的约瑟芬·铁伊那本书，是母亲和我为数不多的看法不同的书之一。

母亲评价那本小说令人吃惊的结尾是绝对可以猜得到的，但即使她未曾先去看结尾，也不会觉得惊讶。此外，她还认为书里面的人物特别无聊。这个评价令我有些生气。

“我就是喜欢这本书。”我的辩解并没有说服力，“可是你不认为看一些无知的书，能够将注意力从别的事情上转移过来吗？”

“现在我可没时间去看那些无知的书了，还有那么多好书等着我去读或者重读。况且我发现，要是一本书过于无知，往往是因为作者确实无话可说了，或许那本书毫无价值，又或许整本书自始至终只是一个玩弄的伎俩。要是你先看了结尾，你就不愿意浪费时间看这本书了，即使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也会是无知和浪费时间的。不过伍德霍斯的大多数书却并非如此。我并未发现他的故事傻。我喜欢他笔下的人物，比如博迪、吉夫斯。他们有点荒唐却又招人喜欢。我也喜欢伍德霍斯笔下的人物们收集的奇怪东西，比如袜子、银子、单片眼镜。这令我记起我的那些喜欢收集奇怪东西的朋友，比如用麻将牌做成的首饰，以及女子仪仗乐队的明信片。他特别满足于那个由晚餐、订婚、贵妇姨妈构成的世界，这是显然易见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威尔。这本书有趣，却不愚蠹。这两者是不同的。”

“那像《爱丽丝漫游仙境》这样的书呢？愚蠢吗？”

“刘易斯·卡罗尔肯定不傻。这本书里有些部分傻，不过它更是一本复杂、完美、令人着迷的书。我不喜欢的书，指的是人物呆板，引发不了你关心他们的想法，你也不注意他们关心什么的那些书。我绝对不会看这种书，因为有太多的书涉及的人物和事情是你关心的，谈论生与死。”

“可是——”我看向地板，因为我即将提起的话题是我从未准备在此时此地谈论的，“阅读关于死亡的书会很困难吧？”我停顿了一下，“尤其是书中人物得了癌症的书。”

母亲摇了摇头，说：“抽象地阅读死亡并不困难。当然我喜欢的人物死去时，我是难以接受的。你会由衷地怀念那些人物，即使不同于你怀念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你还是会怀念书中的人物。我觉得我一直都无法从《飘》里梅兰尼的去世中恢复过来。对于那些提及癌症的书……”她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我不认为死于癌症更不幸，相比于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以及意外或任何其他事情而言。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生活。假如排除掉与死亡相关的书，那么就没有几本书是我们能看的了。”

“因此你不在意阅读令人沮丧的书吗？”我问。

“是的，一点儿也不在意。虽然对我来说，会觉得很残酷。而阅读与残酷有关的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

“因为只有当你读过之后，你才更容易对残暴进行识别最让人不忍的时候，是在难民营听到那些人被强奸、被侮辱，或者被逼着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姐妹、孩子被强奸、被杀害的时候。我们难以去直视这种残暴。只是人表现残暴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形式由于很细微而难以看出来。因此我倡导通过读书来进行认识。我认为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是集残暴之大成者。作者善于对残暴的场景进行细腻的描写，与《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对待布兰琪的方式类似。故事开关是低声细语、凝视、贬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也多得很，如贡纳莉折磨李尔王，或是伊阿古和奥赛罗说话的口气。我喜欢狄更斯的原因，也是由于他表现了各种各样形式的残暴。你有必要从头学会识别这种残暴，因为大奸大恶起初不过是非常小的残暴。”

我记得我们搬回纽约之后，母亲曾做过多年英语老师，教高中生。我问母亲有没有认为哪本书让人过于情绪低落而无法教给孩子们。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