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了那些书的编辑。”

或者：“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听说过，我还看过一部分内容，不过想不起来是太好还是太糟了。”

在书店里会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作者名字的字母排序：在寻觅一本小说的时候，光看到作者的名字，你也许就会想起另外一个姓名类似的作者，其某本书正是你始终想看却忘了买的。视觉冲击：封面亮晶晶的封套也许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不确定性：由于迷信的缘故，我差不多一直认为买下那本我弄掉了的书是必然的。提示性：我和母亲对书店“推荐区”的书会特别关注，尤其是上面贴有黄色即时贴或手写的货架插卡的书。我喜爱货架插卡这个书店新词，因为它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个和你对话的书架，或是一个与书架对话的人。

从书店回来，我买了一本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以及被我不小心碰到并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讲的是1889年一次搞笑的乘船旅行的故事。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认为母亲曾读过这本书。我也断定母亲读过，只是我们一直未就这本书展开过讨论。

“妈妈，我从纽约也带了本书。”我们从书店出来向汽车走去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州气温很低。我的停车技术很烂，不像平常的司机将车停在离门口很近，但要求高超的技术才可以停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了即便是喝醉了的重型卡车司机也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得了胰腺癌症的那个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

“他情况还好吗？”母亲问。

“我认为他还在努力。几周前，即在我辞职之前，我和他通过一次话。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们非常喜欢他。”母亲最近联系了卢斯特基金的人。这个机构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同时努力提高大众对胰腺癌症状的认识和治疗方式的改进。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纪念一位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他于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

我不敢断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悲惨的书，作者在开头就说得明白：他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我们回到母亲的房子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作为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的话，母亲就能够信手翻两页，再决定是否要读这本书。

“你为什么不去沙滩散散步？我想把脚抬高了歇一会儿。”

于是母亲坐到沙发上，我则手拿铁伊的书走开了。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很久。在沙滩上看书是一项不切实际的事。阳光太大，我的太阳镜镜片不是渐进式的，所以我得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形成了一场小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引诱人丢掉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合适，当周围是异常激动，兴奋得尖叫的孩子们时，过于严肃的书完全读不进去，在欢乐的情景下保持严肃的心态也很难。

不过今天确实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刚一翻开就使我迷醉。这本写于1949年的书，使我想到了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其出版于六年后，引发了轰动。这两本书里对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均有描写。铁伊的聪明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露真相，因为会牵涉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客厅里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一点儿不会让人感觉沉闷。

1952年铁伊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父母是水果商人和教师。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但没有看过她的书，之前连她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但我发觉《博来·法拉先生》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就很激动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

看书期间，我时常会强制自己停下来，放下书本认真想一下。我所想的和我说的谎有关。要是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对她会更好吗？也许不会。而我费了很大劲儿也想不起来母亲哪次对我说过谎。而且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去找另外的假海龟来代替。她也说过别的谎，明明事情很不好办，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她说她不疼，那么是在说谎吗？我们在私下里看见她时，发现她满脸痛苦，总是做深呼吸，或是咬紧了下唇。

到了从海滩回到公寓的时间。我进屋时，母亲依然坐在沙发上，背朝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沓纸，是《最后的演讲》的书稿。

“你认为怎么样？”我问她。

“这本书使我认为自己特别特别幸运。”

“真的吗？”我认为有表达得更清楚一点的必要，“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

“没错。不过他有三个尚年幼的孩子，他无法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做爷爷是什么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