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仍然不想搬家，纯粹是因为她不想离开。但她不搬家会让母亲更加沮丧，她会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样做好吗？我忽然想到一段经文：“非我，无我。”

“你确实不愿意我留下来吗？”妮娜问母亲。

“自然想，但我更希望你搬去日内瓦。”母亲说。

“假如是我生病了，你也像我一样面临是走还是留的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亲爱的，这根本不是一码事。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

“你会选择留下，对吗？”妮娜问。

母亲没有说话。

于是妮娜打电话问我：“我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母亲刚给了我一本《灿烂千阳》。这本胡塞尼的新作，写于《追风筝的人》之后。2003年《追风筝的人》出版不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一佳作。她特别喜欢这本书，向别人极力推荐。她被这本书和作者深深迷住了。胡塞尼是喀布尔人，生于1965年。他过去在阿富汗的小学读过书，11岁时和做外交官的父亲搬到巴黎。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塞尼一家以难民身份留在美国。后来，他当了医生，在每天上班前抽出一点儿时间，写作《追风筝的人》。在作品即将完成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恐怖组织袭击了美国五角大楼，使胡塞尼产生了放弃写作的念头。但他的妻子鼓励他写下去，因为这本书能够让人们看到“阿富汗人充满人性的一面”。母亲觉得胡塞尼这一点做得很成功，她不但了解阿富汗人，也喜爱他们。书里的阿富汗人都很可爱，和她在阿富汗实际见到的一样。她不用再费力向别人解释她喜爱的那个一再被误解的国家，人们只要去看《追风筝的人》就能理解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母亲对《追风筝的人》的评价。虽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不过我认为它的情节有点过于夸张。把恶毒的塔利班组织描写成纳粹，有这个必要吗？书里面还安排了一个使用弹弓的重要情节，我也很难信服。如果我对母亲喜爱的书发表不同意见，她就会皱起眉头。这是因为她觉得你没找到重点，过分地抓住某一点不放，并非因为你的意见和她的不一致。这就像她说的是某家餐厅食物的优劣，而你却忙着批评装潢不好。两个人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母亲把《灿烂千阳》给我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她和父亲在纽约的公寓的客厅里。阳光穿过法式大门，照得室内一片明媚。她说她喜欢这本书，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追风筝的人》，因为这本书以女性为主角。母亲深信，如果阿富汗的女性能够受到教育，可以阅读书籍，她们将会承担起拯救那个国家的重任。“这本书里没有纳粹。”她强调道。她一直记得我前面对于《追风筝的人》的批评。

我一看完书，就跑去找母亲讨论。父亲还在办公室工作，母亲在家等着召开电话会议。我们讨论这两本书里显露的足能改变命运的人生选择，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人们最后才明白他们永远无法从头再来；第二种是人们原本以为还有退路，直到最后才发现退无可退；第三种是人们认为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最后却发现，当初以为无法改变的事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发现得太迟了。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在做决定之前，要事先想一下做出决定后会不会后悔，要做好两手准备。当陷入两难境地时，那个在需要时能重新再来的一个是最佳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不是个好选择，要选择有逃生通道的那条路。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期，可以不假思索就去异国他乡待一段时间，我想这就是原因。若只待在家里，就无法去其他地方。而不管你去了任何地方，总是有机会再回来。

母亲给我《灿烂千阳》时，还给了我许多其他的书，其中一本是心理治疗师苏珊·哈尔彭著的《疾病的礼仪》。副书名是“无话可说时要说些什么”。作者是一名战胜了癌症的人。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当你面对“做了某件事后结果反而与预期的相反，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情况时，你应该怎么做。这几年，母亲和父亲一直都很关注临终关怀的话题，如姑息疗法。临终关怀不仅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还能够帮助病人和家属在整个病程中尽可能地提高生活质量。很久之前，在母亲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她就列了一个单子，上面写满了她生前身后的愿望。她的思想一直与时俱进。她并非杞人忧天也并非因为她异常忧虑。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在她无法说话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了她的想法而争论不止。

母亲认为我必须要看《灿烂千阳》和《沉沦之人》。而《疾病的礼仪》，则是母亲希望我去看的书。这本书在我的床头放了好几天，我翻都没翻一下。我觉得没必要看这本书，我只要凭借自己的常识去断定就没问题了。

我之所以喜欢纸质书，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有真实的存在感。电子书没有物质形态，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印刷品是真实存在的占据空间的东西。不过，有时书会非常可恶地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如装满旧相片的盒子、洗衣篮，或者被包裹在t恤里。有时很久没找到的一部厚重的书，就那样正面向你发出挑战，让你人仰马翻。我有时也会看电子书，不过都是我主动去搜索，因为它们从不会主动引起我的注意，跟在我的屁股后面等着我去发现。电子书你既摸不到，也感受不到，它们像一些无实体的灵魂，既无质感，也没有分量。它们可以钻进你的大脑，但无法让你心向往之。

作为一个失眠症患者，我在凌晨三点钟和工作时间想看的书天差地别。我用几个难眠之夜看完了《灿烂千阳》。一晚在伸手关灯时，由于不小心碰掉了《疾病的礼仪》，于是拾起来想随便翻翻看，结果沉浸于书中无法自拔，三个小时后才抬起头来。大卫和我住的公寓不算大，但景观很好。它的南面与五角大楼遥遥相望；东面是布鲁克林大桥；西面是哈得孙河对岸名建筑师理查德·迈耶设计的玻璃大楼，公寓和河水之间的区域还坐落着一些低矮的砖房建筑。

我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发现天光熹微，从我家窗户望出去，影影绰绰地看见哈得孙河东面的点点橘色灯火。我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把书看完，然后正好去上班。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认识到疾病确实也是有礼仪的。其实我并不是非得知道疾病的礼仪，只是现在找不到任何拒绝学习的借口。

哈尔彭认为读者应对这两个问题有所区别：一是“你感觉如何？”二是“你希望我问你感觉如何吗？”即使被询问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第一种问法也有些咄咄逼人，第二种问法则平和了许多，因为这让被询问的人可以说“不”。她可能那几天感觉身体很好，不想被当作“病人”对待；或是身体状况很糟，不想在病情上投入太多关注；又或者那一天有太多的人问过这个问题，即使询问的人是她的儿子，她也不想再回答了。

我把书里的那个问题和另外两件事记在了一张小卡片上，从而时刻提醒自己，之后把这张皱巴巴的小卡片放进钱包里。我写的是：

问题：你想说一下你的感觉吗？

不要问你能做什么，直接给出一些建议，如果不冒犯的话就直接去做。

不要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有时只需要陪伴。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就给母亲打了电话。

“早上好，妈妈，你想谈谈你今天感觉如何吗？”

此时母亲正好想谈这个。她说感觉好些了，安装的支架起了很大作用，她的黄疸症状基本消失了。父亲一直都陪在她身边，他一点儿也没觉得恶心。她为他感到骄傲。（每当别人详细描述手术或者疾病的情况时，父亲就会很生气，我现在意识到他也许认为这话题不适宜。）母亲似乎有了好胃口，不过她刚结束第一个阶段的化疗时，嘴里疼痛不堪。奥赖利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药，能够帮助她恢复体力。她很担心类固醇的药效消失后，还会感觉疼痛。她始终在考虑我提出的建议——写博客，她让我以自己的口吻写，态度很坚决。我们的博客的名字是“威尔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新闻”，很直接。

母亲觉得自己写开头比较好，不过要以我的口吻，假装是我写的。她口述，我负责帮她打字。下面这篇就是母亲借我的名义写的：

从昨天开始，每周母亲都要到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看病。她觉得那里的人都很友善，她对那里的一切感到很满意。

我开始写这个博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在询问母亲、父亲、道格、妮娜，以及我，要怎样保持联系。有什么新消息，我都会在这里发布，如母亲去伦敦、日内瓦等地的行程安排等。想知道近况的朋友们可以随时上博客查看。

另外，大家也清楚，给母亲发e-mail或者寄信比给她打

电话要好多了（我父亲一直不喜欢打电话）。不过，因为需要接受治疗以及实施旅行计划，她可能无法马上给大家回复，假如没有收到回复也不必担心。

最后，母亲非常感激大家的关心和祝福。我们也一样。

母亲说我可以对这篇博文随便修改，不过她觉得上面提及的旅行计划应该保留，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她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没有对这篇博文做任何修改。母亲对我说：“很抱歉，你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我还让你做这么多事情。”这话她说了好几遍。虽然我告诉她，更新博客的工作量微不足道，她依然要我保证我会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母亲还拜托我另外一件事，希望做下一次化疗时我陪着她，我向她保证以后尽量陪她做化疗。母亲生病这段时间，安排我们全家人陪她去就诊，因为她必须经常去看病。我很快明白了，母亲在用这种方式给我们陪伴她的机会，与我们在一起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也让父亲省下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以后他还要陪母亲做大量复杂得多的治疗，以及住院陪护。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陪母亲做化疗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母亲急切地跟我分享她的两个新计划：一是她打算多做瑜伽练习。她喜欢做瑜伽，因为做瑜伽能够让她放松身心；二是她决定趁自己精力还不错的时候彻底整理一下她的书桌母亲最想做的是把通讯录中重复的那些删掉，我对此难以理解，不过看到她那么兴奋，也就由她去了。我想起了一句话：“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我认为，是否整齐清洁，要看你拿什么标准衡量。清除掉不必要的东西，道理不也是如此吗？

母亲还计划看更多的书。那时波拉尼奥的那本她已经看完了。我把胡塞尼的书还给她时，给她带去了大卫·哈伯斯塔姆写本的最后一本书《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这本书可称得上是史诗般的著作，内容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同时这也是我刚刚编辑出版的一本书。哈伯斯塔姆是母亲上大学时认识的朋友，他曾与母亲的闺密交往，那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士。我帮哈伯斯塔姆出版过几本著作，也很幸运地成为他还有他的妻子珍的朋友。六个月前，一位实习记者主动提出开车带哈伯斯塔姆去做采访，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哈伯斯塔姆当场死亡，而就在几天前，这本耗费了他十年心血的非常完美的著作才得以出版。

在哈伯斯塔姆故去之后不久，我因公飞去纳什维尔，正是在那里哈伯斯塔姆因报道民权运动而出名。原本我心情愉快，但在系上安全带的一刻，我彻底失控了。因为乘坐飞机总让我心中充满离别和悲伤之感，就像阳光聚焦在放大镜下，令人灼热难耐一样。坐在座位上，等待飞机如平常一样起飞时，在哈伯斯塔姆离开这个世界后泪水第一次唰唰流淌，瞬间狂奔出眼眶。

那个夏天，母亲和我看的书篇幅都比较短。后来我们则开始一本又一本地看鸿篇巨制。也许这意味着另一种代表希望的形式。看完波拉尼奥、托马斯、哈伯斯塔姆或胡塞尼的书你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它们都属于篇幅较长这一类。我对母亲说，我们看的这些书除了都是大部头的书外，还表现了同一个主题：b人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b

“我觉得大部分好书都是表现这个主题的。”母亲说。

母亲还在为妮娜不肯搬去日内瓦的事操心。“你告诉她，她去了也可以随时回来，不过她必须要去。”

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我掏出读过《疾病的礼仪》后记下的三条注意事项，决定不发表意见。然后我给妹妹打去电话。

“我会去那里的。”妮娜说，“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我们和孩子们会常回来看她。她也说过会常去看我们。当她需要我们时，我们可以随时回来。妈妈坚持让我去，要是我不听她的，她会生气的。”于是，妮娜决定搬去日内瓦。

“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不管怎样，妮娜决定按照原计划搬去日内瓦，不但母亲开心，我们大家也感到欣慰。虽然母亲病了，但生活仍要继续下去。至少那时候是这样的。当需要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做。

非常，非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