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也就是9月中旬，我的爱人大卫和我去了一个朋友那共度周末。那里距离曼哈顿开车只需两个小时。

当母亲知道我要去拜访这位朋友时表现得很兴奋，因为那栋房子原来属于作家约翰·奥哈拉，现在则归属于他女儿威利。奥哈拉是母亲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那栋房子建在看起来摇摇晃晃的悬崖上面，从上面可以俯瞰沙滩和大海。房子里有可以躺着看书的走廊，真是完美极了。当然，屋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奥哈拉的作品。在这个周末，我决定不看自己带过去的书，而改看奥哈拉的作品。

首先，我有必要介绍一下奥哈拉本人。我从家中他的作品中得知，奥哈拉是波茨维尔人，出生于1905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爱尔兰医生，因此送奥哈拉去耶鲁大学读书对他家来说不是难事。奥哈拉的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去世，他的母亲无力支付学费，所以他不得不从耶鲁辍学。这段辍学的经历让奥哈拉更重视金钱、等级、社会排斥等话题，而这些都成为1928年初他显露写作才华时的创作题材。在我祖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客》上。1934年二十九岁的奥哈拉创作了让他一举成名的《相约萨马拉》。母亲说，本来是别人向她推荐的奥哈拉的书，不久她就成了奥哈拉的铁杆书迷，常常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在我返回家时，父亲正因为肘部的化脓性黏液囊炎住院是母亲强迫他看的急诊，当时囊肿已经长到差不多一颗葡萄那么大了。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询问父亲的病情。母亲说他除了讨厌医院外，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终于把《相约萨马拉》看完了。”我说，“我原本以为那本书是写伊拉克的。”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并不存在的小镇——吉布斯维尔。既不是在萨马拉，也不在中东任何一个城市。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已婚汽车经销商，名叫朱利安，他认为自己出身高贵，交友广泛。一天，在冲动之下，他把威士忌酒泼在了一个他无来由地讨厌的男人的脸上，而这个男人比他更富有，更有权势。三天内，他又做了两件意外之事其中包括与黑道大哥的女人暧昧。这时朱利安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

“我无法相信你到现在才去看这本书。这本书解释了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尽管它的故事情节根本与伊拉克没有关系。书中告诫人们不要莽撞行事、自恃过高，也不要由于傲慢和固执不肯认错。提醒我们要反思，人假如始终受一种教育方式的影响，就认为自己可以任性而为了。”当母亲知悉美国政府以基地组织以及“9·11”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时，她整个人都吓呆住了。父亲有时会反对母亲的自由观点，不过对待伊拉克问题，父亲和母亲基本持相同意见。他们还会分享阅读体会，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

我们在《相约萨马拉》这个话题上越聊越上瘾，后来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书中的第一段引文。其实，那只不过是毛姆写的一个短篇寓言。毛姆也是一位给我和母亲带来很大阅读乐趣的作家。

毛姆这个寓言是一则传统的伊拉克传说，以死神的口吻讲述一个故事。

有一位巴格达商人让他的佣人去集市采购些食品。没多久佣人就回来了。他面色苍白，浑身打战，说：“主人，刚才我在集市时，有个女人推了我一把。我转过身发现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了我一眼又做出一个威胁的手势。请您把马借给我，我要马上离开这里才能不被死神找到。我将去萨马拉，那样死神就找不到我了。”商人于是把马借给了佣人。佣人上马后打马扬鞭飞奔离去。后来，商人来到集市，看见我站在人群中，因此向我走来，问道：“今天早上你看见我的佣人时为何对他做出威胁的手势？”“那并非威胁。”我说，“那只是个表达惊讶的手势。我有点惊讶在巴格达看见他，因为我本来跟他今晚在萨马拉有约。”

命运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过这样那样的角色，尚未扮演的角色也还有很多，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理由来谈论这个话题，特别是在未来的人生中。但在9月和母亲的那次通话中，母亲和我不久就转移了话题。当电话即将挂断的时候，母亲提到一件她想要让我知道的事情。

“我不过是想和你说，你妹妹坚持让我换另一位医生，再给我多做一些检查。”新医生准备再做一次扫描，想了解母亲的肝炎始终没有好转的原因。

“这个主意不错，妈妈。”

接着话题又转移到我身上。“你想休息片刻吗？”她问。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有些不情愿地说，“我都不清楚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完。”那时我在一家出版社任总编辑，正准备去德国参加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要做好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就好，其他的做不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母亲一直这样开导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妈妈，要是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必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吧。不管怎样，后面这几天你依然会很辛苦，而且你身体还不好。”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父亲，陪他几个小时。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要抽点时间出来和几位伦敦来的朋友叙叙旧，还计划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一位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他得了脑瘤。到了周末，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知道，在母亲确诊之前，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忙碌状态。聚餐、参加宴会、拜访朋友、义卖、开会、做计划、接人、买票、做瑜伽、工作、去健身……我们都害怕闲着，因为一无事可做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形形色色狂热的活动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只有父亲闲了下来，即便那是发生在他住院进行针剂治疗之后。一切都会好的，任何事都可以重来，从一开始就避免不好的事发生，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行。

一周后，我正在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在我即将参加一场全部是出版界人士参加的晚宴时，母亲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医生差不多已经确诊她得了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是因为她的胆管长了肿瘤。要是癌细胞只在那里有还算是个好消息，不过癌细胞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的可能性很大。假如像猜测的那样，情况可就有点糟糕了。她的肝脏上也有癌细胞。“不用担心，没多大事。”母亲说，“你不用提前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什么。但她迅速转移了话题，开始谈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厌倦，我抱怨有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e-mail和文件要处理，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母亲劝我辞职：“提前两周和公司打好招呼就行了。先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再去想你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获得幸运之神的青睐，有辞职的本钱，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幸运。”这并不是母亲由于得癌症才有的新想法，她一贯这样主张。虽然她热衷于将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精确到分钟，但也明白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导致的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接完电话后，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主持晚宴。餐厅距离我住的酒店约一英里远，我想走路去那里，顺便厘清思绪，可是我心里乱糟糟的。我有一位好朋友与我一起主持晚宴。我只告诉了他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头昏脑涨，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我问自己：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断发出大笑声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别多想母亲的事，别去想她是不是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方才在电话里和我说她是个斗士，她会和癌症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肯定会这样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三个字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似乎要生离死别似的。

我在晚宴结束后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看向窗外美因河在城市璀璨的灯光下差不多消失了。外面下着雨，路面被打湿了，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界线。蓬松洁白的羽绒被被酒店服务员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放着一摞书和酒店的杂志。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一个字。我喝多了，醉得厉害，我的内心迷茫，我失去了方向。那一刻，我明白我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永远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样子。我读不进去书，因此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断地换频道：从酒店自己的宣传频道换到购物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终画面停在熟悉的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和拉里·金脸上。

过后我和母亲谈到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选择了看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生，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茫然无措，她就没办法静下心看电视，但常会在书中找到给她以安慰之处。书能使她精神集中，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困惑，面对现实，而电视会干扰她的思绪。

奥登有一首创作于1938年12月的诗，叫《美术馆》，就写于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了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面上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着干别的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不管在谈论书籍、进行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时，我都总想到这首诗。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多么了解苦难在人间的地位；

了解苦难发生的时刻，别人总是或在进食，或在开窗，或在默然走过。

那时候，我认为这诗里面的“别人”指的正是我。母亲在经受痛苦，我却在接着过我的日子。

我鼓足勇气跟哥哥、妹妹，以及他们的爱人、父亲（这时他已经康复出院了），还有大卫谈了谈。我们彼此互相鼓励说这仅仅是个警示的提醒，不必惶恐。电话不停地打，另外一个人又会转述每一次的对话，之后又会打另一个电话，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上网浏览相关信息上，想要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确定，谁也不敢乱下结论。

“妈妈，你确定不用我现在回家吗？”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每次和母亲通话时，我都这样问她。

“别犯傻了。”她说，“认真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通话中，她终于详细地向我复述了她是怎么得知自己得了癌症的，也谈及了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问及母亲是不是曾出国工作时，母亲和妹妹马上就对他产生了厌恶感。母亲问我：“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此种问题吗？”她还极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很有条理，所有该问的问题也都提了出来。因为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清楚在必要的时候该怎样做出反击。

“因此，这一次得到的教训是……”母亲停下话头。我等着她说下去，无法想象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需要告诉大家，假如要前往类似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后来得的一切疾病都归咎于这次旅行。这不过是巧合罢了。我们必须要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母亲说。

这即不幸中得到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去偏远国外工作的须知？

“你还得帮我个忙。”母亲又加上一句，“从书展上帮我选几本好书带回来。也许你父亲要看。”

我想带回去的书实在太多了，多到很难选择哪些该随身携带，哪些该邮寄回去。但我脑中一直浮现的问题却是：要是我们早点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果是否会不一样？或者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是命中注定的，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