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我都对小说的开头情有独钟。比如，“男孩子们一大早就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开头之一，出自肯·弗莱特的《圣殿春秋》。如此开篇，怎么可能不吸引人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男孩，并不是因为他声音独特、是公鸭嗓，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个子最矮的，更不是因为他造成了我妈妈的死亡且是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使我信奉了上帝。欧文·米尼让我成了一名基督徒。”还有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故事不妨从海伦和她姐姐的几封通信说起”这一句做开头，“故事不妨”这几个字在不经意间将人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极大的暗示：下面的故事一定万分精彩。

有些小说家喜欢在作品的开头就交代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则只用寥寥几句交代故事背景或者勾画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风暴来临前的宁静。不少作者试图用“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茫然无知”这样的语句来制造悬念，而这正是最不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将以何种方式发生改变——这正是“难以预料”的真正含义。

所有人都无法预料下一秒将发生何事，无一例外。

2007年初，母亲和父亲去佛罗里达州的维洛海滩度假，他们在那里待了好几周。这个舒适的地方是母亲于晚年时发现的，她很喜欢那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样评论佛罗里达州：“那是个适合老年人度过余生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真后悔那时说了那样的话。

家里人为了能抽出时间去达维洛海滩，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且不亦乐乎。哥哥道格是制作人，刚刚制作完成了电影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工作的机构是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tballiance），为对抗结核病在全世界的蔓延而不懈努力。我呢，则为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的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忙碌着，同时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他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他为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做代理人。大家陷于焦虑、拌嘴和一些无关痛痒的病痛中（比如牙疼、头疼、失眠等），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生日派对，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等诸多杂事。我们家总会接二连三地收到别人各种各样的拜托帮忙的请求。比如，出席募捐大会，致开幕辞，回想一下音乐会上某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类似的请求真是数也数不清。我们家人之间给其他家庭成员的建议几乎泛滥成灾，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口吻表达：你必须了解……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不过，这些建议大部分都是母亲提出来的。

若把我们家比作一家航空公司，母亲是中心总调度，其他家庭成员则是停机坪上等待起飞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往目的地，必须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管理我们，决定哪个人能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父亲也处于母亲的调度之下尽管相对于子女来说，母亲对他的控制并不那么严格。

我们必须谨慎地依母亲的调度计划行事，这让我们分外困扰。就像一班晚点的航班也会导致机场秩序大乱，调度备用机，登机滞后，乘客只能在候机大厅里休息等待通知一样，母亲认为计划外的一点儿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一片混乱。因此，哥哥、妹妹和我，只要出现跟母亲商量过的计划有变的情况，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动，我们也会感到不安。

那年2月，我打电话给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告诉她我决定乘坐当天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说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得知消息后只说：“哦。”我听出了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这很显而易见。她接着说：“我原本计划着，要是你早上到，我们就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要是你乘坐下午的飞机，就见不到他们了。虽然我们下午在他们走之前还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时间去租车公司给你租车了，只好由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不过，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会想出办法把这些事情解决的。”

母亲除了安排家人的生活，她还应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帮助他们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如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任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负责联络董事会成员，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务）等。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后来做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做过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联系，包括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乘坐飞机和公交车时认识的邻座，还有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时遇到的难民们。母亲像个陀螺，不停地在介绍人、做计划、参加活动、提供建议和帮助……偶尔她会发牢骚说太累了，但显而易见，她是累并快乐着的。

母亲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的基金会，这花费了她最多时间。1995年，她第一次去阿富汗，对那里的收容所情况进行报道，她发现自己马上就爱上了那里。她前后九次往返阿富汗，全面了解当地收容所面临的困难，处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返回美国后，她呼吁政府建立法规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特别在救助妇女和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不仅走遍了首都喀布尔，甚至整个阿富汗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她还曾在斯霍特一个破破烂烂的旅馆住了一宿，与她一起在那里过夜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走遍了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

这一年，母亲在佛罗里达州度假时总会跟约翰·迪科森保持联系。约翰非常了解阿富汗的情况，当时他正尽全力帮助南茜·哈奇·杜普利，一位八十岁的女性，她特别精通阿富汗事务，长年住在喀布尔与白沙瓦。母亲同约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多次与她见面，他们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帮助杜普利筹款的基金会，在喀布尔大学建立一个阿富汗国家图书馆（当时阿富汗境内尚无此类文化机构），在阿富汗境内各个村子建立移动图书馆，让那些没读过用母语写的书，甚至连书都没摸过的人有机会阅读以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写的书。杜普利的丈夫1988年去世，夫妇俩近三十年来从各方募集到38000册图书与文件，记录着阿富汗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么多的书以前从未有过。建立图书馆的一大难题——书齐备了，现在只剩资金和其他相关方面的支持了。

2007年春天，母亲得到了一个加入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救援组织的机会。事情看起来进展顺利：她有更多的时间待在白沙瓦和喀布尔，与杜普利一起筹备图书馆。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母亲在那里曾遭遇枪击（虽然她一直强调自己并不是目标，对方不过在向轮胎射击），她还遭遇过武装组织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后来被两个人体炸弹炸死）。塔利班组织控制了当地多数地区，不到年底已有二百多名美国人和盟军战士丧生在此地。在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而在我们家，却不过是一件寻常事。我甚至记不清母亲都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她去过的国家太多了。

也因此，我们不曾想过这次旅行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母亲在回来后生病，我们甚至也没有太在意。基本她每次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出现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症状，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加沙、老挝、科特迪瓦等地回来。在她打起精神来接着忙碌一段时间后，这些病症也基本消失了。

母亲回国后大病一场的情况比较少见。一次她从波斯尼亚回来后咳了很长时间都没好，时间久到我们都司空见惯了，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不咳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母亲已咳嗽两年了。母亲身上也经常出现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不过，这些病从未进一步发展过。每次从国外回来后她身体不适一阵就会好，或者是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甚至她本人都忘记自己健康时候的样子了。

我们经常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听从建议去看了，不仅去看家庭医生，还去看各种热带病或者其他病种的专家门诊。有次她检查出患了乳腺癌，确实把全家人吓坏了，幸亏发现及时，动了手术，也治好了。除了切除过一个胆囊，以及害怕乳腺癌复发，她从未患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不会患上某种无法医治的疾病，她只是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下。

然而母亲太忙了，她没有时间休息。

我们都认为，如果母亲听从医生的建议把抗生素吃完，也许她就不会在外出时感染上疾病。或者是由于节俭，或者是由于固执，又或者是由于不相信药物的效果，她经常在吃到一半药量时就不吃了，把剩下的药留待以后再吃。这件事真是让我们很无奈。哪怕吓唬她这么吃药会产生抗体，也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一直到2007年夏天，母亲还是病怏怏的。给她看过病的每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脸色开始发黄，眼白是橘黄色又带着血丝。她身体日渐消瘦，也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她必定是在那感染了肝炎，这是显而易见的。开始时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肝炎，不像是a型b型、c型，也不像是d型。他们猜也许是特别少见的e型肝炎。虽然无法确定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病，但好像大家对情况并不担忧。就像我们对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感到茫然，又如何能辨认出人们在那遭遇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给母亲看病的医生们太粗心，他们认真地排除了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那部分疾病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建议：多休息、戒酒（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有纪念活动时喝点香槟，但戒酒对她来说并非难事）。

当夏天结束的时候，母亲的病情更恶化了。她很疲倦。她被肝炎折磨得苦不堪言。她没有抱怨，只偶尔对亲近之人提及自己的病情。有时，她会对父亲或其他家庭成员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找不到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一次又一次，可仍然感觉疲惫不堪。”虽然如此，她还是强迫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真的休息过吗？这不好说。对她来说，“懒散的”一天就是聚精会神地回复e-mail，或者“击打”书桌（她一直觉得自己打字的行为，就像在与一个不断吐纸的怪兽战斗，仿佛不打败它，它就会把一切完全破坏似的）。她只有读书的时候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看着母亲拖着病弱的身体，疲惫地应付生活中种种需要她帮助的需求，家里其他人开始不安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她不去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发脾气，因此只好相互间争吵——我们拿种种借口来发泄情绪，迟到、早到、忘记其他人的生日、挖苦，甚至买错了冰激凌的口味，都被我们当作借口。我们不希望母亲听到我们的争吵，但偶尔难免让她听见。她总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消除矛盾，让我们对自己吵架的行为感到无比惭愧。

那个夏天是忙碌的，母亲和我无法像其他日子——不论在哪里都能一天又一天整天看书的日子——一样悠闲地看书。因此我们只好找一些精短的书来看。这回我看了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这本书即使阅读速度很慢的人一个下午也能看完。母亲的读书单里也有这本书，她询问我的读书感受。

我们这几年都看过几本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其早年间的作品情节透露出种种残酷的描写，如谋杀和恋尸癖。母亲解释说因为在战争地区待过太长时间，所以她才对这种黑暗题材的书感兴趣。这些书对于她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一面有所帮助。通过和小说中故事的比较，我就会觉得目前的生活还可以，这是我喜欢黑暗题材书籍的主要原因。近两年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不那么走极端了，甚至还有些令人心情愉快的内容。《在切瑟尔海滩上》是他的最新作品。

在某种程度上，与七十三岁的母亲谈论《在切瑟尔海滩上》令我感到很难为情。因为书中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的初次性体验，他们是1962年结婚的。作者对夫妇俩的种种尴尬做了详细的描述。当然我没跟母亲提及这部分内容，只重点说了一下这本书精彩而又悲怆的结局，讨论了两人最后的命运。《在切瑟尔海滩上》令我深受感动，导致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提不起兴趣去看其他的新书。

在告诉了母亲那对夫妇的结局后，我说：“我常想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我知道她常会先看结局，所以大胆地讲了出来，根本不担心她因为事先知道了结局而扫兴。

母亲回答：“我想应该不会，可能因为主角们觉得事情应该有不一样的结局，所以你才会这么想。”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这本书。我仍然对书中有关性爱描写的方面避而不谈——不是因为母亲观念古板，而是我下意识里不敢在父母面前谈论这类话题，这是为人子女者都害怕谈论的话题吧？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十三岁那年，与父母一起看彼得·谢弗的话剧《五指练习曲》时，当剧中的男女主角脱光衣服准备上床时，我真希望马上变成椅子上雕刻着的纹饰。

7月的一天，我们的话题从麦克尤恩的书转到了家人的行程计划上，比如哪个人应该在什么时间处于何处。之后，母亲转换了话题，这是她的老毛病了。她会突然提起肝炎一直也治不好，身体无法康复，胃口不好，人也不舒服。不过她确信自己很快会好起来的，胃口大开，像从前一样健康，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同时，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有家人的，也有朋友的，还有那个阿富汗的图书馆。这一切都需要她的支持，她也很高兴能为这些事提供帮助，她希望她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那年8月，全家人（包括哥哥和嫂子，妹妹和她的爱人，我和我的爱人，以及我们三个家庭的孩子），还有几个朋友同去缅因州旅行，庆祝父亲的八十岁生日。早餐聚会、游船、参观洛克菲勒公园这些活动，几乎都是母亲张罗的。

父亲身体还很硬朗。他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身体健康，虽然算不上一个运动健将型的男人，爬楼梯还有点喘。他爱好园艺，也喜欢长距离散步和在室外活动。他很随和，与豪华餐厅相比，他更喜欢有个性、历史悠久、舒适宜人的老字号餐厅。他对巴洛克音乐和动作片情有独钟，喜欢街边的小饭馆，喜欢看与英国统治相关的书。他对母亲最热衷的话题——学校和房地产——毫无兴趣。父亲在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时，经常妙语如珠，但如果某人胡说八道，他则不会饶了他。在雾蒙蒙的寒冷天气里父亲会极为兴奋。他还喜欢在海滨进行有龙虾和烤蛤蜊的野餐，我们也同样喜欢。缅因州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是庆祝父亲生日的最佳地点。

但是，在海滨晚餐、乘游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欣赏落日美景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亲，都注意到母亲在强撑出笑脸。即使她暗自决定在周末结束前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

母亲的病态和疲倦越来越明显。即便她的皮肤颜色不是那么蜡黄，但整个人却更加消瘦，两颊凹陷进去，皱纹也加深了。这让她的招牌式笑容看起来不那么灿烂了。但是，当孩子们围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马上又显得容光焕发了。在那次旅行的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那一时刻更幸福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里一个主角曾说过，他们夫妇之间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是缺乏耐心就是缺乏爱。而我们两者皆具备。

在缅因州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去楼下找母亲。她正在阳台上给孩子们讲故事，四个孙子孙女围在她身边。我急忙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我发现母亲的长孙尼科不在，这也很正常他怎么会在呢？他都十六岁了，自然不愿意再听祖母讲故事了。

我跑到尼科的房间叫他，他放下耳机和手中正在看的书，和我一起来到阳台。

尼科加入了进来，这样我就可以拍一张母亲和全部孙子孙女们的合影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那么做，因为以前我是不拍照的。也许是直觉，它告诉我，有些超出了控制范围的事即将发生，即便有爱、耐心，任何人也都阻止不了，那是我能把握这机会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