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上南度过的。上南这个地方，既像冒险乐园，又像儿童监狱。
鹅城的孩子们从小就唱着这样的歌谣：“雄鸡东南广东省，广东东南飞鹅城。”北城是隶属鹅城的一个小县城。在古代，北城人见识狭隘，只知道他们世代居住的这座小城在鹅城的北部，又在东江下游的北岸，于是为其命名曰：北城。现代的北城人终于知道，北城原来坐落在祖国的最东南端。然而这名字叫得久了也就习惯了，于是北城一直叫北城。
北城的南部仅仅隔着一道青赫色的老城墙就与东江水相接。而上南就是那片被城墙放逐在人烟之外的荒野。城市与自然的交界处，瓦房、港湾、沙地与森林，组合成了上南。
外婆的家就在上南。小时候听说外婆身体很差，尤其心脏岌岌可危，受不住刺激。于是，就搬到了大家联合为她买的一幢老别墅里面。不知是必然还是遗憾，那房子居然离城区那么那么的遥远。
上南的天是那种水墨画里面才会出现的不太纯粹的蓝，总是糊着一层黯淡的灰。
上南的风很像一个流浪摇滚女歌手的声线，夹带着沙砾，覆盖着风尘，看似不经意地摩挲着你的肌肤，温柔地，难舍地，然后，突兀地一下子，就刮破了那些轻薄脆弱的上皮组织。
上南的江水很脏，脏得都没有人敢下去洗澡，同时恶臭满天。
上南的大地似弃置已久的杂物房，杂乱无章地散落着，东一块，西一块。那儿的植被全都是些顽劣的野草，要两只手紧拽着它们坚韧的躯干，像拔萝卜一样使劲才能让它们脱离地表。
我和文蠡从两岁多就搬到外婆家里被代为照顾。在记忆里面，上南就是童话故事书里面那些历险必定要穿越的隐藏着魑魅魍魉的森林，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不许”——不许那座过青灰色的桥，不许进远处那片森林，不许靠近江边，不许乱跑……但是孩童的天性便是越是禁止越想尝试，所以只要逮着机会，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出逃，然后，进行我们自以为是的冒险。
我曾经被文蠡骗得去尝试一种野草，非常平凡的外表，茎的顶端长着单独的一朵米兰色花朵，细小如米，芳香扑鼻。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对这种香气脱俗的草体现出了空前浓厚的兴致。文蠡指着它告诉我，这种花不仅香，而且很好吃呢。
“真的假的？”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肯定地点点头，说，真的，我可喜欢吃了。
当时的我兴奋得忘记了，整日与我形影不离的表哥怎么会有喜欢吃的东西而我不知道。然而当我真的把它放进嘴里的时候，他恶作剧的狂笑已经收敛不住要爆发出来了。
我的嘴巴肿了两三天。但是文蠡没有挨骂也没有受罚。被处置的是我。
在外婆的四个孩子里面，长女文彩鸾还没有孩子，老二文尹钟与一外省女知青育有一个七岁的女儿，我的表姐文忻。作为文家单传的男孙，文蠡自出生起就拥有他的堂姐表妹们所无论如何不能拥有的特殊照顾。文心兰先于我的舅母怀孕，所以我本应有一个表弟。大家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所以都准备好先去服侍较早生产的文心兰，好好照顾她一两星期，就差不多该去照顾舅母了。但是阴差阳错，从文心兰分娩前的十来天开始，她的病床上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人轮流照顾日常。平素最疼她的文尹城更是彻底消失。当文心兰死去活来终于将我产下、还没力气从床上坐立起来之前，舅母就已经笑脸盈盈地抱着眼睛咕噜噜转动着的小男婴来到了文心兰的床前。
文蠡的降生有悖于老北城人“女孩儿早产，男孩儿晚生”的传统说法，不过大家还是都愿意把他归结为奇迹而不是怪胎。他打小就显得比我聪明、比我伶俐、比我俊俏、比我活泼，更有无师自通的本事。加上是独苗，所以自然更受宠爱些——所以，怪胎是我。文心兰对我的平凡沉默了一年多，眼见着我一天天愈加没有可能突飞猛进脱胎换骨了，就想到了一招绝的：在我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她带着我到文蠡面前，故意指着他教我：“快，叫弟弟。弟——弟——”
“说什么呢，明明是哥哥。”舅母不悦地插嘴。
文心兰不看她，反而向着我说：“呵呵，我的斐斐本来就比文蠡早来到这世界。嫂子，你还记得我刚怀孕的时候，你肚子还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吧。”
舅母眉头拧成一个结，辩道：“文蠡出生比裴斐早，就是哥哥。”
夹在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女人中间，聪明的我决定，以后无论任何时候，只叫文蠡，不称兄抑或道弟。只是这样两边逢迎的主意却再次遭到了不满——每次我叫文蠡名字的时候，外婆就冲我吆喝：“你想死啊！没大没小的！”
值得一提的是，文蠡也没像小说里应该出现的那样，在长辈面前做二十四孝乖乖儿，背地里却对我百般宠爱，把糖啊冰淇凌啊什么的都塞给我。他平日里主要做的事情有两件，整蛊我，或者冷落我。我的表哥估计压根儿就没把我当成妹妹看过，事实上，我超脱年龄的冷静与刻板（文心兰的真传）也从根本上把文蠡要当一个好哥哥的幻想给抹杀掉了。于是每当拌嘴、争夺玩具和食物甚至打架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让我，这更加锻炼了我要坚强不要软弱的性格。
我是先学说话后学步的。文蠡则跟我相反，在我流口水满地爬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踩着大脚丫子哒哒哒满屋子跑，然而一直到我可以念唐诗的时候，他才开始学叫妈妈，叫姑姑。为此还没少被我嘲笑过。但他最仗义的是，在我勉强能够摇摇晃晃走个十米八米的时候，他就开始想法子把我带出去玩儿。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玩这个字怎么说，更别提写了，就用手指着门口呜噜哇啦地乱叫，然后拽着我就跑。可怜我连走都走不稳，老摔跟头。每摔一次，他就惊吓地折返来查看我摔着了没有，一旦我挣扎着爬起来，就马上又被当做棉被一样又拖又拽地拉出门。
文蠡出门去其实也没干什么特别的，他就是不喜欢坐在凳子上被人用汤匙撬开嘴巴强行灌进食物，尤其反感有人使劲摸他的头发、捏他的脸。有时候他追老鼠，然后摔跤，然后再去逮蟋蟀。有时候他在草丛里玩捉迷藏，一直到把我吓哭才罢休。那时候才三岁的文蠡已经养成了一个很文艺的习惯，就是坐在沙丘上，沉默地看着坡下的东江水，或者更远的地方——墨灰的地平线。
一直以来，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江水是黑色的。渔船捕捞的地方，水也是黑色的。到了连船也不去的地方，水依然是黑色的。在上南这个荒野之地，太阳无处可躲，一览无遗。不知是否因为如此，那一道道的金光才更加黯淡，更加不甘，更加愁苦。
外婆的大房子是幢监狱。我一直这么觉得。老人家身体虚弱，腿脚不便，全身的敏感神经都集中到了眼睛和耳朵。一有些风吹草动，必定全身警戒，提心吊胆，当然，大部分是草木皆兵，还有一小部分自然是因为不老实的文蠡。上南的治安很混乱，亦是一大原因。大人们不许我们进入的那片森林，传说中就是北城里最大的毒枭、盗窃集团和杀人犯的藏身之地。但即使没有“坏人”来袭，我们还是被再三叮嘱，小心远离那些在附近游荡、过夜的叫花子和“精神病人”。
为了安全，外婆还是把我的房间安排在三楼。她自己和文蠡睡在隔壁。房子年代久远，梁柱和外部的雕饰倒是繁复而精致，像是旧时侨客回乡花钱建造的老宅。屋内石灰墙上脱落大块墙纸，露出里面深色的水泥。文蠡喜欢拿他的塑料玩具枪对着墙扫射，搅得尘灰满面，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墙面更是岌岌可危。只要我们不小心往墙上一蹭，就变成一个灰人。房间外是两平方米的阳台，石灰砌的柱体栏杆很高，很粗，中间可以塞进我的脑袋。栏杆上同上放着几个小小的破旧的花盆，花盆里面只有深褐色的茎叶没有花。如果此时有人在对面用相机拍下这一幕景色，约摸就会被误认为是一幅巴洛克画像了。
而那个阳台——那个阳台——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我的童年，我总是禁不住想着那个阳台，咬牙切齿地想，痛心疾首地想，心惊胆战地想。仿佛它就是荒废掉了我整个生命力最天真美好的年华的罪魁祸首。无数次的禁闭和挨打，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小时候的我常常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下来不穿鞋子，轻悄悄溜到门口确认外婆的鼾声，然后就去阳台。我一般先站着，看着外面的天空，看夜幕和薄云，看皎月和繁星，看看那片遥远的森林和与夜色混为一体的东江。然后就想，想很多事情，小时候的我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很多很多的事，与我有关的、与我无关的都会装在心里，一边愁眉苦脸，一边用手去掰花盆里的植物——它们就是这样被我摧残坏了的。
等我站累了，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滑下来，靠在石柱栏杆上，把脸放在两根柱子中间对着外面的空气贪婪地呼吸，有时候还会哼起歌儿。当时有一首儿歌脍炙人口，叫《星仔闯天涯》。里面反反复复有一个让人心酸的童声呼唤着：“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如果你见到他就让他回家……”
不知怎的，我对这首歌极有感觉，于是整整唱了三年，每当周日回家前一天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唱。大概是因为它里面只唱到了爸爸的关系。与此同时我最讨厌的歌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所以我老是故意把歌词调乱顺序来唱：“有妈的孩子像根草……没妈的孩子像块宝……”虽然两岁以前的记忆极其缺乏，小小年纪的我却自打有脑子开始就对那个时而暴躁时而冷漠的女人怀有本能的抵触。就算是个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婴孩，也不会有人对她的阴郁恐怖还感觉亲切友好的，亲生女儿一样如此。
那时候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啊。就算有凶巴巴的文心兰，毕竟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女儿，有疼我的爸爸。在家里没有那么多的白眼和呵斥，更不会有数不清的这样一个夜晚，几岁的我在空荡荡冷清清的夜晚里反反复复唱着同一首哀伤的歌。
舅舅、舅母和爸爸偶尔会到上南来，把我们接回家住上一两天。我最骄傲的时候，是文蠡斜倚在大门口用满怀嫉妒的眼光看着我被爸爸接走，手里往往抓着一大袋糖果。爸爸用他胡子拉渣的下巴在我脸上蹭来蹭去，一边怪声怪气地吆喝，一边用两臂把我像秋千一样荡着、然后猛地一下子我放到他宽厚的肩膀上。除此之外，来看望外婆的人极少极少。
有一年夏天，在深圳读小学的表姐文忻回来看望外婆，并在此居住了半月。大舅舅生性沉稳木讷，大舅母聪明漂亮，两人早年在香港打拼天下，除了正月，甚少回来或与家人重聚，离婚之后，更是如此。那时候我们都对离婚没什么概念，因为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见到大舅母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此番依旧只见得表姐只身一人，文忻既甜美机灵又稳重老成，用彩色皮筋扎着坚挺的竹节辫，笑的时候眼睛弯成甜美的弧度，像玻璃糖纸一样缤纷又剔透。也许是年龄隔阂，也许地域差异，一开始她并不太搭理我们，还总是一副蹙眉烦恼的样子。外婆很喜欢找她聊天，以解多年如饥似渴的思乡之苦。然后她们就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段对白：
忻忻啊，外婆问你，深圳好吗？
很好啊。
变化大吗？
很大。
漂亮吗？
漂亮。
那你喜欢深圳吗？
还可以吧。
外婆就开心了，乐呵呵地递给她几颗糖，又把她拉近一点，神秘兮兮地耳语道，“那你给外婆说说……”
文蠡和我自然是对深圳没什么兴趣的。对他而言，深圳甚至还比不上上南那一片神秘的森林来的有吸引力。表姐似乎也不太喜欢野孩子，我之所以这么觉得，是因为她总是把外婆给她那些糖果送给我而不是文蠡，心情好的时候还用那种翠绿色的玻璃纸叠小人，摆在地上，用扑克牌做成房子，然后就自己自编自导一小段故事。通常，她的故事里面没完没了都是男人女人的缠缠绵绵。很快，我就被这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节弄得无精打采，问她，你还有别的故事吗？
她头也不抬地继续堆砌着纸牌城堡，甩给我一句，没有。
我不耐烦地站起来，恼怒地说：真没劲。你想嫁人啊？
彼时我只有四岁半，也许是天生性格使然，也许是熟记港产电视剧使然，总之语气和表情已练就得足够老练，说这些话仿佛浑然天成。外婆恰好端着一盆黄瓜经过，一听这话，抄起一根黄瓜就往我的头上砸来：要死啊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头上挨了不重不轻的一下，呆立住不敢再轻举妄动。表姐拍拍我的头，轻轻叹息道：不用等我嫁人，有人就要先嫁了。
没过几天，我那雍容华贵的大舅母带着几辆大卡车来到了上南。我们的爸爸妈妈，所有成年人都在一楼客厅里集中开会，场面突如其来的严肃紧张。文蠡悄悄带我从后门溜出去了，不一会儿，我的心就被揪得痒痒的，吵着要回去。文蠡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在离房子远一点的江边上玩，看渔夫们坐着船到江上撒网打渔，船很快缩成了黄豆大的一丁点，在肮脏的江面上飘摇着，孤苦无依的样子。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或者大人口中的“精神病人”，正在一步一颤地向我们走来。我攥住文蠡的手想跑，文蠡却大胆地站着等他过来，还开口跟他说话：“你是谁？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