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孟德斯鸠和休谟都给启蒙理念之墙撞出一些轻微的凹痕——一个表明普天之下并非处处皆同，一个说不存在必然性，只有或然性——他们造成的裂痕还不算大。休谟当然认为宇宙还会依然如故，继续运行。他当然认为行为有理性和不理性之分，理性的手段能给人带来幸福。他相信科学，信奉理性，相信冷静的判断，他信奉所有那些人人皆知的十八世纪观念。他像雷诺兹那样信仰艺术，像约翰逊博士那样信仰艺术。他的观点所蕴涵的意义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会被我们明显地意识到。我要讨论的那次攻击，其实出自别的地方，出自那些德国人。

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人居住的地区称得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事实如此。尽管德国人自己并不愿意这样认为，但说他们落后也是符合实情的。十六世纪时，德国人还像其他民族一样与时俱进，活力充沛，对于欧洲文化贡献甚多。丢勒的确和他同时代的欧洲画家一样伟大，路德的确和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宗教人物一样伟大。但如果你再来看看十七世纪的德国，十八世纪初期的德国，不知由于何种原因，除了伟人莱布尼茨这个彪炳史册的哲学家之外，当时的德国人中很难找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或艺术家来，特别在十七世纪晚期，更是如此。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难说清。由于算不上一个名正言顺的历史学家，我也就在此打住。反正不是这样的原因，就是那样的原因，德国终归没能像英国、法国，甚至像荷兰那样建立起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在十八世纪，德国人是由三百个王公和一千二百个领主统治着的。事实上，还在十七世纪这样的局面就已经形成了。皇帝一直在觊觎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他无法集中力量治理自己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使得德国分崩离析。战争期间，路易十四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杀伤了巨量的德国人。血腥的死亡阻断了德国文化的发展。这是欧洲历史空前的不幸。自成吉思汗以来，历史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民死于战争。这次不幸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可以说，它摧毁了德国精神。由此，德国文化萎缩成一种地方性文化，在那些沉闷的小宫廷里苟延残喘。当时的德国，根本没有“巴黎”，没有中心，没有活力，没有骄傲，没有进步、变化和权威的意识。德国文化一方面滑向路德式的极端经院学究——细微琐碎但相当枯燥无味；另一方面则沉入人类灵魂深处——其精神追求恰与经院派南辕北辙。毫无疑问，后一种倾向虽由路德主义引发，但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归结到当时浓重的民族自卑情结。这种情结产生在与进步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迎面相撞的时期。法国这个光彩夺目的国家，曾经践踏侮辱了他们，现在则作为一个伟大国家，高居科学和艺术的成就顶峰，占据人类生活的发展前沿，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自负和成功姿态。这一切确实使德国感到伤痛和屈辱。从那些相当忧郁的十七世纪末德国民谣和通俗文学之中，甚至从德国专长的艺术形式——音乐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德国人耿耿于怀的伤痛和屈辱。德国音乐对于家庭、宗教、激情和内倾性的偏好使其完全迥异于作曲家拉莫和库伯兰诸人的风格，后者代表着辉煌的宫廷艺术和世俗的华美。毫无疑问，如果你拿巴赫、他的同代人，还有特勒曼同法国作曲家作番比较，你会发现，巴赫的天赋无与伦比，但他的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和基调——我不想说他很地方主义——总是局限于莱比锡（或他刚好生活的某个城市）特定的内倾的宗教生活。他无意要为欧洲绚烂的宫廷艺术锦上添花，也无意博取全人类的仰慕——那倒是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他风头正健的民族的画家和音乐家们孜孜以求的东西。

基于这个背景，虔敬运动，这一真正的浪漫主义之源，得以渗透德国。虔敬派是路德教的一支，它主张认真研习《圣经》，推崇人和上帝之间的个别关系。由此，它特别强调精神生活，蔑视求知，蔑视庆典和一切形式的东西，蔑视排场和仪式，特别强调受苦的人类个体灵魂与造物主之间的个别关系。斯彭内尔、弗兰克、亲岑多夫、阿诺德——所有这些虔敬运动的发起人试图为大量遭受社会欺凌和政治苦难的人们带来安慰和救赎。这一切无非是一种深度的逃避。这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当然了，把历史进行比照可能是危险的——当通往人类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径被堵塞时，人们便会逃向自我、沉溺于自我，建立一个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古希腊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开始摧毁希腊城邦，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开始宣扬全新的个体救赎的道德理念，他们断言政治不重要，公民生活不重要，在个人救赎的迫切需求面前，伯里克利、德摩斯梯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标举的伟大理想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如果你无法从这世上得到你渴望的东西，你就必须教会自己如何不想得到它。如果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你就必须教会自己只想那些你能得到的。这是一种精神退向深处，退向心灵城堡的常见形式，由此，你便能把这个世界所有令人恐惧的灾祸关在城堡之外。国王——大公——没收了我的土地：我不想要这土地。王公不想给我爵位：爵位对我丝毫不重要。国王抢占了我的财产：财产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孩子死于营养不良、疾病缠身：尘世的牵挂，俗人对于孩子的爱，与上帝的爱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等等，不一而是。由此，你渐渐在自身周围筑起一道坚固的墙，以减少受伤的可能——你想尽可能不受伤害。你受尽伤害，便希望退缩到尽可能小的空间里，以使自己尽可能不再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就是德国虔敬派赖以存在的氛围，由此引发了一种强烈的内心生活方式，大量感人、有趣但是相当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文学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对于法国、假发、丝袜、沙龙、腐败、将军、帝王及世上所有不可一世事实上却是财富、罪过、邪恶之化身的宏大形象的强烈憎恶。对于那些虔诚而屈辱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遭遇相似的地区。这是反文化、反智主义和仇外情绪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时的情形下，德国很容易偏向这种形式；这是十八世纪德国思想家珍爱和崇尚的地方主义——歌德与席勒终其一生都在与之斗争。

这里，我想引用亲岑多夫的一句名言。亲岑多夫是摩拉维亚兄弟会一个支派的领袖，而摩拉维亚兄弟会本身则是虔敬派一大分支。他说：“谁想用智慧领悟上帝，谁便成了无神论者。”这简直就是路德观点的一个回声。路德说过理性是一个娼妓，我们要避而远之。这里，有个关于德国人的社会事实，颇能说明问题。如果你问起那些十八世纪的德国人都是些什么人，那些对德国影响至深、我们也曾听说的思想家都是些什么人，那么，有一个很特殊的社会事实能够支持我所提出的观点。即这个问题整个就是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的产物，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如果你问起那些思想家都是哪些人，你会发现，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恰与法国思想家形成一个对照。

莱辛、康德、赫尔德、费希特都出身卑微，黑格尔、谢林、席勒、荷尔德林来自中下阶层。歌德虽然出身在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但也是后来才得到应有的头衔。只有克莱斯特和诺瓦利斯来自那个时代所谓的乡绅阶层。据我所知，仅有施托尔贝格伯爵两兄弟以及神秘莫测的卡尔·冯·艾克肖申男爵有点贵族背景，对于文学、绘画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德国文明有所建树。即便是他们，既非来自最上流社会，也算不上一流的人物。

如果你再看看这个时期的法国，所有激进派，左翼人士，最极端的反教会、反君主、反现状的反对派，他们的身世与德国思想家的身世大不一样。孟德斯鸠是个男爵；孔多塞是个侯爵；马布里是个修道院院长；孔狄亚克，修道院院长；布丰是伯爵；沃尔内出身不俗；达朗贝尔是贵族的私生子；爱尔维修不是贵族，但他的父亲曾是贵妇的医生。他自己拥有百万家财，又是包税人，出入于宫廷社交圈。格林男爵和霍尔巴赫男爵是两个移居巴黎的德国人，一个来自波希米亚附近，一个来自莱茵地区。另外还有很多修道院院长：加里亚尼是那不勒斯大使馆的秘书；莫雷莱和雷纳尔血统高贵；就连伏尔泰也出身于小乡绅。只有狄德罗和卢梭是平民，真正的平民。狄德罗确实来自贫苦家庭，卢梭是瑞士人，所以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内。因为这样的身世背景，这些人说着另一种话语。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异见人士，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反对的人其实就与自己同一个阶级。他们参加沙龙，光芒四射，他们都是些仪表倜傥、教养良好、谈吐高雅、行为慷慨之人。

他们的存在激怒和羞辱了德国人。德国人愤恨不已。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赫尔德来到巴黎，他无法接近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在他看来，这些人都矫揉造作、过分讲究、极度自负、枯燥无趣，至多也就是沙龙里没有灵魂的舞蹈教师，一点也不了解人的内心生活，他们囿于糟糕的教条和虚假的血统意识，以至于无法理解人在世上的真正追求和上帝赋予人类的真正的、丰富的、慷慨的潜能。他的观点促成了德法之间的隔阂——一想起那些投石党，一想起那些反对派，哪怕他们也是罗马教会的敌人、法国国王的敌人，德国人就感到恶心，觉得受了羞辱和蔑视。这种情绪所造成的鸿沟，哪怕德法双方做了那么多学者可以考证得出来的文化交流，也都无法填补起来。或许德国与法国的誓不两立也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触机。

在我看来，有一个人给了启蒙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启动了整个反叛启蒙理念——我前面一直在描述的那种启蒙理念的进程。此人毫不起眼，但不起眼的人有时也有惊人之举。（某个时期的希特勒也是个无名鼠辈）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出身非常卑微。他的父亲是柯尼斯堡的一个澡堂门房，他本人则在东普鲁斯虔敬派的环境下长大。他是个无用之人，不可能找到工作。他写一些小诗和短小评论；他文笔不错，但没有好到足以糊口；他得到了邻居兼朋友康德的支持——他与康德同居一城；他尽其余生与康德争论。后来，一些波罗的海的富商派遣他去伦敦做一笔生意，结果生意没做成，却成天酗酒、赌博，负债累累。

这样放纵的结果是他差点自杀，幸好后来他经历了一段宗教体验。在读过他那虔敬教徒父母和祖父母早已翻烂的《圣经·旧约》之后，他突然完成了一次精神转变。他认识到犹太人的故事正是每个人的故事；当他读到路德记，读到约伯记，或读到亚伯拉罕受难时，上帝直接在对他的灵魂说话，告诉他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意义，远非那些表面的东西可以相比。

回归宗教之后，哈曼回到柯尼斯堡，开始写作。他用各种化名写的那些文章，即便在今天人们还是觉得晦涩难读。然而在当时，他深刻地影响了很多作家，这些作家转而对欧洲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深得赫尔德的敬仰——赫尔德确确实实改变了历史的写法，并从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一种艺术观，其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影响过歌德——歌德曾经想把他的著述编辑成集，把他看成同时代最具天才、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与各类对手争论时，站在他这一边。他影响过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生活在哈曼已经过世的年代，他说哈曼是自己读过的最深邃的作家之一，哪怕哈曼甚至对他来说也并非总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哈曼的文风虽然晦涩，但是只要你肯敲骨吸髓地去读（当然，我不会真的这么建议），你还是会从他那些绕来绕去的隐喻、委婉的表达、寓言和诸多幽昧不明的诗性语言形式中采集到感性的晶粒。哈曼的写作都是些散章片段——从来没有完工过。以下基本上是其观点的要义。

哈曼由休谟开始谈起。他说休谟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那答案会是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如果休谟说要是没有信仰的行为——信仰是不倚仗逻辑支撑的，他不能吃一个鸡蛋，甚至不能喝一杯水，他的这个观点多么正确，它可以用来解释我们几乎所有的经验。当然，哈曼想说明的是，休谟对鸡蛋和那杯水的信仰的论述，同样可以支持他对上帝和造物主的信仰。

法国人总是用科学的一般性概念来处理问题，但概念从来抓不住实际的生活过程，跳动的生活现实。如果你遇到一个人，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即便套用大量从孟德斯鸠或孔狄亚克那里搜罗来的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一般性概念，你也得不出个所以然来。唯一能够了解人的方法是与他们谈话、交流。交流意味着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听他说话，还有很多你事后仍然无法分析的方式，你慢慢感到有把握了，事实呈现在你面前，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交流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那种想用科学的、一般性的概念来分析交流活动的企图必定失败。一般性概念是一箩筐未经提炼的东西。它们是概念和范畴，用来甄别那些共性，即许多事物的共同点，许多种人的共同点，不同类别事物的共同点，不同时代的共同点。因为概念和范畴都是一般性的，必定不能涵盖那些非常之物，那些特殊之人的特别之处。在哈曼看来，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如果你想读一本书，你不会对它与其他书里相同的部分感兴趣。如果你看一幅画，你也不希望看到这幅画所采用的手法，与其他一千个画家在一千年里画的一千幅画里所采用的手法一模一样。你希望自己在看这一幅画、读这一本书、与这一个人交谈、向上帝祈祷时，能够对它们传达出的特殊信息和具体的事实做出直接的反应。

由此他得出一个柏格森式的结论，即生活是一道水流，若试图截断它，必定会毁了它。科学总有自己的目的，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种植庄稼（即便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如果你想知道一些一般性原理，想从物理、化学的层面了解它们的一般机理；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样的气候能促成它们的生长，如何左右它们的生长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的知识，毫无疑问，科学足以应付。但这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如果你问自己人们追求的是什么，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想要的并非如伏尔泰想象的那样。伏尔泰以为他们要的是幸福、满足、安宁，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想要的是自己的才能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人们想要的是创新，人们想要的是创造，如果这些行为带来冲突，如果引起战争，如果招致争斗，那也是人类的命数。一个曾被安置在伏尔泰花园中的人，经过雕凿和修饰，由一些博闻多识的贤哲抚养成人——这些贤哲通晓物理、化学、数学，以及百科全书所推崇的所有科学学科，这个人可能就是某种形式的活死人。

他认为，科学一旦被运用到人类社会，就会导致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他反对科学家、反对官僚、反对那些喜欢把东西理得井井有条的人，反对路德教派的神职人员和泛神论者。凡是谁想把东西分门别类，谁想把两类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谁想证明，比如，证明创造活动不过是从自然那里获取一些数据然后再按自己乐意的方式重新组合一遍，谁都是哈曼所要反对的对象。在哈曼看来，创造是一种难以形容、不可言传、无法分析的个人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在自然界印上自己的痕迹。创造是任凭自己的意志驰骋，说自己想说的话，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冲破任何障碍的冲动。因此，在他看来，启蒙的整套学说正在扼杀人们的活力，以一种苍白的东西替代了人们创造的热情，替代了整个丰富的感官世界。没有了感觉，人们便无法生活，无法食饮，无法快乐，无法交际，无法沉醉于一千零一种的行动之中，没有它们，人们会枯萎死亡。在他看来，启蒙并未强调过这点。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想象中，人，即便不是“经济人”，至少也是某种人造的玩偶，某种无生命的模型，这样的人与哈曼在他日常生活中所见到并希望交往的人一点关联都没有。

关于摩西·门德尔松，歌德有过类似的评价。他说门德尔松看待美的事物犹如昆虫学家看待蝴蝶那样。他抓住那可怜的小东西，把它固定起来，直到它鲜艳的颜色褪尽，它躺在那儿，已经是一个大头针下的遗骸了。这就是美学！在哈曼的影响下，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歌德，年轻浪漫的歌德强烈反对法国方式：即归纳、分类、固定，分门别类夹进册页，试图把人类经验导入某些理性秩序之中，毫不理会活力和激情、流动、个性、创造的欲望，甚至斗争的欲望、促成观点各异的人之间创造性碰撞的元素——在哈曼及其追随者看来，这种碰撞绝对不是法国人所追求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和谐与和平。

这就是哈曼的起点。让我引用一些典型的段落来说明他的思路。哈曼说，人类灵魂的极乐，并非如伏尔泰想象的那样，是幸福。人类的灵魂之乐是充分地实现自己的能量。人类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身体就是灵魂的画像。这个观点相当有趣。身体是灵魂的画像，因为当你碰到一个人，你问“他是怎样的人？”时，你是根据他的脸来判断的。你依据他的身体判断，但法国人认为，灵魂和身躯是可以分离的，精神和肉体没有任何共通点，身体是身体，不过身体里还有某种东西，某种幽灵在人这个机器里跳动。这与认为人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的观点大相径庭。“受到高度称颂的理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普适一切、无懈可击、骄傲自负、确定无疑、不证自明？是非理性那极端的迷信给鼓鼓囊囊的傀儡塞满了神圣的属性。”十八世纪初的迪博神父说过：“凡能被一种语言优雅地表达出来的感受和思考亦能被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优雅地表达。”这在哈曼看来简直是没有道理。我们依靠语言表达自己。不可能语言是语言，思想是思想。语言不是我们套在思想上的手套。我们思考时，我们是在用符号思考，我们是在用词语思考，因此，原则上来说，一切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人们思考，是用特定的符号思考，而这些符号深刻地作用于他们的感觉和想象。用其他语言或许能达到相似的效果，但如果你真正希望与人们交流，希望知道他们所思、所感，了解他们，那么你必须理解各种手势、各种细微的差别，你必须看着他们的眼睛，必须观察他们嘴唇的一张一翕，听他们说的话，了解他们的笔迹，你才能逐渐接触到实际的生命之源。若不如此，就将一个人的语言转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用解剖学或命相学的手段对他的各种举动进行分类，把他同一大堆人一起放到某个分类箱里，列入一套洋洋洒洒的档案，这样做无非是简单地将他归到一个物种，一种类型。这样一来，就是遗漏了一切知识，就是杀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把跃动的、独特的、非对称的、不可归类的活生生的个体经验一股脑地装进空洞的概念和范畴大筐里。

大体说来，这就是哈曼的学说。他留给后人的正是这个学说。把神思和奇想从艺术那儿剥离出来，就等于是谋杀，谋害艺术、生命和荣誉。热情——是艺术所拥有的，它无法描述，无法分类。他说，摩西·门德尔松，美学家摩西——这个美学立法人——想把激情从艺术那儿剥离出来，他的美学戒律是：汝勿犯之，汝勿试之。哈曼说，在自由的国度，超凡的莎士比亚超凡的书页在时代暴风雨中翻飞，此时，谁还敢那样做？

歌德说哈曼：“为了达到某种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他穷尽一切方式。”他将哈曼的观点概括为：“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应该被否定。”

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作者所谓的“自然”，我们可以轻易把它译为“生活”。在十八世纪，“自然”一词犹如当今的“创造”一词那样普通，而且意义一样。

寂静主义者：寂静主义的信徒。寂静主义是一种异端的神秘主义宗教形式。十七世纪由西班牙一神父开创，后传播到意大利、法国。该教派强调灵魂的被动性，要求教徒在上帝面前要完全弃绝自我。——译注

惊厥主义者：特指十八世初期法国的一类狂热信徒。在强烈的宗教情感影响下，他们动辄进入惊厥状态。——译注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探险家，他为西班牙征服了阿兹特克人的墨西哥。——译注

1967年10月，伯林接到i.伯茨来信。伯茨就伯林的巴赫评论展开争论。为此，伯林在10月30日的复信中写道：“当然了，我所说的太空泛了，即兴演讲总免不了空泛之语。要是将来把稿子印出来，我就不会这么说了。[……]你说得很对，巴赫在魏玛、科根以及别的地方都为宫廷写过曲子，当国王邀请他去柏林时，他也欣然前往，并对皇家主题的音乐相当用心，他根据皇家主题写下那些著名的变奏曲。[……]哥德堡变奏曲就算不上追索灵魂生活的音乐。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想要说明的是：巴赫音乐的主干部分乃是在虔敬派的影响之下创作的，体现了宗教的内倾性传统。德国人就是以此弃绝了俗世的轻浮、煊赫，对于名声和法国式、意大利式浮华的追求绝缘。巴赫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他那个时代音乐世界里一个伟大、至尊的人物，从来没有表露出自己的作品将来会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宫廷演奏的愿望，但拉莫就如此期盼过；巴赫没有把自己当做开拓者、改良者和（作曲）律法制定者，但拉莫就如此定位自己。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在本城或王公的宫廷演奏，巴赫就很高兴了。他的活动范围（这里当然是从社会意义来讲，而不是从情感或艺术意义来讲）肯定与那些巴黎人的范围大相径庭。命运的讽刺性就在这里，你说得很对，巴赫这个堪与莎士比亚和但丁比肩的天才，超越了他的时代，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而那些法国人却难望其项背。简言之，我想要说的是，巴赫，犹如他同时代的德国人，绝不野心勃勃。这既是他们精神内倾性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精神内倾性显示了十八世纪德国地方主义的不幸和德国人的世界意识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