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珙：13世纪的防御大师，为南宋续命40年
孟珙统领的宋军，与成吉思汗侄孙那颜倴盏所率的蒙古军，会师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旌旗猎猎，战马嘶啸，宋蒙联军将为他们共同的敌人——金，敲响丧钟。
这是1234年，金朝覆灭前夕，宋、蒙两军在这场战争中结下了短暂的“革命友谊”。
蒙古人性格豪爽，倴盏见到孟珙后，知他是个英雄，与他约为兄弟，一起射猎，同入帐中吃野味、喝马奶酒，一时惺惺相惜，就像是过命的交情。
他们合作默契，交战中，蒙古军将领张柔的一支先锋部队陷入金兵包围。张柔身中数箭，跟刺猬似的。危急关头，正是孟珙所部冲入阵中，将这位蒙古军名将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此后等待宋蒙两军的，却是近半个世纪的战火。
当蒙古军摧枯拉朽地席卷欧亚大陆时，常被人以为军事孱弱的宋军，在横跨中国的钢铁防线上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在平原上作战，在山谷中作战，在长江上作战，甚至在海上作战，战到最后书写崖山的悲壮。
南宋抗蒙防线的设计者之一，就是孟珙。他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边境三分之二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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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蒙古使者来到南宋都城临安，为宋朝带来了一个消息：蒙古军攻占汴京（开封）后，金哀宗完颜守绪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城，正躲在蔡州苟延残喘，蒙军围城数月还未攻克，想请宋朝出兵相助。
宋、蒙双方商议之后，决定联手灭金，事成后，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河南一分为二，北部归蒙古，南部归宋朝。
看到这一段，不少人常会想到唇亡齿寒的典故。军事实力较弱的宋、金不联合起来对付最强的蒙古，却反目成仇，这个外交战略不是很让人着急吗？宋人当然没忘记当年“海上之盟”北宋联金灭辽的惨痛教训，但此时宋、金早就闹掰了。
十多年来，蒙古军向华北、中原扩张，痛揍了金军好几次，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金人节节败退。宋朝原来向金朝称侄纳贡，知道金人快完蛋了，趁机百般推托，拒绝为金朝输送岁币。
金朝看宋朝不老实，大怒，打蒙古我打不过，把宋军打一顿还不是正常操作？金朝不顾两线作战的危机，在嘉定十年（1217）发动了南征，向南宋重镇襄阳大举进犯。
嘉定年间金人南侵时，孟珙年方弱冠，不过就是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年纪。他随父从军，活跃于抗金前线，一家人堪称将门世家，专治金人各种不服。
孟珙的曾祖父、祖父都隶属于岳家军，而他的父亲孟宗政，在南宋权相韩侂胄发起的开禧北伐中崭露头角，曾以一介县令的身份率众打游击战，夺取金兵辎重，之后被委以重任，镇守襄阳。孟宗政任荆鄂都统制时，招收宋金边境三州壮士2万人，编为“忠顺军”，这支军队后来为其子孟珙接管，可说是与南宋初年的岳家军一脉相承。
金军攻襄阳时，年轻的孟珙认为他们必定先从军事要地樊城下手，就跟他爸说，咱们先渡河布阵，等金兵来，半渡而击之。孟宗政所部在岸边布阵后，金军果然中了孟珙的计，匆匆而来，渡河到一半被宋军伏击，只好轻轻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战，宋军对金军“半渡伏发，歼其半”。
之后，孟宗政父子奉命出兵救援枣阳（今湖北枣阳）。万军之中，父子失散，孟珙远远望见一个白马白袍的宋军将领身陷敌阵，大呼：“吾父也！”接着孟珙二话不说，率领一支骑兵杀入敌阵，将父亲救了出来。
智勇双全的孟珙，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仿佛是为了战场而生。正如他后来拜见皇帝时说的，自己只是一介武夫。他注定无法在朝堂之上高谈阔论，只能在前线挥洒汗水，做一个干实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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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蒙古军攻陷汴京，金朝陷入了当年北宋灭亡的尴尬局面，只想一路向南，离开有蒙古人的地方。一个叫武仙的金军将领，跑到河南收拢溃兵，起兵勤王，一下子就聚集了十几万兵力。
武仙，这个名字一听挺霸气，他野心也不小。金哀宗被围困于蔡州时，武仙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带兵南下，打开入蜀的通道，占据川蜀作为根据地。但这必须经过荆襄之地，孟珙可不答应。
孟宗政去世后，孟珙子承父业，带兵守着襄阳，与南迁的金廷对峙。孟珙手下主要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2万忠顺军，而武仙兵力强盛，号称聚众20万，向襄阳东北进军。
但孟珙却对领导说，只要8000人，我们就足以退敌。
之后，一如孟珙所料，武仙的十几万乌合之众反而不敌兵微将寡的宋军，连战连退，被打到怀疑人生。
最后一战，战场上连下暴雨，孟珙面对7万金军，却说：“这不正是当年李愬雪夜擒吴元济的大好机会吗？”李愬是唐代名将，在讨伐淮西叛乱藩镇时雪夜袭蔡州，将叛将吴元济生擒。武仙临时拼凑的这个十万级别的“野战兵团”在数个时辰后就再次溃败，但他并没有被孟珙俘虏，而是狼狈地带着十余名士兵逃走，在途中被蒙古军所杀，剩下的几万金军纷纷向孟珙投降。
孟珙以寡敌众，掐灭了金军南下的希望。
正在此时，蒙古向宋朝发出了联合灭金的邀请。孟珙作为宋军主将之一，带着驻守荆襄的2万宋军，踏上灭金之路。宋朝与金朝，又一次上演107年前的亡国悲剧，不过这一次，双方互换了角色。
蔡州城中的金哀宗不想再逃了。他从汴京逃到归德（今河南商丘），之后又逃到了蔡州，不知到哪儿才是尽头。绝望的金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决定以身殉国，在自缢之前将皇位传给了宗室大将完颜承麟。
金哀宗说，自己太胖骑不了马，无法突围，但爱卿平时身手矫健有胆略，万一幸免于难，还能延续金朝国祚，这就是朕的愿望。
完颜承麟没能带兵复兴，却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日，他刚接受禅让，为金哀宗上谥号，仅仅过了一个时辰，城外的宋蒙联军就涌入城中，攻陷蔡州，完颜承麟死于乱军之中。至此，曾经称霸北方的金朝宣告灭亡。
灭金后，最嗨的是宋军，他们终于一雪靖康之耻，完成了岳飞当年直捣黄龙的夙愿。
城中战火平息后，孟珙找到了金哀宗的尸体。宋、蒙将其尸体一分为二，金朝皇室的仪仗、玉带、印牌等宝物也都被瓜分。据蒙古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载，蒙古军仅获得金哀宗的一只手，金哀宗大部分遗体被宋军带回临安献给太庙。宋理宗依照大臣建议处理了金哀宗遗体，藏于大理寺狱库。
元代人还记载，孟珙班师后，路过秦桧墓，宋军将士屎溺秦桧墓上，乃至“六军溷秽积如山，千古行人呼粪冢”。
有一个叫张天纲的金朝大臣也让人印象深刻。蔡州城破，他被孟珙俘虏，押解到了临安。临安知府对张天纲进行审问，说：“有何面目到此？”张天纲当场就怼回去，怒斥道：“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之后，宋理宗亲自召见他，问：“天纲真不畏死耶？”张天纲仍然不屈不挠，说：“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
历史是一个圈，金朝的命运，再过近半个世纪，就会在南宋重演。如果没有孟珙为其续命的话，这一天会来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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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精研佛学，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佛教徒，自号“无庵居士”。他镇守四方时筹建了不少寺庙，还曾经将自己的俸禄捐给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蒋山寺，以维持该寺的生计。
当蒙古军步步紧逼时，这个一心做慈善的将军，却是一贯坚定的“主战派”。
金朝灭亡不久后，经过一场“端平入洛”的闹剧，宋蒙关系骤然紧张，蒙古军从巴蜀、荆襄、江淮三线大举进犯。为了防御蒙古南侵，宋理宗召见孟珙，先是好好慰问一番：“你是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我看好你哦。”
孟珙很低调，也说了几句客套话：“这都是宗庙社稷显灵，是陛下的圣德，以及三军将士的功劳，臣哪有什么功绩呢？”
宋理宗这才向他征询收复失地、匡复河山的意见，问他，对于咄咄逼人的蒙古，是该讲和还是应战？
孟珙答道：“我是一介武夫，理当言战，不当言和。”
当时，蒙古军见有机可乘，已接连进攻枣阳、襄阳、随州等州县，在蒙古铁骑的蹂躏下，无数居民流离失所。南宋襄阳主帅赵范整日饮酒作乐，荆襄重镇接连失守。幸好有孟珙，他驻守黄州（今湖北黄冈），奉命救援江陵，攻破蒙古军二十四座营寨，逆转了荆襄之地的危局。
荆襄西通巴蜀，东连吴越，是南北要冲，也是南宋都城的门户。襄阳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却已经落入敌手。当蒙古军分兵两淮后，孟珙主动出击，先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打通粮道，再从荆门出奇兵应敌，一举拿下襄阳。
襄阳失陷三年后，再次回归南宋，荆襄地区化险为夷。因此，清人魏源说：“不阅襄阳数载之围，不知孟珙保障之功。”
孟珙对皇帝说，收复襄阳不难，守住才难。他上奏称：“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
在任京湖安抚使时，孟珙征集了襄阳、郢州等地的壮丁，又招纳蔡州等地降兵，亲自绘图、组织军民修筑堡垒，加强荆襄地区防务，奠定了此后荆襄防线的基础。
从此，宋蒙两军在长江中游的防线上相持，直至三十多年后，襄阳失陷，宋朝也迅速走向覆灭。这也证明，孟珙的构想是对的。史书称，“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
苏联学者、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称赞孟珙为“13世纪的机动防御大师”。但事实上，这位南宋防御大师设计的防线，应该是利用地形优势、层层消耗敌人的纵深防御。如果要说孟珙与机动防御有点儿关系，那就是他本人在南宋对蒙防线上的位置十分灵活，甚至曾一人担负起南宋前线三分之二的防务。
嘉熙四年（1240），在打退进犯荆襄的蒙古军后，孟珙又被任命为四川安抚使，针对川蜀防线提出了“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的理论。
到四川后，孟珙考察地形、整军安民，他将当地赋税不均、赏罚不明、克扣军饷、官吏贪污等弊端全部写到公文上，下令当地各州县革除，严加惩处。孟珙说：“不选择险要地势建立营寨，将士就难以保护百姓；不让百姓安居耕种，就难以供养军队。”他采用兵民结合的方法，带领川蜀百姓屯田耕种。
四川官员也对孟珙深深佩服，并深受其主战思想影响。有一次，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闹矛盾，各自上书，互相指责。孟珙告诫他们说：“如今国事艰难，你们却把勇气用在个人争斗上，和廉颇、蔺相如的高风亮节相比，难道不觉得羞愧难当吗？”陈隆之与彭大雅听完孟珙所说，感到惭愧，从此言归于好。
陈隆之后来在抗蒙时，举家数百口战死，他本人被生擒，押送到城下。蒙古军命他劝降守城的官员，陈隆之高声呼喊：“大丈夫死尔，毋降也。”最终被蒙古兵所杀。
彭大雅在重庆知府任上时，带军民巩固城防，修筑砖石城墙，并在嘉陵江上游的合州，建了一座小城，作为防御要塞。这座城，便是钓鱼城，蒙哥汗率领蒙古大军到此，也无法啃下这座依山傍水的弹丸小城。
整个川蜀防线，一直撑到了南宋灭亡之后。
孟珙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防御大师，在保卫大宋半壁江山的战争中，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镇守荆襄时，他坚持从大局出发，甚至不为自己仕途考虑，敢于反对朝廷的错误指挥。
朝廷命他从黄州派兵支援齐安寨。孟珙看了下军情图，回复说：“黄州与齐安寨不过是一水之隔，有事随时派兵可到达，何必预先派兵？早出兵一天就会多耗费一天的军粮，且万一上游有敌情，两军相距较远，也难以互相驰援。恕我不能听从。”
后来，朝廷又让孟珙派五千精兵开赴广西。孟珙再次不满枢密院思路清奇，写信反对道：“从大理（今云南大理）到邕州（今广西南宁），数千里之间人烟稀少。现在应该派合适的官员到各州去治理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在险要地段设置关卡，如此也可以提高国家威望。你们不从这些方面考虑，一点儿风吹草动就调遣军队，不过是空费粮饷，于事无补。”
立下灭金、抗蒙的不世之功后，手握重兵、声名显赫的孟珙，会成为另一个“岳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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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朝名将，孟珙也遭遇了与他的前辈们相似的无端指责与猜忌。
他明明是一名主战派，在前线兢兢业业，朝中的大儒魏了翁却认为：“孟珙亦素主和好者。”于是，为南宋构建抗蒙防线的孟珙还被一些人贴上了“阴主议和”的标签，背上恶名。
孟珙晚年，处处受到掣肘，逐渐萌生致仕之意，多次请求辞官。淳祐六年（1246），蒙古官员、原南宋镇北军将领范用吉秘密和孟珙取得联系，想要率军投降宋朝。孟珙认为，这些人当初投降蒙古，也是因襄阳失陷、宋军溃败，并不是其本身的过错，且招纳宋蒙边境降兵是他长期采取的策略，遂常以帛书、金币招降。
当孟珙将此事向朝廷请示时，宋理宗却拒绝了他的建议。当时孟珙已身患重病，且多次请求告老还乡，自知朝廷对他已缺乏信任，不禁叹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当年九月，52岁的孟珙病情加重，逝世于江陵。这位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颂诗曰：“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
对于孟珙而言，最幸运的可能是，他没有成为下一个“岳飞”。
孟珙去世后，朝廷对其备极哀荣，拨出银1000两、帛1000匹办理丧事，赠孟珙太师，赐谥号“忠襄”，庙赐名为“威爱”。“威”指的是其对金、蒙的威慑，“爱”说的是他对军民的仁爱。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评价他一生的军事成就，倒不如说是孟珙人格的真实写照。
孟珙是一名武将，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务德厚生”，即施行善政，保障民生。《全宋文》收录有孟珙的文章，他所作的《三嵎山勿剪亭磨崖碑》写道：
使世人知暴其势力者，虽死不能安其宅，而务德厚生，虽千古犹一日也，可不鉴哉。
在务德厚生的仁政下，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即便时光流逝千年，也犹如一日。
他当年拜见宋理宗，坚决主战，首先谈的却不是如何对敌，而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为朝廷积蓄人才（“宽民力，蓄人材”）。
为了安置因战乱而漂泊无依的楚、蜀士子，他分别在公安（今湖北公安）、武昌（今湖北鄂州）修建了两座书院，使“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鄂渚”，以官田收入作为书院的支出。在与蒙军对垒的战火中，他只希望士子们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百姓们不再居于瓦砾之上。荆襄军民见到孟珙入城时，欣喜地说：“吾父来矣。”
难以想象，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名将，他脑海里不是攻城、杀敌，而是《尚书》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重文轻武的宋人也说，孟珙的胸襟，“近世一人而已”。
孟珙的仁义，成就了历史上一个吊诡的巧合。联蒙灭金时，孟珙在战场上不顾自身安危，对蒙军名将张柔有过救命之恩。四年后，张柔的第九子在蒙古与南宋的战争中出生。张柔的这个儿子，在多年后的崖山，亲手埋葬了孟珙一生守护的大宋。他，就是张弘范。
贾似道：被骂了700多年，细思恐极
1259年，钓鱼城一声炮响，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传遍世界各地。
但蒙哥之死并没有阻挡蒙古军南下攻宋的脚步，由蒙哥四弟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来到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城外。
蒙哥一死，忽必烈就卷入汗位之争。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立刻班师，而是下令围攻鄂州，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也许在他眼中，鄂州不过是囊中之物，拿下此城轻而易举。
可等待忽必烈的是与钓鱼城守将王坚一样难缠的对手。这一仗，一打就是一百多天。
此人带兵抵抗，坚守城池，不仅让忽必烈威风扫地，还差点儿让这个元朝开国皇帝错失汗位。有人说他是庸才，没有金刚钻，偏要揽瓷器活；也有人说他是奸臣，祸国殃民，罪无可恕。
此人，是南宋最后的权相贾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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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是长江防线重镇，与襄樊同为南宋门户，事关全局。忽必烈十万大军“进围鄂州，中外大震”。
南宋朝廷很慌，召集各路军队、各地义勇支援，前后出军费“缗钱七千七百万，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有大臣请宋理宗迁都以避锋芒，打不过咱就跑呗，当年南宋立国时不也是这么干的。
正在此时，贾似道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制置使，派往鄂州主持军务。
贾似道是名将孟珙推荐的军事人才。此前，贾似道担任地方官多年，曾在淮西筑城防御蒙古。晚年的孟珙得知其政绩，便向宋理宗推荐贾似道接任自己京湖制置使一职。贾似道正好也是宋理宗的小舅子，他姐姐贾贵妃生前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多少算是关系户。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
贾似道到达鄂州后，一夜之间就在城外修筑了一道木墙。蒙古大军来势汹汹，望着鄂州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时进退失据。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两个宋军俘虏，一打听，才知守城的是贾似道，且宋军“事起仓促，皆非精锐”，城中多为老弱之兵。
此后百余日，宋蒙攻防战异常激烈，鄂州城死伤13000人，却愈挫愈勇，将蒙古大军拒之门外。到了当年冬天，蒙军粮草匮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他赞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为何没有贾似道这样的人才呢？
4个月内，蒙古十万大军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蒙古诸将心急如焚，士气低落，把气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说，如果不是他们向老大建议不可屠城，鄂州早就拿下了。
忽必烈听了破口大骂：“宋军守城的只有一个贾似道，你们带领十万之众不能胜，打了几个月也不能攻下这座城。这分明是你们的罪过，哪里是士人之罪？”最着急的还是忽必烈，他要回北方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时间在鄂州耗，后方拥护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写信催促他早日北还。
战局在当年闰十一月发生转变。
宋、元史书都记载，贾似道在此时欺君卖国，私自遣使者向蒙军求和，以“割江为界，且岁奉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订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围。
忽必烈同意，撤离鄂州城，回家和弟弟争夺汗位去了。
第二年，忽必烈即汗位，派大臣使宋，贾似道二话不说就把蒙古使臣扣押下来，在真州军营中拘禁了16年。有人说，这是贾似道为了掩饰自己阵前屈辱求和。尽管所谓的鄂州议和并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一个投降派的奸臣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前四个月，亲临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亲率700精兵突围至黄州指挥作战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
此事蹊跷之处在于，鄂州之围中处于劣势且急于议和的应该是忽必烈。有学者认为，鄂州议和的真实性有待商榷：“蒙军以十万之众不能下一城，无功而返，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尔后蒙军乃退，这样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军开脱。”（《宋蒙（元）关系史》）
另外，史书中除了此次“请和”，贾似道的表现都不像是投降派。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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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大捷”后，宋理宗大为感动，说：“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之后，贾似道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入朝执政。
在回朝担任宰相的十五年中，贾似道大权独揽，排除异己。若说他是权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若说贾似道是奸臣，则有必要了解其执政十五年，为抗蒙实行的种种改革。
南宋后期，战事频繁，需要付出沉重的军费，财政压力巨大。时人曾指出，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惊人，“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
宋度宗即位后，宋蒙战争进一步升级。有大臣说：“强敌临边，将士之费视昔百倍。”
在蒙古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危机下，南宋主要是通过“和籴”征集粮饷。
所谓“和籴”，就是政府用现钱强制向民间收购粮食，所给的价格往往低于民间市价。如“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劵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
当时，南宋军饷“皆仰和籴”，于是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楮币（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地方官借和籴之机层层剥削，常将上级要求的数额成倍增加，致使下层民众苦不堪言。
1262年，贾似道一党提出了“公田法”，认为这一改革“可免和籴，可以住楮弊，可以饷军，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公田法，是在南宋土地兼并严重的背景下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
公田法规定“买官户逾限之田”，也就是将官僚、地主占有土地超过规定的部分，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租赁给农民耕作，政府按原有租额收取田租，以此解决军粮、物价、土地兼并等问题。一开始只选取盛产粮食的浙西六郡（平江、江阴、吉安、嘉兴、常州、镇江）作为试点。
为查清隐藏田产，厘正赋税隐漏，贾似道又推出了与公田法相辅相成的“推排法”。
公田法实施后，贾似道以身作则，带头将自己在浙西的万亩良田捐出来，宋理宗的弟弟以及浙西官员赵孟奎等爱国好同志也都献出自己的土地。此后十四年间，公田法共为南宋回买田地350余万亩。
公田法一经推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对。获得军饷来源的南宋政府当然是公田法的既得利益者，但官僚、地主都觉得政府买回公田，削减和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想方设法反对公田法。
有一天，东方出现了彗星。士大夫们就纷纷上书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请求废公田法。有人说：“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
有些士大夫不敢直言反对，就当“键盘侠”，对公田法进行舆论攻击。有人写诗，四处流传，说：“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苍天！”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本来就是官僚、地主，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也不愿让出自己的田地。
贾似道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在挑战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整个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
公田法难以抑制经济危机，贾似道几次提出辞职要求，但宋度宗都尽力挽回，以“师相”待之，甚至“泣涕拜谢”。
举步维艰的贾似道曾上书宋度宗：
臣独念平时怙一是而众嫉起，守公法而私怨丛。绵力不足以胜弊奸，血忱适足以来口语。熏心忧畏，无岁不疾，必指牖下以为归……臣讵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当惧乎！
身居相位的最后一年，贾似道写道：“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
公田法具体实施时也出现不少弊端，可贾似道好歹勇于任事。那些只会打嘴炮的士大夫，未能为南宋危局建言献策，后来却抱上了蒙古统治者的大腿，比如曾经上疏论贾有十条可斩之罪的方虚谷，宋亡后就投降了元朝。
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自然对曾经得罪他们的贾似道口诛笔伐。国亡了，需要一个祸国的奸臣来承担罪名，你贾似道办事不力，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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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主要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官僚、地主和武将，导致内部矛盾尖锐。这也是其被后世视为奸臣的原因之一。
他实施的另一项改革“打算法”，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南宋的命运。
打算法，是对宋蒙战争过程中所用军费的特别会计监察，主要是针对武将。对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将予以偿还，并将获罪的将领投狱治罪。打算法的初衷，是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
很多人认为，打算法是贾似道为打压手握兵权的异己，扶持亲信武将而采用的举措。如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对贾似道不满，拒绝其调遣，就被处以“侵盗官钱”之罪贬谪。
实际上，贾似道的亲信犯法也一样不被容赦，如史岩之是贾似道的恩人，还有亲戚关系，照样被判罪下狱（“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贾似道对地方武将的大清洗，最终逼反了南宋将领刘整。刘整越发感到难以自保，于是叛宋降蒙，点燃了襄阳之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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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鄂州之战吃过亏的忽必烈，正不知该对南宋从何处“下口”。刘整一来，就向忽必烈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他认为，蒙古要灭宋，先打襄阳，然后顺江而下，取鄂州，陷江淮，攻下临安。
宋蒙再度展开大战。
蒙古大军为襄阳之战投入了过半的国库收入（“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筑起堑垒围困襄阳，用回回炮攻城，孱弱无力的南宋军队屡战屡败。
一些史书杜撰了贾似道蒙蔽皇帝，“朝中实无援襄事也”的谎言。实际上，襄阳之战历时六年，其间南宋朝廷所花费军资超过两千万，还多次派兵支援襄阳战事，下诏表彰前线将士，贾似道本人也多次请求到前线指挥。
1273年，襄阳兵尽粮绝，守城的吕文焕率军投降元朝。襄阳失利后不久，贾似道曾经拼死保卫的鄂州也随之陷落，长江沿岸主要防卫据点十二府州相继投降。
国难当头之际，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受命奔赴前线。
贾似道自知此行凶多吉少，在出兵前特意嘱咐大臣，在江面上准备好出海船只，一旦发生变故，可请赵宋皇室逃到海上，再图复兴：“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
在路上，贾似道再次写信回朝，说：“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
此战，贾似道输光了一生的名声。
1275年，丁家洲之战，上下离心的南宋军队还未与蒙军交战就全部瓦解，兵败如山倒。南宋十三万大军大败而归，贾似道败走鲁港，在部下的掩护下逃走。
从此，南宋再难组织起抵抗蒙古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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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贾似道擅权的文天祥感慨：“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当年鄂州的英雄，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贾似道不怕死，他在鄂州与忽必烈交战时说过：“死矣，惜不光明俊伟耳！”他怕的是死得不光彩，历史偏偏就和他开了个玩笑。
丁家洲之战后，士大夫纷纷要求，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赵宋皇室不忍杀三朝老臣，只是下诏将其罢官，贬到循州（在今广东）。会稽县尉郑虎臣与贾似道有仇，主动要求押解贾似道到贬所。一路上，他对贾似道百般羞辱，讽刺其为何不自杀。
到了漳州木绵庵，郑虎臣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动手，将贾似道活活勒死，还说：“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贾似道死了，南宋最后的主战派，无论是曾经反对他，还是支持他的人，仍然在绝境中奋战。
樊城城破时，守将范天顺宁死不屈，自缢而死。其部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元兵甚多，最终饮血水解渴，头触火柱而死。
池州陷落，知州赵卯发夫妇自尽，留下遗书：“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
崖山海战，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海上浮尸无数。
钓鱼城被迫投降后，三十余名守将弃城后集体自刎殉国。
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文天祥。
然而，大部分士大夫在宋亡后就只管享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最多如当年反对贾似道执政时打打嘴炮，喊喊口号而已。
贾似道和文天祥，就像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一个王朝灭亡，有人扮演奸臣，有人扮演忠臣；有人背负骂名，有人接受赞美；有人臭名昭著，有人流芳百世。最后，只有那些降元的士大夫活了下来，他们执笔记录这段历史时，可以赞叹文天祥做了许多人不敢为的大义之举，也可以将亡国责任全部推到掌权的贾似道一人身上。
元军攻陷临安的第二年，忽必烈召集投降元朝的南宋将领，问道：“尔等为何投降得这么快啊？”降将们都把锅甩给了贾似道，说：“还不是因为贾似道擅权，重文轻武，臣等心中不平。”
忽必烈不以为然地说，就算如此，也是贾似道一人之过，你们的主子没有亏待你们，你们这样说话，难怪会被贾似道看不起。
人家贾似道好歹至死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主战派。
宋恭帝：大宋幸存者，出家为僧
在南宋进入亡国倒计时的时候，不知道朝廷上那些争吵、内斗了大半辈子的衮衮诸公，是否会想起已故诗人陆游（1125—1210）的两句诗：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朝廷上的这些大人物啊，只管个人仕途升迁，不管国家命运走向，每天在无穷无尽的权斗内耗中，消磨了国家实力，可见误国误民的人，何止是一个秦桧呢？
陆游在世时，南宋的敌人是金朝，而如今，南宋的敌人早已换成了蒙古人。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警告和批判，并未过时。
最终，朝廷上的“秦桧们”和荒诞皇帝作的孽，都让三个出身皇家的小孩子以及将被载入史册的英雄烈士承担了。
1274年，4岁的赵㬎被推上帝位，成为南宋王朝实际上的末代皇帝。
南宋很快就亡了，但赵㬎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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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恭帝赵㬎即位时，南宋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打下了四川，基本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并开始进逼宋朝的政治核心区域。
4岁的孩子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应该仅能记得朝堂之上来来去去的人影。
这些凌乱的人影中，有一个人叫文天祥（1236—1283）。不知道赵㬎能不能记起来，但文天祥记住了这个小皇帝的面容，数年后，他们在元大都（今北京）重见，文天祥一抬眼就赶紧说：“圣驾请回。”
当南宋朝廷的精明人四散而去、自求保命的时候，地方官员文天祥却反向而行，组织起勤王义军，保卫江山，保卫临安，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逆行者。
最悲凉之时，临安城内的大宋皇宫，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文天祥和五六个官员，还伺立在太皇太后谢道清和小皇帝赵㬎的身边。
随着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临安城的沦陷已成定局。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大义凛然，并不示弱，而是跟元军统帅伯颜争辩起来。伯颜一怒之下，将文天祥扣押下来。
大约10天后，1276年，农历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向元军投降，赵㬎宣布退位。
又20多天后，元世祖下诏，要伯颜押送南宋君臣北上觐见。
当6岁的赵㬎和他的母亲全氏以及少数侍从，离开临安一路北上前往元大都的时候，南宋的流亡政权还在南方继续抗元。赵㬎的哥哥赵昰、弟弟赵昺先后被立为帝，象征着南宋血脉未亡，也成为一些忠臣烈士持续战斗的理由。从元军大营中逃跑出来的文天祥，成为南方抗元的一面旗帜，直到1278年年底，在广东海丰一带被元朝将领张弘范俘获。
1279年，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崖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羁押在元军的舟中。在文天祥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到处贴满了汉族儒生写给他的“生祭文”，大家都担心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到了北方以后会招架不住蒙古人的威逼利诱，所以想通过写“生祭文”来敦促他自杀。由于一直被关在船上，文天祥并不知道外部发生的这一切，但他此后的表现，显然没有令儒生们失望。
在元大都，宋恭帝赵㬎和文天祥的命运，又交织在了一起。
元世祖忽必烈曾让赵㬎去劝降文天祥。被关在土牢里的文天祥，一见到赵㬎就伏地痛哭，只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9岁的赵㬎看到这阵势，也跟着哭起来，来之前大人教的话全都忘光了。
当年被元军送往大都后，忽必烈封赵㬎为瀛国公。元朝表面上对投降的南宋君臣礼遇有加，但实际上对赵㬎等人的猜忌、监视和羞辱从未间断。根据元朝文人陶宗仪的记载，当时跟随赵㬎、全氏母子北上的宋宫人，为保全贞节不被羞辱，在寓所内自缢身亡，忽必烈知道后，下令将宋宫人的首级悬挂在全太后的寓所前，借机羞辱全太后。
1282年年底，元大都周边叛乱和谣言四起。先是传言真定路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有人拥兵千人，欲潜入大都营救赵㬎和文天祥。接着，大都城内发现匿名文书，声称某日以焚烧苇草为号，率兵入城为乱，“文丞相可以无忧矣”。
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情势下，忽必烈听从了朝中杀文天祥的呼声，在最后见了文天祥一面后，于1283年1月下令杀死了南宋最后的傲骨。一些史学家从朝代精神的维度说，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不过，宋朝最后的皇帝赵㬎并未被杀。在杀死文天祥后，赵㬎母子以及他的老师、著名诗人汪元量等人，从大都被迁到了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中游一带）。元朝君臣认为，在蒙古人自己的腹地，他们能更好地监管和控制这名前朝末帝。
迁往蒙古腹地后，赵㬎的命运进入了捉摸不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