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就是后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典故由来，作者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968—1022，在位时间为997—1022）。
作为一位书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纯属偶然。
宋太宗赵光义共有九子，他在“斧声烛影”中称帝之后，随即开始逐渐铲除对皇位有威胁的家族近亲，在系列的宫廷血案之后，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受到强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纵火焚烧东宫，从此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发疯后，赵光义的二儿子赵元僖又在太子位上无疾暴毙。在这种轮番的意外发生后，在赵光义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赵恒得登大位。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危。当时，李皇后与曾经在“斧声烛影”中协助赵光义发动政变夺位的宦官王继恩，试图谋立已经发疯的赵元佐为帝控制朝政，幸亏宰相吕端力挫政变，才保得赵恒顺利登位。
宋真宗赵恒即位这一年，北宋已经先后平定了五代十国以来割据分裂的后蜀、南唐、吴越等国，但在北上争夺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甚至被辽军射中两箭狼狈逃窜，以致多年后终因箭疮反复迸裂而死。
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败后，丧失了进取之心，此后，北宋在对辽的战争中转入长期守势。而长期长在深宫之中的宋真宗赵恒，更加丧失了伯父赵匡胤及父亲赵光义的进取心，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读书人的荣光史无前例。
为了彻底遏制、铲除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蔓延至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和军人称霸格局，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声烛影”的满朝质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更加注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使得从宋太宗朝开始，每期科举进士录取人数从唐朝时的十来人，激增到了数百人。科举录取面的扩大，以及科举出身的进士们纷纷位居高官要位，极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发展和考试教育。
汉唐时期，帝国崇尚军功，因此武治强盛，以致汉代有班超“投笔从戎”，而唐代许多宰相则是以名将军功而得以“出将入相”。但是历史进入宋代以后，通过“崇文”以“抑武”，宰相几乎全为读书人，武将军人则地位越发低下，“见（文人）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每次状元公布后，“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状元）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动都邑”。
这种状况到了宋真宗时期更加明显，以至于当时的洛阳人尹洙曾经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断的“崇文抑武”，在当时人的眼里，武将军人地位已经从晚唐、五代十国的高高在上，剧降至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状元的文人受人仰慕关注了。
对此，宋真宗习以为常。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就是北宋时人汪洙写诗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北宋君王看来，中国自魏晋以降的贵族阶层，在经历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动荡之后，已几乎被扫荡一空，难以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而科举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不仅有利于国家选拔才俊、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而且文人没有贵族和武将的庞大势力，既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又容易控制，这也是宋代君王愿意与普通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宋真宗曾经告诫负责科举考试的大臣说：“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凡事有正必有反，过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欢安逸。对此，宋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后来官至宰相的李沆就看得很清楚。
李沆做宰相时，王旦担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当时因为用兵西北，宰相们要到天黑才能吃饭。王旦有一次叹息说：“我们这帮人怎么才能坐致太平，悠闲自得呢？”
李沆则说：“稍微有些担忧辛劳，足以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宁静，国家未必没有大事发生。”
当时，契丹在经历与宋多年的战争后进行和亲，王旦询问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说：“好是好，然而边疆的忧患停止后，恐怕皇上渐渐产生奢侈放纵的想法。”
李沆经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上奏宋真宗，但王旦认为这些琐事不值得上报劳烦宋真宗处理。李沆是太子宾客出身，深知宋真宗从小长在皇宫、不知四方艰辛，他对王旦说：“皇上年轻，应当让皇上知道四方的艰难。不这样，皇上血气方刚，就会大加留意声色犬马之事，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会发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见这些，这是参知政事你将来的忧患。”
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李沆更是认为不可与敌讲和，他曾对王旦说：“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宰相，切记不要同敌讲和。我听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如果同敌讲和，从此以后国家武备废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远见，副宰相王旦当时并不以为然，一直到多年以后宋真宗荒废政事、大搞“东封西祀”、营造宫室，他才体悟到当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与辽国讲和的澶渊之盟后，武备废弛的北宋君臣，也将在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中，深刻体悟到李沆的远见卓识。
3
1004年，在后世被称为“圣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这一年，辽国再次大举南下。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丧失了北方的屏障燕云十六州，此后契丹经常沿着华北平原南下入侵。而1004年的这次南侵，辽国的20万大军更是长驱直入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仅仅数日路程之遥。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开封城内震动，参知政事王钦若甚至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避祸，而作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枢密副使陈尧叟则主张迁都成都。从小长在皇宫、只知读圣贤书的宋真宗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朝内大部分人主张迁都避战，只有同为参知政事的毕士安和集贤殿大学士寇准等少数人坚决主战。
寇准当着主张迁都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枢密副使陈尧叟的面，故意假装不知地说：“是谁倡议陛下迁都避战？这些人当杀无赦！如果陛下御驾亲征，那敌军势必将战败而逃。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何要抛弃祖宗和太庙，跑到蜀地这样偏远的地方去避祸呢？如果人心崩溃，敌人乘虚而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
在寇准的力请和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决定御驾亲征以振奋军心，当时，面对“急书一夕五至”的军事形势，宋真宗惶恐不已，不断逼近的辽军，让他更加疑虑。这时，又有人劝说宋真宗到金陵避祸，寇准则再三坚持，并提醒宋真宗说，进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
当时，澶州分别在黄河两岸建筑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强抵达黄河南岸后不愿再渡河北上，寇准力请渡河鼓舞军心，但宋真宗犹豫不决，于是寇准出来对禁军大将高琼说：“太尉您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报答国家吗？”高琼也是愤慨不已，说：“国家临危，理当效死！”
于是，寇准与高琼一起返回面奏宋真宗，力请渡河鼓舞军心。高琼说：“宰相（寇准）主战，实乃良谋。禁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开封），如果陛下您要迁都逃往江南，禁军恐怕将会发生动乱。”
紧接着，高琼奏请宋真宗立刻动身，渡河北上。此时，一旁的枢密院事冯拯高声呵斥高琼无礼，高琼则愤怒地反驳说：“你只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军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高琼与寇准立刻命令卫士将宋真宗的车驾转向澶州北城前进。到了黄河岸边时，探马飞报辽军势盛，宋真宗非常惧怕，迟疑不进。于是高琼奋力驱赶禁军将士，几乎是裹挟着将宋真宗的车驾驱赶过了黄河的浮桥，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北城下。接着，寇准和高琼又力请宋真宗全副仪仗登上澶州城墙鼓舞军心。当宋真宗出现在城墙后，澶州“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在象征性的巡视后，宋真宗又迅速撤回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但寇准则继续留在澶州北城督战。宋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当得知寇准在澶州北城上从容喝酒下棋，表现得胸有成竹时，宋真宗才逐渐定下神来。
当时，辽军二十万大军虽然迅速挺进到了黄河北岸，但后方的几乎所有重要城池仍然为宋军控制，孤军深入、后路有可能随时被断的辽军开始心生不安，就在此时，宋军又以伏弩射杀了辽国大将萧挞凛，使得辽军士气越发低落，于是，双方决定转而议和。
本来就畏惧战争，甚至想迁都避祸的宋真宗听说辽国愿意议和，马上派出七品小官曹利用前往同辽军谈判，随后双方基本议定辽军退兵、宋军则每年赔偿辽军银、绢来促成和谈，在前往议定最终条款前，曹利用向宋真宗请示最多给辽国每年赔偿多少银、绢，宋真宗犹豫过后说：“必不得已，一百万（银、绢）亦可。”
寇准在一边不便当面反驳，遂在曹利用面奏出来后迅速追了上去，特地叮咛曹利用说：“陛下虽有百万之约，但你去交涉，如果答应所给银、绢超过三十万，那你就提人头来见我！”
经过反复谈判，最终，担心退路被截的辽军答应议和退兵，而宋辽则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这比五代十国时，后晋皇帝石敬瑭在契丹前自称儿皇帝有所进步，但同时，宋朝则必须向辽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曹利用返回面奏宋真宗时，宋真宗刚好在吃饭，于是先派宦官出来问跟契丹许诺赔偿多少银绢，曹利用认为这是军国机密，坚持要面奏皇帝，在被宦官追问得没办法后，曹利用只得伸出三根手指示意。
宦官误以为是三百万银绢，返回奏报，宋真宗吓了一跳，连忙说：“太多了，太多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自我安慰说，“能把事了了，也还行。”
随后，曹利用进入面奏，当得知赔偿款为三十万银绢时，宋真宗顿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说：“才三十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你很会办事！”随后，宋真宗重赏了曹利用。
在宋真宗抵达澶州十天后，1005年1月，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了澶渊之盟。尽管对于宋朝来说显得屈辱，但这也结束了自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辽国以来，双方持续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
与巨额的军事开支（三千万）相比，每年三十万银绢的岁币赔偿，极大减轻了宋朝在北方的军事负担。而通过与辽国的边境（榷场）贸易，宋朝不仅赚回了比岁币更多的钱，而且通过茶马互市贸易，在经济上开始制衡辽国，此后双方维持了长达一百一十多年的和平，使得宋辽边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
4
尽管澶渊之盟议定，辽军退兵，但作为王朝至尊，却被迫与南侵的异族签订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终觉得下不了台阶，因为城下之盟可以带来安全，却无法为他带来君王的体面。
与此同时，北宋帝国的官员内斗也日益加剧。力主抗战的寇准与战前畏缩懦弱的主和派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而性格张扬的寇准在澶渊之盟后，常将此事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鸣得意。为此，因之前主张迁都金陵避祸，而被寇准怒斥为“该杀”的参知政事王钦若也一直在寻找机会中伤寇准。
有一次寇准退朝后，宋真宗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趁机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
宋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假装愤慨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王钦若本意是打击功臣寇准，但没想到这一下子也击到了宋真宗的痛处。于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钦若探讨，应该如何找回一些颜面，王钦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战、厌战，却故意激将宋真宗说：“只有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
出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没有这个雄心壮志和能量与胆量，便问有没有别的办法，王钦若又说：“那要不就举行一次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
王钦若的这个办法，纯属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封禅泰山，都是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军功显赫的帝王，而结下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禅泰山，与前代帝王相比，显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但宋真宗对这个主意动了心，于是他又问王钦若说，封禅泰山要有“祥瑞”，现在没有“祥瑞”怎么办？
善于迎合的王钦若随即一笑说：“陛下以为，前代那些什么‘河图’‘洛书’都是天然生成的吗？这不过是‘神道设教’而已，只不过是别人以人力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么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领神会。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当宰相王旦率领群臣早朝完毕时，突然有司来报说，在皇宫承天门的左南鸱尾上，挂着一个黄帛。接着，宋真宗马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让众人信服，证明这个黄帛是从天而降的“天书”，宋真宗还编了个故事公开向臣子们说：“有一天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此后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
宋真宗率领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迎奉天书”，并当众打开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着：“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紧接着，宋真宗马上下令将“天书”郑重装入之前准备好的金柜中，并接受百官朝贺，还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中祥符”，特允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
在宋真宗带头故弄玄虚的鼓舞下，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但对于宋真宗这种伎俩，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对自己瞎胡闹，于是在某日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又赐酒一瓶说：“你带回去和妻儿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对宋真宗这种姿态低下、几乎是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声，“自是不复持异”。
无奈之下，王旦动员了文武百官、番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戏”预热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最终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来，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原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宋真宗却上瘾了，而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向宋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就在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阴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东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从1008年的这场造神运动开始，一直到1022年去世，宋真宗赵恒一直痴迷于这种“竞献祥瑞”的“天书政治”之中难以自拔。为了让各种祭祀和封禅顺利进行，宋真宗则大规模向臣下赏赐，其中仅仅封禅泰山，前后就共耗费八百多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达九百多万贯；而为了营造玉清昭应宫，仅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在这种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折腾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然而，在“天书”政治中找到折腾快感的赵恒，开始在最初的谎言中自我沉醉。在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来，如他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一般开疆拓土、打打杀杀，生活在充满阴谋诡计的日子里，对他这样一位始终长在深宫、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他已经厌倦了履行帝王的职责，而这种沉迷于“天书”政治的胡闹折腾，反而给了他一种太平盛世的快感。再后来，他甚至寄望于道家长生不老的养生仙术，希望能得到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幻生活。
宰相王旦则始终闷闷不乐，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而在寇准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敛了自己的心声，只是每每接到要为宋真宗的新祭祀仪式奔走的旨意后，史书记载说他“悒悒不乐”，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对于内政也仍然保持着一丝清醒，并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尽管宋真宗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国财收达到了15085万贯，岁入甚至比盛唐时期还要高出7倍。尽管国库因为多年的造神运动损耗巨大，但活跃的经济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当年（1021）北宋全国的户口，也达到了867万户，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万户。
1022年，常年痴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最终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对此，《宋史·真宗本纪》评价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贽则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对于君王来说，瞎折腾和自我沉醉，或许也是一种深层的自我安慰。
宋仁宗：虽不自由，但值了
有一天晚上，宋仁宗赵祯处理政务直到深夜，肚子很饿，很想吃羊肉。可他忍住了。
第二天，他跟左右近臣说，昨晚上特别想吃羊肉，可又不敢说。
近臣们觉得非常诧异，问，官家你贵为九五之尊，为啥不敢开口？官家，是宋代人对皇帝的非正式称呼。
宋仁宗说，朕如果一开口，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得几百只羊，为了朕一碗饮食而开此恶例，就会造成滥杀和浪费，因此肚子再饿也只能忍住。
实际上，不仅是想吃羊肉不敢说，有时候，即使口渴了，宋仁宗也不敢说。
有一次，宋仁宗外出，走不了一会儿就频频回头，不知道在张望什么，却又什么都不说。身边人就觉得很奇怪，等回到宫中，宋仁宗才急不可耐地说，渴死我了，快帮我端碗水喝。
宫女就好奇地问：“官家在外面既然口渴，为什么不直接叫人拿来呢？”
宋仁宗缓了一会儿说：“朕回头张望了好多次，都没看到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可又不敢问，怕我一问，那侍吏必然要受到处罚，所以才忍渴而归。”
他如此自控克制，以致北宋皇宫中，时常冷清寂寞，宋人施德操就在《北窗炙輠录》中写道，有一天夜里，宋仁宗听到外面有很热闹的丝竹歌笑之声，就问宫人：“这是哪里在作乐？”
宫人就回答说，这是皇宫外面民间酒楼的喧闹声音。
紧接着，宫人就向宋仁宗诉苦说：“官家您听，外面民间是如此快活，哪似我们宫中如此冷冷落落啊。”
宋仁宗倒是看得开，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我宫中若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
1
在别人眼里，宋仁宗似乎一直都是个老好人，可24岁那年，他也曾暴怒流泪，甚至想杀人。
1022年，宋真宗驾崩，13岁的赵祯继位为帝，是为宋仁宗。此后11年间，北宋朝政一直由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实行垂帘听政进行控制，一直到1033年刘娥去世，24岁的宋仁宗才开始真正亲政。
随着太后刘娥的去世和皇帝的亲政，北宋王朝一个惊天秘密随之被揭开。
原来，赵祯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娥刘太后，而是本为刘娥婢女的李氏。当初，宋真宗无意中临幸李氏，没想到李氏竟然有了身孕，于是没有生育的刘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李氏所生的儿子掠为己有，对外则谎称赵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至于李氏，则一直被刘娥控制。此后李氏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见过自己的亲生儿子赵祯，母子二人近在咫尺却远如天边，终身不能相见。
刘娥在世时，赵祯的身世就已广为人知。但慑于刘娥作为宋真宗的皇后，在宋真宗死后又垂帘听政的不二权威，皇宫内外根本无人胆敢向宋仁宗提及此事。所以，一直到刘娥去世，这个秘密才首先被宋真宗的弟弟、荆王赵元俨所披露。
赵元俨，就是后世小说中经常提及的八贤王的原型之一。
不仅如此，荆王赵元俨还向宋仁宗爆料说，宋仁宗的母亲李氏在被幽禁控制多年后，突然在刘娥去世的前一年蹊跷离世，年仅46岁。而且，贫苦一生的李氏突然被刘太后宣布册封为“宸妃”，然后，仅仅享受了一天妃子称号就暴毙身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否有可能是刘太后知道自己行将不豫，担心日后宋仁宗与母亲相认报复反击，所以才提前对李氏痛下杀手？
获悉自己身世真相后，宛如五雷轰顶的宋仁宗在皇宫中痛哭流涕。24岁的他无法接受和难以相信的是，那个他叫了二十余年“母后”的女人，不仅不是他的亲生母亲，相反，还可能是他的杀母仇人。
在皇宫内崩溃痛哭的宋仁宗很快还得知，一直潜伏在皇宫中，以刘太后的哥哥“刘美”身份对外的“国舅爷”，竟然是刘太后刘娥的前夫，其本名叫龚美。刘娥在改嫁给宋真宗后，龚美化名为刘美，此后就一直以“国舅爷”的身份住在皇宫中享受荣华富贵。
宋仁宗暴怒。他一边遣派军队包围刘太后的“奸夫”龚美的府邸，一边下令向全国发出罪己诏，指出自己对亲生母亲不孝，没当好皇帝，也没做好儿子。
罪己诏一发，事情由此闹得举国皆知。
不仅如此，宋仁宗还亲自前往李氏停灵的洪福院，坚持要开棺验尸以查母亲的死因。事情至此，似乎已经难以收场，一场帝国的惊天风雨将席卷而来。所幸的是，在李氏去世后，宰相吕夷简非常有远见，建议刘太后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原来，李氏暴毙后，当时宰相吕夷简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存在的严重隐患。清楚宋仁宗真实身世的吕夷简于是私下对刘太后建议说，太后您终有老去的一天，如果那天宋仁宗亲政获悉自己的身世，那么太后您整个家族势必将遭遇狂风暴雨，甚至可能会被宋仁宗报复，遭遇灭门之祸，“如果太后您还顾念刘家的未来，那么对李氏的丧礼，就应该从厚”！
本来打算将李氏草草埋葬了事的刘太后，只得下令以“一品礼”殓葬那位只享一天荣誉称号的李氏李宸妃。吕夷简私下还特地跟办理李氏后事的太监罗崇勋说：“李宸妃应该以皇后的规格入殓，并用水银灌注保护尸身，否则以后出了事，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太监们最终照着吕夷简的吩咐殓葬了李氏。
当宋仁宗下令开棺验尸，看到被灌注水银、以太后之礼殡葬的母亲李氏“玉色如生”时，宋仁宗感慨道，看来母亲李氏还是受到了善待的，“人言岂可尽信”。至于如何对待刘太后和刘氏家族，名臣范仲淹建议宋仁宗，对待刘太后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他下令撤去准备缉拿龚美的军队，还是以原来的礼节，对待刘太后所谓的“兄长”龚美一家老小。而为了追悼自己的亲生母亲，宋仁宗则下令将生母李氏追谥为“章懿皇后”，并与刘太后一齐供奉在太庙祭祀。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他又优待母亲李氏的弟弟、自己真正的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对他的恩宠和赏赐都非常丰厚。
后来，宋仁宗的身世之谜被广泛传说，并被后世改编成了杂剧《抱妆盒》，到了明朝，宋仁宗的身世之谜被改编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清朝中叶，这个故事又被小说家石玉昆写进了《三侠五义》，由此传遍了大江南北。
尽管在亲政之初，就遇到了涉及自己身世之谜的政坛剧震，但宋仁宗最终还是凭借宽恕仁和的性格，挺过了常人所难忍的巨变，这也将是他此后政治生涯的开始。
2
宋仁宗看似懦弱平和，缺乏杀伐独断，但读史者在宋仁宗多个传世的史实“段子”中，却看到了皇权在宋代的革命性渐变——皇权的自我克制和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宋仁宗去世后，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经官拜参知政事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借由张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从建国之初开始执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为大宋帝国培养出了一个冉冉升起、充满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借由科举制进入文官集团，然后又开始集体联合制衡皇权，甚至提出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理念。
这种理念，在宋以前没有，在宋以后则逐渐泯灭。而北宋帝国的帝王们，则在自我克制中，巧妙维持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当然，皇权之下，始终是一个人治社会，这本质上仍然依赖于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一起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宋仁宗亲自坐镇殿试。结果，23岁的苏辙当场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言，并且攻击指责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主考官们看到卷子后，许多人都认为苏辙道听途说、言过其实，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将苏辙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诚地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当时，苏轼、苏辙两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为此非常欢喜，认为苏氏两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苏轼、苏辙兄弟步入政坛，到了宋神宗时期，因为苏轼涉嫌卷入讽刺变法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一度想将其杀死，但此时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护苏轼说：“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在殿试后曾经对我说过：‘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这二人同为兄弟，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年纪大了，担心用不了他们，但这种人才也是遗留给子孙的财富。’”
由于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苏轼最终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贬黜黄州。实际上，宋仁宗慧眼识英的，绝不仅仅限于苏轼、苏辙兄弟。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世传颂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养的。
在文学上，以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为例，除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并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开始被提拔任用的，他们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人。
另外，柳永、梅尧臣等诗词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哲学家，还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司马光、吕公著、包拯、文彦博、种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战将，其他如书法家蔡襄、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昇等影响后世千年的英杰，全都是在宋仁宗时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创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共42年的统治时期，其人才爆发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超越了此后千年间封建帝国的任何一个帝王统治时期。
对于在任内提拔重用各类人才，宋仁宗曾经在《赐刘辉及第》中表示，他对俊杰辈出的局面颇为满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
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这颇有点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觉。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举的时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人才井喷局面，在这种宽和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对民间的舆论也颇为宽松，当时，四川有位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提出“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的割据想法。
当时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于是将这位读书人绑了送到京城，没想到宋仁宗却说：“老秀才是急着想做官吧？他写写诗泄泄愤也无伤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赏个官给他当当。”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司户参军。
而这，尤其是在后世例如文字狱盛行，仅仅因为诗人无意中写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可以将作者枭首灭族的清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宋仁宗时期宽恕仁和的政治环境，所谓的北宋人才大爆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3
尽管宋仁宗朝文治兴盛，但北宋发展到当时，边境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经历宋太宗时期雍熙北伐（986）的失败后，宋真宗时期，北宋和辽国经过澶渊之盟（1005），终于奠定了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尽管东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缓解，但在西北方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此后从1040年到1042年，西夏连续在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中大破宋军，以致西夏军队兵锋直逼长安。宋廷为此大震，宰相吕夷简更是惊呼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西夏由于国小人少，虽然接连取得大胜，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加上资源匮乏，所以也无力再向宋朝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宋夏双方最终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约：双方约定，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则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尽管对辽国、对西夏的和约让后世许多人诟病不已，但实际上，通过这种“赎买”式的和约，北宋反而因祸得福，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契丹、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或是半农耕半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建立丰富的产业，所以在与北宋实现和解后，在双方边境贸易的带动下，北宋反而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宋辽和议为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税收就达“四十万贯”。
对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透露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再次审视北宋、南宋与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约可以发现，这种和约背后所隐藏的贸易战术，比铁与血的战争来得隐秘高明。对此，宋仁宗总是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过以柔克刚的和约，北宋与辽国、西夏达成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但这始终无法消除北宋建国以后潜藏的政权隐忧。
当时，北宋由于长期的崇文抑武，导致军队作战系统效率低下，为了拱卫中央和巩固边防，军队不断膨胀。宋仁宗时期，军队规模达到了125.9万人的高峰，军事开支占据全国年收入的70%以上。与“冗兵”相对的，则是北宋的官僚队伍不断扩张，使得“冗官”和“冗费”等问题也不断积累加深。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到了宋仁宗时期，根据主管财政的官员张方平的汇报，庆历五年（1045）北宋国内的盐、酒等商业税收，比宋真宗时期的景德年间（1004—1007）激增了3倍以上。宋真宗时期商业税收仅仅450多万贯，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不到40年间，商业税收就激增到了1975万贯，由此可见民间赋税之重。
尽管百姓负担日益加重，但在阶级上层，当时国内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却占地达千顷以上，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北宋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小型起义则屡屡发生，以致欧阳修说民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达成“庆历和议”（1044）前，便急匆匆地将范仲淹从对西夏的作战前线召回朝中问对策。
1043年农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等人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的根基孱弱问题。
为了澄清吏治，当时范仲淹等人在处理不称职官员时非常严厉，有时经常是将不称职官员直接开除，对此辅助变法的富弼忧心忡忡地说：“这轻轻一划，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铁石，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级监察区，其行政区域甚至比今天的省还要广阔。
但改革越是铁面无私，遭遇的阻力就越巨大。
由于改革的最高领导是宋仁宗，守旧派官僚不敢攻击最上层，因此只能从执行层面的范仲淹等人寻找攻击的缝隙，作为守旧派官僚头头，夏竦等人实在找不到什么攻击的理由，就上书宋仁宗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到处在搞“朋党”。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正是通过在军队中拉帮结派，依靠“义社十兄弟”等军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得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此赵宋建国后，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搞朋党。宋仁宗听说后，就找来范仲淹问话说：“我听说只有小人才搞朋党，难道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
耿直的范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内心深处的忧虑，只是从自己的见解阐述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正邪两面都是各自树党，臣我在西北前线时，看到勇敢善战的人喜欢聚在一起，怯懦怕战的人又结成一派，其实在朝廷中，也是一个道理。如果朋党是为了向善，那么于国家又有何害呢？”
对于范仲淹的解释，宋仁宗暂且放下了狐疑。但此事过后，夏竦又使人伪造文书，称改革派计划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这种骇人听闻的谣言传开后，尽管宋仁宗并未下令调查此事，但范仲淹等变法派清楚，此事绝不简单了。
于是，范仲淹主动上疏宋仁宗，声称西北边塞再次告急，他请求外出巡边以避开猜疑。在范仲淹看来，此举无疑是以退为进，试探宋仁宗的真实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变法进行下去，那么势必会挽留范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说明宋仁宗心中，确实是有了想法。
结果是，宋仁宗“爽快”地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着参知政事的头衔。不久，同样作为改革派中坚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为河北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枢密副使（类似国防部副部长）的官职。
优柔寡断的宋仁宗最终一手停止了自己所发起的“庆历新政”。这次改革，从庆历三年（1043）八月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正月以范仲淹被外放陕西为标志，历时仅仅16个月。
但这次北宋改革的先声，却极大激励了时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的王安石。当时，远在浙江任职的王安石也在鄞县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试点。二十多年后，这位在宋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小知县，也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4
“庆历新政”改革的失败，除了导致文官范仲淹被外放，武将狄青也成为改革失败的牺牲品。
宋仁宗时期，北宋在面对西夏的作战中经常败北，意外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普通军士出身的狄青却逐渐杀出重围。由于作战勇敢，西夏军队每次见到狄青都相当畏惧。鉴于狄青的英勇，当时还在西北守边的范仲淹，甚至还教导狄青读《左氏春秋》。范仲淹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狄青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是匹夫之勇。”
在范仲淹等人的提携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读，后来又带兵平定了两广地区的侬智高之乱，出于对狄青的赏识，宋仁宗将狄青逐步升迁至枢密使（类似国防部部长），并在京城赏赐给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国后，对于从唐代中期以来的武人干政局面心存忌惮，因此从建国开始，北宋就树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看到狄青从一个普通军士，竟然因为军功被一路提拔至枢密使的高职，宋仁宗朝内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于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内焚烧祭祀的纸钱，就有人向宋仁宗汇报说，狄青家里“貌似有帝王之气”，更有甚者，一些无聊人说，狄青家里的狗都长出了两只角，这怕是有作乱称帝之兆。到了后来，甚至连欧阳修都出面说，狄青以武将身份掌管军国要职，恐怕不是国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可就是武将出身的。为了本集团利益，经常组团攻击武将群体的文官集团明白，狄青的存在虽然是个异类，但作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获利者，文官集团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将来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潜规则。
从这个层面来说，狄青必须贬，而后来的岳飞也必须死。
在人言汹涌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终于抵挡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将狄青免去枢密使职务，外放担任陈州知州。在子虚乌有的罪名攻击下，1057年，狄青在忧愤中去世。
至此，从短命的庆历新政，到被迫贬黜狄青，性格本来就柔弱反复的宋仁宗，终于耗尽了作为政治家的雄心。
眼看大宋帝国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却暗藏隐患，嘉祐三年（1058），年仅38岁、被调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献上了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在奏折中系统性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作为他后来领导变法的先声。
但仁宗皇帝却无动于衷。
王安石上万言书这一年，宋仁宗已经49岁了。从庆历新政夭折，到此前一年（1057）狄青病逝，仁宗皇帝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从13岁即位登基，到24岁亲政，他四分之三的生命，都在这帝王的宝座之上度过。
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制衡下，作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宋天子，他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所能做的事情和所信赖的人，要么夭折，要么病逝，要么没有魄力去执行，要么没有决心去进行到底。
所以，他虽然是皇帝，但所能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越来越少。
皇祐六年（1054），当时，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宋仁宗深受打击，加上晚年一直求子却无子，使得宋仁宗愈加落寞。
宋仁宗一生中，先后有过3个儿子和13个女儿。但3个儿子全部夭折，13个女儿也仅有5人长到成年，这使他内心非常哀伤，因此每次一到父亲宋真宗的忌日，大臣们总会听见宋仁宗“恸哭，其声甚哀”。从内心深处，他或许是哀伤于在父亲面前，一直没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来承继父亲和自己的血脉。
到了嘉祐五年（1060），新任谏官王陶就看到宋仁宗“寡于语言，群臣奏事，颔之而已”。除了点点头或摇摇头，他经常连话都懒得说了。
其实，早在至和三年（1056）正月，当时年仅47岁的宋仁宗有一次接受百官参拜时，就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后来，他病情越来越重，天天大声呼叫说：“皇后等人要害我！皇后等人要害我！”宋仁宗这种疯癫状况在持续一个多月后，才逐渐康复。
嘉祐七年（1062）八月，一直无子的宋仁宗最终拗不过臣子的请求，从皇族中选拔了赵曙作为皇子。赵曙，就是日后的宋英宗。赵曙被立为皇子后7个月，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最终在开封皇宫中去世，享年54岁。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首都开封城的商户自发罢市停止营业，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为了仁宗皇帝痛哭的人，即使是乞丐和小孩子，也自发在皇宫前焚烧纸钱哭泣落泪。
老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商户也自发停止营业进行哀悼。悼念宋仁宗的人们到处焚烧纸钱，以致烟雾笼罩了整个洛阳城，使得“天日无光”。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后，宋辽交界的燕云十六州的人们“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则紧紧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哀痛流泪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一位看似中庸平常的皇帝，却在他死后，赢得了百姓和他的对手最崇高和最真挚的评价。
他确实不似秦皇汉武，也不似唐太宗和后来的明成祖一般，拥有非凡的武功和绝世的功绩。但就是这样一位貌似平平无奇的帝王，却在死后声名越发显著，以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宋仁宗统治的42年（1022—1063），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对此，北宋有人在宋仁宗落葬的永昭陵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相比于秦皇汉武等进取型的帝王，他作为一位守成之君，治下的老百姓常年五谷丰登，边疆相对安定无事，42年恍如一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千年中国史，确实太缺这样的守成之君了。
尽管，他并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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