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又带bob出门大小便。我给他买的猫砂盆依旧如新，他就是不喜欢用。

他冲向隔壁那栋楼旁灌木丛中的老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很喜欢那里。我猜他是在标记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曾看过一篇科普文章，文章里说猫都喜欢这么做。

与往常一样，他在那儿待了一两分钟，然后自己打扫干净“战场”。猫科动物的干净和整洁总是令我着迷。为什么它们要坚持这么做呢？

一切收拾妥当后，他开始向外走。突然他停住了，肌肉绷紧，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我正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时，他开始行动了。

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弓着身子冲了出去。电光火石间，我还没反应过来，bob就已经在树篱附近的草丛里抓住了什么东西。我凑过去一看，是只灰色的小耗子，身长不超过8厘米。

那个小家伙还在拼命挣扎，但它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bob的出击又快又准，眼下这可怜的家伙已经被他叼在了嘴里。这真是美丽而惊心的一幕。老鼠还在不停扭动着腿，bob则小心地用牙齿调整了老鼠在嘴里的位置，以便找到合适的角度结束它的生命。没过多久，老鼠便停止了挣扎。这时bob才松开嘴，把它放到地上。

我知道接下来他要干什么，但我不想让他吃掉老鼠——老鼠身上的致病细菌多得吓人。于是我蹲下来，试图捡起他的猎物。bob对此显得不太高兴，他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嘶吼，又把老鼠叼了起来。

“把它给我，bob，”我拒绝妥协，“给我。”

他很不情愿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我为什么要给？”

我在外套里寻摸了一番，找到了一块点心。我把点心递给他：“吃这个，bob。这个更适合你。”

犹豫了一会儿，他让步了。当他一离开那只老鼠，我就马上抓起老鼠的尾巴，把它扔掉了。

这提醒了我，无论猫看起来有多可爱，它们都是天生的捕食者。很多人都不愿意想起他们饲养的可爱小猫是一个残忍的杀手，但猫确实一有机会就会这么做。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就严格规定猫只能在晚上被放出门，因为它们会残杀当地的鸟类和啮齿类动物。

bob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杀手，他的冷静表现、速度和捕杀技能都非常惊人。他完全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这又一次引发了我的思考，在来到公寓楼遇到我之前，bob是怎么生活的呢？他住在哪儿，又靠什么为生？是不是每天都像这样追捕猎物吃？他是家养的还是在野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这真的很有意思。我确信我的这位街头朋友身上有很多故事。

在许多方面，bob和我都有相似之处。

自从我流落街头艰难谋生，人们就开始对我的过往倍感兴趣。他们会问，你到底是如何沦落至此的，当然，有些人询问得很专业。和我交谈过的社工、心理学家和警察有数十人，他们给我做测试，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然，也有普通人这样问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人们总是想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如何堕落至此的。我觉得这有一部分原因是“若非上帝眷顾，我亦如此”，每个人都有堕落的可能。但我敢肯定，我的故事会让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感觉好很多。他们会想：“好吧，我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糟糕，但是还有更糟糕的。至少，我还不像那个可怜的家伙。”

有很多人像我这样流落街头，原因多种多样，但往往都有很多相似点。毒品和酒精通常是这类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大量糟糕的例证中，致使他们流浪街头的最终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的孩童时期和家庭关系上。这些也确实都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居无定所，因为我一直奔波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我出生在英国的萨里，在3岁的时候搬到了墨尔本。那时我的父母离婚了，父亲留在萨里，母亲则彻底抛开了家中的不快，在墨尔本的兰克施乐公司（rankxerox）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那是一家大型复印公司。她在那里干得很出色，是公司里最顶尖的女销售员之一。

但是，我的妈妈喜欢四处旅行，两年内我们从墨尔本搬到了澳大利亚西部，在那里住了三四年，一直到我9岁左右才离开。在澳大利亚的时光非常美好。我们住在一排单层的大房子里，每一户后面都有个大花园。我有着一个小男孩梦想的足够广阔的活动空间，可以做游戏并探索这个世界，我喜欢澳大利亚的风景。但问题是，我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

我感到自己难以融入学校，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不停地搬家。当我9岁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安定下来的机会彻底泡汤了，我们搬回了英国霍舍姆附近的苏塞克斯郡。我很高兴重回英格兰，对那段时间也有着美好的回忆。但是，当我正要重新适应北半球生活的时候，我们又搬家了——12岁那年，我们又回到了澳大利亚西部。

我们定居在一个名为奎因岩的地方。我想，我身上的很多问题就是那时开始萌发的。在这些漂泊的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居住过。我的母亲一直在买房子和卖房子，一直在搬家。我从来没有家的感觉，也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很长时间。当时，我们就像流浪的吉普赛人一样。

我不是心理学家，但这些年也着实见过了不少心理学家，与他们分享我的经历，所以对心理知识有了一些了解。毋庸置疑，我们搬家的频率太高，这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这使得我很难融入群体。在学校里交朋友很难，因为我总是过于努力表现自己。我急于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在我就读过的每所学校里，我最终都会被人欺负。在奎因岩时，这种情况尤其恶劣。

我的英国口音和讨好别人的态度总让自己很显眼，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子。有一天，大家决定用石头砸我。从字面上就能看出，这里之所以叫奎因岩是有缘由的。在当地，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非常优质的大块石灰石。这些东西很适合用来砸像我这样的小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人追着用石块砸，造成了脑震荡。

当时，我和继父尼克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这也让我的情况毫无改善。在当时的我看来，他是个十足的蠢货，我称他为“蠢货尼克”。我妈妈是在霍舍姆做志愿警察时认识他的，之后他便跟着我们搬到了澳大利亚。

在我十岁多的时候，我们始终居无定所。这通常跟妈妈的商业冒险息息相关。她曾是个非常成功的女性。在一段时间里，她做电话推销的培训视频，赚了不少钱。之后，她又创办了女性杂志《都市女性》（citecitywoman/cite），赔了不少钱。有时候，我们有很多钱，但有时候，我们又一贫如洗。不过贫穷的时间都不长，她确实是个很好的商人。

15岁左右时，我实在厌恶在学校里一直受人欺负，于是辍学了。当时我也不想和尼克好好相处。而且，那时我很有主意。

我变成了一个小混混，总是很晚才回家，跟妈妈对着干，藐视任何权威，丝毫不考虑后果。很快我就学会了一身惹麻烦的本事，这一点到现在也没完全改掉。

可以预见的是，我染上了毒瘾。最初，我吸胶毒，当时可能是想逃避现实吧。我没有真的上瘾，只是看其他孩子在吸，于是自己试过几次。但吸毒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从麻醉药物和甲苯吸起，这是一种指甲油和胶水里常见的工业溶剂。事情都是有关联的，每件事都是导致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因素，一件事会引发另一件事，环环相扣。我那时总是很生气，觉得自己没有出现最有效的改观。

人们总说“7岁看老”。我不确定当我7岁的时候，你们就能够预见我的未来，但是你肯定已经能猜到，当我17岁的时候，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妈妈尽了最大努力帮我戒除毒瘾。她意识到了我的所作所为将会带来的后果，如果不能及时摆脱这个坏习惯，我会陷入更糟糕的情况中。她做了所有母亲都会做的事。她检查我的口袋，试图从中找到毒品，甚至有几次把我锁在卧室里。但是家里的锁中间都有锁钮，我很快就学会了用发卡开锁。锁一弹开，我就自由了。她管不住我，任何人都管不住我。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我惹的事也越来越大。妈妈甚至带我去看过精神科医生。他们诊断我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注意力欠缺多动症等。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我只是一个堕落的青少年，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要高明。现在看来，妈妈那时一定非常为我担心。她觉得无能为力，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但我丝毫不关心其他人的感受，听不进任何意见。

有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异常恶劣，于是我搬去了教会慈善机构提供的宿舍。我住在那里也是混日子，嗑点药，弹弹吉他。当然，也不一定遵从这个顺序。

18岁生日时，我要求回到伦敦，跟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一起。她的母亲是我父亲的上一任妻子。从那时开始，我的一切都在走下坡路。

那时，我看起来就像其他将要步入社会的普通青少年一样。妈妈开车送我到机场，我在红灯处跳下车，在她脸颊上轻吻一下，然后挥手再见。我们都以为我只会去6个月左右。原本是这样计划的：我会在英国待6个月，与姐姐一起生活，同时追寻自己伟大的音乐家之梦。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起初，我住在伦敦南部的姐姐家。我的姐夫对此没什么好气。正如我所说，那时的我是个打扮成哥特风格的叛逆少年，可以说非常招人讨厌，而且不能帮家里分担账单。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曾在it公司卖手机，但回到英国后却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开始，我找到了一份酒保的工作。但我的相貌不达标，他们用我填补了1997年圣诞节人手紧缺的空当后，就解雇了我。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给失业救济办公室写了封信，说我是主动辞职的，这就意味着，我虽然出生在英格兰，却无法拿到自己应得的救济款。

之后，我在姐夫的房子里就变得更不受欢迎了。最终，我的姐姐和姐夫把我赶出了家门。我不得不联系我的父亲，并且去看望了他几次，但很明显，我们过不到一块儿。我们几乎不了解对方，所以根本没办法住在一起。我开始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或沙发上，活得像个流浪汉，拖着睡袋从这一家睡到那一家。直到后来没法再住在朋友家，只能搬到了大街上。

从这时起，我的处境一落千丈。

睡在伦敦大街上让人失去了一切，包括你的尊严、你的身份，真的。最糟糕的是，它还剥夺了人们对你的看法。人们一旦发现你睡在大街上，就不会把你当人看待。没有人愿意和你扯上关系。很快，你在这个世界上就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我曾经找到了一份厨房搬运工的工作，但是当他们发现我无家可归之后，就解雇了我，即使我在工作上什么都没有做错。当你沦落街头时，真的找不到任何翻身的机会。

当时唯一可能拯救我自己的办法就是回到澳大利亚。我有一张返程机票，但是在航班起飞的前两周，我弄丢了护照。我没有任何纸质证件，也没有钱去办一个新的护照。回到澳大利亚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的希望也破灭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的生活被酒精、轻度犯罪和无望所笼罩，更绝望的是，我开始吸食海洛因了。

我一开始吸食它只是为了在街上睡个好觉。它可以让我变得飘飘欲仙，感受不到寒冷和孤独。但不幸的是，它也牢牢掌控了我的精神。到1998年时，我已经完全依赖海洛因了。有好几次我差一点在不知不觉中死掉，但说实话，我没有办法摆脱它。

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想过跟家人联系。我从人间蒸发了，但我自己并不在意，因为我当时只顾着挣扎活命。现在回头去看，我能想象到他们那时肯定也很不放心、担惊受怕。

来到伦敦一年后，也就是流浪街头大约9个月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消失引起了家人怎样的担忧。

我已经很久没和父亲通电话了，上次通话还是我刚到伦敦的时候。圣诞节到了，我打算给他打个电话。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继母接了电话。父亲拒绝接听，我拿着听筒等了好几分钟，而他在那边怒不可遏地发脾气。

“你到哪儿去了？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他终于平复了心情，拿起听筒对我吼道。

我可怜巴巴地解释了一番，但他依然冲我怒吼。

他告诉我，妈妈为了得知我的下落，绝望到给他打电话。这说明她真的非常担心，要知道他们俩几乎不讲话。他吼了我足足5分钟。我现在明白了，他只是在发泄自己愤怒担心的情绪。他可能认为我已经死了，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快死了。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最后我被一家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收留了，开始住在不同的收容所里。其中有一家名叫“连接”的收容所，就在圣马丁街上，有段时间我就在附近的市场里露宿。

我在弱势人群居住清单上做了登记，这使我有资格优先获得庇护住所。但问题是，在接下来最美好的十年时光里，我都住在可怕的青年旅社、提供早餐的民宿和各种各样的房子里，跟瘾君子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偷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我只能在睡觉的时候把最重要的东西藏在衣服下面。当时生存是我唯一考虑的事情。

那时我快30岁了，毒瘾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不得不接受戒毒康复治疗。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努力走上正轨，接受药物康复治疗。有那么一阵子，每天去药房、隔周坐车去卡姆登的戒毒治疗中心变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几乎是条件反射性的动作。每天精神恍惚地起床出门，做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事，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老实说，我那时经常有这种感受。

我也接受了心理辅导，不断向心理医生谈及自己的习惯、如何染上毒瘾，以及准备怎么戒掉。

给药物依赖找个借口非常容易，但我知道自己染上毒瘾是因为孤独，就这么简单而纯粹。我总是孤身一人，而海洛因有麻醉效果，能让我忘记自己没有家人和朋友。在别人眼中，我孤身一人、古怪难测，海洛因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只要再吸几年，这玩意儿就会要我的命。我逐渐用美沙酮代替海洛因，这是一种人工制造的专业药物，效果类似鸦片，常常在戒毒治疗中替代吗啡和海洛因。在2007年春天，我的戒毒疗程进入最后阶段，我已经可以从毒瘾中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搬到位于托特纳姆的公寓。这是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面住的都是普通人，这让我有机会使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

为了付房租，我开始在科芬公园卖艺。尽管收入微薄，但是能够糊口，并可以付房租和水电费。与此同时，它也能帮我保持平静。我知道，这是命运的转折点，我必须把握住。如果我是一只猫的话，现在就处在自己的第九条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