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大战爆发的那个星期，已经当上少校的埃米特回了一趟沃里克郡，在自家草坪上升起了星条旗。虽然，埃米特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与英国团结对敌的决心，邻居们却误解了他的一番好意。埃米特的姐夫打来电话，告诉埃米特要是不把旗子给降下来，他家的房子肯定会被人一把火烧掉。人们会以为埃米特这样做，是打算在德国人打来的时候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好保护自家财产安全。这下可惹恼了埃米特，他坚持了三天，思考再三，终于把美国国旗给降了下来。埃米特随后很快便把在帕多克斯的私宅捐献出来，在战争的余下几年里一直用作医院，自己则负责训练新入伍的骑兵，还有刚刚参军的三个儿子。

放眼整个欧洲，每个家庭看着新一轮经济困难即将到来，都在各自调整家庭开支。家中的佣人被纷纷辞退，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不少德国女仆发现工作难找，只好纷纷跑去城里的餐馆厨房打工。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和父亲在埃尔科爵士家中住了一个周末，只要向维尼西娅·斯坦利一提起受到的怠慢，就气不打一处来——“埃尔科爵士突然给家中所有仆人发了最后通牒，要么去参军，要么卷铺盖走人。爵士随后动身去了伦敦，把可怜兮兮的埃尔科夫人——就是阿瑟·贝尔福的老相好——一个人丢在家里收拾烂摊子。埃尔科先生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居然跟埃尔科夫人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里的人连打仗的事情听都没听说过，说起来也真够可怜”。

原材料短缺迫使大批工厂要么减产，要么干脆暂时停工。德国的失业率从7月份的2.7%一下飙升到了8月份的22.7%。靠回扣佣金过日子的销售人员见收入在一天天缩水。柏林有一位牧师，住在莫阿比特的出租公寓区。在他看来，对战争充满热情，不过是知识分子们闲来无聊的消遣。《莱茵报》注意到“在我们工人阶级生活的地区，每到天色将晚便随处可见紧张的气氛。没有人闲谈细语，也没有人轻声哼唱。只听见有人在低声抽泣，看见男人脸上面色凝重……既没有人高喊爱国主义口号，也没有人三呼万岁，只有辛苦劳动和默默牺牲”。有位记者去伦敦东区的霍克斯顿采访，那个地方“从来都是穷人聚居区”，结果发现住在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战争恐惧的重压之下，生活困苦，处境艰难”。兰开夏的情况尤为糟糕。当地五分之一的棉织机已经停产，还有七分之一只能短时间开工运转。超过十万棉纺工人失业下岗，伯恩利有一半人口一时之间没了工作，普雷斯顿的失业人数也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犹太裔历史学家古斯塔夫·迈尔8月12日见到父亲一脸痛苦万分的样子，父亲在柏林策论多夫区开的窗帘店因为生意做不下去，只好关掉。在弗莱堡，参军入伍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占了城里劳力的绝大部分。有家工厂有231个工人，走了154个。迪特勒的家具厂损失了54名工人，占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当地一家出版社更惨，少了100多人，绝大多数是印刷工。建筑行业几乎一夜之间垮了下去。纺织品和皮制品生产商受原材料短缺所累，损失惨重。

大量征用马匹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不容低估。陷入困境的不止农业，还有各类运输行业。虽说汽车将很快流行成为代步工具，可在1914年那会儿，但凡火车到不了的地方，只有马和牛才是运人送货的惯常方式。在德国哈雷附近的乡下，有个牧师说得直截了当，比起征用劳工当兵，征用牲口和货车更让农民日子难过。在英国，虽然政府给予一定补偿，马匹还是遭到无情征用。每征用一匹军马补偿40英镑，给军官当坐骑用的每匹60英镑，这个价钱已经算得上相当慷慨，有些马主人甚至开始四处搜寻那些平庸的狩猎用马。盖伊·哈科特-弗农是掷弹兵近卫团的一名陆军中尉，他写给家人的信中既有乐观的精神，也有迷茫，还带着一些侥幸心理。信是这样写的：“只要俄国人一开进柏林，也就是再过4-6个月的光景，战争就会结束。不过，我希望他们不要像巴尔干战争那样围着战利品吵个没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派我们上去。他们不是在征用马匹么？真是这样的话，就让‘柴尔德’去吧，不过他们如果要的话，得收60英镑。要换别的路子，可能还卖不到这么多钱。”伦敦塔下，买来的马匹被拴在一起，排成一列列长队，站在护城河的沟里。

约克郡的斯莱德米尔庄园占地辽阔，农田成片。8月5日，每一个运货的马车夫都收到了动员令。马克·赛克斯爵士是议会议员，在南非服过役，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赛克斯爵士一直相信将来战事一开，军队运力肯定吃紧，为此找到陆军部，说服陆军部私底下答应自己的计划，把自家附近务农的工人召集起来做自愿兵，负责开车。这些人虽然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但也属于征召对象。赛克斯自己出钱召人开车，还分了级别，有的叫“马车夫”，有的叫“工长”，还有的叫作“路主”，不同级别配有对应的“黄铜翻领徽章”。1913年，陆军部负责给这些人每年分发赏金，金额在1-4沙弗林不等。只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在斯莱德米尔跑一个八字形的路线，过几个障碍，就能拿到1沙弗林，这笔钱想来实在好赚，马车夫们都管这个叫作“傻瓜钱”。8月5日晚上8点刚刚一到，就有800多个驾马车的聚集在了陆军勤务部队在布拉德福德的兵站，每个人都分到了军装，还接受了一小会儿培训。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几个星期之后就已经开着车，出现在法国了。

大战之所以来得如此匆忙，原因并不在于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而在于这七个国家政府中那一小撮政客的个人决定。战争尚未爆发之前，这几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只有极少一部分民众上街游行，要求开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小部分民众的所作所为能够影响到决策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开战已成事实，才加速推动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潮，让各方各派为了各自的事业团结起来。不少人此前一直强烈反对战争，到了这个时候也认为争争吵吵的日子应该到头了，国家团结成为一种责任。有位清教教士住在黑林山，他注意到那些天主教徒以前对自己不理不睬，现在居然会主动打起招呼，道一声“牧师，你好”。艾芙丽德·库尔当时12岁，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施奈德米尔。她在8月3日写道：“我们要学唱一些新的歌曲，唱的都是打仗有多么光荣。城里人们的热情每时每刻都在高涨。成群结队地上街游行，高喊：‘打倒塞尔维亚！德意志万岁！’每个人都在扣眼上戴着黑、白，红三色绒球，要么就打着黑、白，红三种颜色的蝴蝶结。”

陆军元帅罗伯茨伯爵深受英国民众爱戴，声望颇高。他在8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不管是说‘我的祖国对又如何、错又如何’，还是说‘对也好，错也好，都是我的祖国’，只要是配得上人这个称号的，这都是内心深处最宝贵的情感。”即便是像拉姆齐·麦克唐纳这样坚决反战的原工党领导人也认为时间紧迫，“能够报名参军的都应该去报名参军，在兵工厂工作的就应该全心全意干好手头的活儿”。整个法国，各党各派都在形式上谋求政治和解。8月4日，在巴黎，法国下议院公开宣读了总统普因加莱的亲笔信。总统在信中号召各党派、各阶级结束纷争对立，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紧紧团结起来。普因加莱的呼吁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昔日的党争政敌也纷纷相互握手。“祖国正处在危险之中”这句话一时被人们挂在嘴边，津津乐道，成为“神圣的团结”的最好体现。无论法国还是德国，这种团结都被人理解为右派政治势力的胜利，反映了反战社会党力量的减弱。

8月刚刚开始的几天，英国工党在好几个大小城市组织集会，号召“停止战争”。费边党人比阿特丽丝·韦伯参加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集会。凯尔·哈迪和乔治·兰斯伯里在集会上先后发言。韦伯觉得这些人的讲话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让自己感觉不到有所触动，她后来这样写道：“唱一唱‘红旗’，摆一摆早就是陈词滥调的激进决议，说什么争取世界和平，这样的表演只会让人觉得脸上无光，根本起不到作用。”韦伯注意到即便是不少激进的反战人士“也认为我们必须和比利时站在一起”，她对此表示了认同。不过，韦伯对于“利用宗教刺激爱国主义”仍然不敢苟同，认为这是“令人恶心的亵渎”。她当时脑子里想到的可能是伦敦主教说过的一席话——“这是有史以来为了基督教进行的最伟大的一场战争……是我主耶稣与铁拳暴力的较量”。

回到圣彼得堡，在尼古拉耶夫斯基、巴尔迪斯基和瓦尔沙夫斯基三大车站，成千上万人在铁轨旁的基督圣象前点燃蜡烛，送别即将前往军营报到的亲人。弗莱堡的天主教大主教在向信众谈起这场战争时用了“祸患”这个词，言下之意上帝让人世间有此一劫，是为了考验信众。一位执行宗教仪式的牧师用洪亮的声音大声宣布：“打败德国，伟大的自由圣战！摧毁一切腐败与邪恶！治愈德国人民身上的伤口！让新的一代生长。他们将是全新的一代，满怀着对主的敬意，对责任和友爱的忠诚。”在哈布斯堡帝国，色考主教欣喜地宣称自己相信这场战争将带来新的（精神）秩序：“那些不信主、不信耶稣的文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高级政治统统都将完蛋。”

在这场同时上演的支持战争大戏中，俄国的最有看头。8月4日，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馆遭到暴民洗劫，一个可怜的看门人被人杀害。有个俄国人向英国通信记者亚瑟·兰塞姆翻译了一句话——话原本是古罗马人用来宣判迦太基终将灭亡的誓言——“德国必将毁灭”。两天之后，将近25万人在莫斯科集会，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即便是在外省城市，少了大都市的精英阶层，人们仍然涌上街头。有人高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画像，上面装饰着俄罗斯国旗。人们在高喊“沙皇万岁！人民万岁！”

如此狂热的一幕虽然在不少城市上演，却并没有多少俄罗斯人会天真地认为这场战争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哪一场战争能够带来好处。越是社会底层的人，越是怀疑战争，说得更加确切一些，越是悲观。历史学家艾伦·怀尔德曼写道，俄国农民将这场战争视为“一次上层阶级毫无意义的冒险，付出代价的却是自己”。孟什科夫是《新时代报》的主要专栏作家，他写道：“今天已经不像苏沃洛夫和拿破仑那个时代，今天的人民大众既没有信念，也没有能力去热情如火地支持一场战争。”在里加，一边走着的是高举旗帜，欢呼庆祝的队伍，另一边则有人在高呼“反对战争！”

某些地方因为反对拉人当兵而发生了暴动，或者至少是因为征兵时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对，想要出一口恶气。一位政府官员从托姆斯克发来电报，声称：“预备役军人在到处制造混乱……在新西伯利亚，一群预备役军人把商店洗劫一空，随后准备开始抢劫集市，直到军队赶来增援，暴乱才得到制止……暴徒们向军队投掷石块。”有人开枪，打伤了一名士兵，军队随即朝人群开枪，打死两名平民，还有两人受伤严重。与此同时，好几个村子里的预备役军人抢劫了酒店，有些人在愤怒地游行示威，要求得到食物，反对征用马匹，说没有马，干不了农活。

在巴黎，艺术家保罗·马泽去荣军院报名参军，结果发现不再现场接收自愿入伍者。有个陆军中士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看到这个年轻人垂头丧气的样子，对他说了句：“不用担心。只要仗还没打完，你就会如愿的。”马泽能说英法两种语言，后来在勒阿弗尔加入刚刚登陆的英国远征军，成了随军翻译，最后当上军官，还赢得了勋章。每个国家都有大批年轻人，尤其是搞文学艺术的，想一睹战场的模样。这些人与其说满怀热情，倒不如说充满好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在维也纳，当时25岁，正在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学习哲学，一开始以为打仗能够让自己找到机会，摆脱纷繁错杂哲学思想和对未知事物思索的痛苦折磨，于是自愿报名，参军入伍，还把受到的礼遇写进了用密码写成的日记里面。“我现在就能够干活了吗？”维特根斯坦8月9日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我很好奇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维也纳的军事当局对我很有礼貌。那些军官一天下来得接待好几千人，可还是彬彬有礼地耐心回答了我的问题。这些事情让我深受鼓舞，让我想到了在英国人们都是这样待人接物的。”不过，维特根斯坦的满腔热情短短几天之后就泄了气。他被分派到了一艘名叫“哥普拉纳”号的巡逻艇上，在维斯杜拉河上当探照灯操作员。维特根斯坦发现这些普通水兵不但不讨人喜欢，简直就是令人厌恶：“这帮船员都是一群讨厌的蠢猪！做事毫无热情，举止粗鲁，头脑愚蠢，满怀心计！所以说什么拥有共同的伟大（战争）事业就能让人性变得高贵，根本就不可信。”

保罗·哈布当年24岁，德国人，老家在斯特滕，是个小村子，靠近斯图加特。哈布自愿报名参军的时候已经和21岁的女友玛丽亚订了婚。哈布是8月4日动身去的前线。临行前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请把我的衣服洗了，收得久一点，我到时候会开口问你们要的，到时再把包好的衣服打开……玛丽亚的信就放在放订婚戒指的匣子里，里面还有我的表链和其他一些纪念品，这些东西能让我想起和玛丽亚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请代我好好保管。我想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和其他不少人一样，哈布也会很快感到失望的。

战争催生出好些新的忠义故事，相当引人注目。1914年7月的最后几天，英国小说家、公务员厄斯金·柴尔德斯就干了一件叛国通敌的事情。他驾着自己的小艇“阿斯加德”号驶进爱尔兰的霍斯港，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独立民兵送去了一船步枪。这些枪支都是从德国走私过来的。谁知短短一个月后，44岁的柴尔德斯就被第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至麾下——丘吉尔可不管柴尔德斯开着“阿斯加德”号干了些什么——成了一名海军预备役军官，并且就如何应对德国在北海沿岸的动向提出建议。柴尔德斯1903年发表惊险小说《沙洲之谜》，书中写的是德国如何阴谋进攻英国的故事。在此之前，他在弗里斯兰群岛一带有过多年的航海经历。现在，这位作家为海军部专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先打下博尔库姆岛和尤伊斯特岛作为跳板，为日后发动对德两栖作战做好准备。柴尔德斯写道：“沿埃姆斯河谷而上，发起进攻……这个计划看来是绝佳的机会，能够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结束战争。”他最后总结道：“身为起草人，我斗胆希望如果军队需要，能够有幸为国效力，不管是负责飞机防护还是其他职位，只要能够执行本备忘录中草拟的任何一项行动即可。”

8月20日，柴尔德斯作为情报官，登上了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丁”号。两天之后，海军元帅约翰·杰利科伯爵与温斯顿·丘吉尔共同造访该舰，柴尔德斯的爱尔兰老乡看到他向二位高官敬礼握手时一定会感到大为惊讶。柴尔德斯写道：“船上一派喜气洋洋、乐观自信的气氛。虽然荒唐，可用‘悲观’二字形容或许更加准确。如此粗制滥造的一艘小小游船，装上几门玩具枪一样的蹩脚大炮，停着几架花里胡哨的小飞机，谁都明白葬身鱼腹是迟早的事情，心里反倒高兴起来。不过，说实在的，真的没人能够预知命运，因为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一场实验，结果如何，没人能说得准。”不管哪个国家，能有这样先见之明的人为数不多，柴尔德斯算是一个。这些人为能够在20世纪的首场大战中出一份力感到高兴，因为那些最让人兴奋的新机器将在这场战争中派上用场，天空中将布满飞行的“魔毯”。

第三节出发

除了丘吉尔和哈尔登两个人，英国其他内阁大臣对于军事事务可以说全都一无所知，这帮人也清楚自己在这方面到底有多孤陋寡闻。的确如此，在那个时代，所有国家的政客都希望把战略和军事科学这些事情完全丢给军人打理，这样的错误只有等到他们老了才懂得后悔惋惜。阿斯奎斯有意重新任命哈尔登担任陆军大臣，后者在过去十年里一手主导了陆军改革，做事大刀阔斧，颇见成效。可是，阿斯奎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那位大法官已经成为以《泰晤士报》为首报刊媒介口诛笔伐、恶毒攻击的对象，被斥为“亲德分子”。陆军大臣的位置最终被让给了有“kk伯爵”之称的陆军元帅——喀土穆的基奇纳伯爵。基奇纳是英国最负盛名的军人，如此安排自然迎得广泛好评。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同时拥有不少非比寻常的优秀条件，比如说，少年时期曾在瑞士生活过一段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1870年，基奇纳曾在法军战地救护部队短期服役，有一回乘坐热气球在空中观察卢瓦尔集团军，不料回来得了肺炎，不得不就此终止了救护部队的服役生涯。

基奇纳伯爵为人不苟言笑，节俭朴素，寡言少语。不过，此人有着明显局限，不仅完全不谙政事，而且对政客嗤之以鼻。劳合·乔治笔下就曾描述过伯爵在内阁开会时是如何“大着嗓门，喋喋不休”“眼神中流露出来的神情冷漠孤傲，仿佛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一看就知道与一帮格格不入的人待在一起有多么难受。毕竟他和身旁坐着的这帮家伙斗了一辈子，心中看这些人总是一如既往地带着军人才有的轻蔑与忧虑”。

基奇纳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从不习惯与他人商量，也不对人袒露心声，即便进了陆军部也丝毫不改行事的作风。基奇纳一向对法军看不上眼，1911年的时候就跟劳合·乔治说过：一旦开战，德国人“就会像赶山鸡一样把这帮法国佬打得落花流水”。即便如此，基奇纳依旧算得上一位出色能干的军人。他在1914年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于坚持认为英国必须做长远打算，以备长期作战。基奇纳发现全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要将一支由散兵游勇组成的皇家军队转型改造成为一支能够适应欧洲大陆作战的陆军，困难重重。常备军也好，预备役也好，再加上地方自卫队和近乎乌合之众的民兵，英军分布在世界各地、多多少少受过训练的兵力总共也就733514人。谁都知道这一点人手远远不够，可令人遗憾的是，基奇纳却搞糟了扩军计划。明眼人都知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现有地方自卫队的框架上进行改造，可是这位新任陆军大臣根本就不把“地方军”放在眼里，决定抛开地方自卫队，创立一支“新军”，军官士兵全部起用新人。混乱接踵而至，成千上万满怀热情，参军入伍的年轻人从1914年8月开始，直到第二年在法国战死沙场，这期间承受的苦难折磨，说起来无一不是辛酸痛苦的故事。

8月份自愿报名参军的人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罗伯特·裘德，21岁，是个工人，在工厂里做工，来自伦敦南部。裘德一开始想加入海军，被派往德文波特参加试训，结果因为“受不了听人发号施令”，没能通过。裘德连同三个工友很快去了东肯特郡步兵团，待到一行人赶到坎特伯雷兵站，却发现那里一没东西吃，二没地方住，只好凑合着在军营广场上睡了一宿。几个人接着去往帕弗利特的一座营地，发现每张帐篷底下都住了22个人。“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裘德写道，“各种穿戴，千奇百怪……每隔几分钟就会走一次队列。我可真是烦透了拿士兵玩这种把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菜端上来一看，只见‘热水里面泡着几块东西，那也叫作肉’。”当局给裘德和其他新兵放假三天，商量如何安置。谁知五分之一的人就此走掉，再也不见回来。

不少自愿参军的人遭到拒绝。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写过一本书，名叫《三人同舟》（ithreemeninaboat/i），该书堪称描写爱德华时代幽默诙谐剧的不朽名篇。杰罗姆在被英军拒收之后跑去法国，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不过，话说回来，杰罗姆毕竟已是55岁高龄，穿不上英国皇家陆军的军装也不奇怪。有个步兵团打广告招募军官，上面大言不惭地写着：“相貌端正，举止得体的公学学生优先考虑。”不过，即便有些应征者符合这样的标准，也会被拒之门外。《泰晤士报》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信是好几个人联名写的，自称“八个未获任命的军官”。八位作者均表达了不满，认为自己“身体健康，英勇无畏，绝对适合现役军人”，却仅仅因为三十出头，就被认为年龄偏大，不被授予军衔，令人恶心。这帮人打算转为普通士兵，不过希望能够和自己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分在一起，写道：“欢迎所有年龄相仿，条件相同的公学学生参加我们的非正式聚会，共商组建‘射手兵团’事宜。地址如下：布鲁克西街59号。”英国人这个时候正兴致高涨地组建“同好营”，待到日后到了法国才知道下场有多悲惨。

某些爱国人士认为如果年轻后生不太积极自愿报名，那么姑娘们也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好让小伙子们感到羞愧，不好意思不去参军。伯纳德·哈姆利那天正好和一个朋友在温布尔登公园打高尔夫球，刚刚打出一记漂亮发球，正在自我庆祝，两个女孩从附近的会所走了出来。一个女孩尖声说道：“这个球打得可真漂亮，不是吗？希望你们打德国人的时候也能打得这么漂亮。”两个女孩说完还给了哈姆利二人一人一根白色的鸡尾巴毛。哈姆利两个于是赶紧表明身份，说自己是伦敦第一步枪旅的军官，这次出来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放松一下而已。两个姑娘听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勉强说了几句道歉的话。

斯蒂芬·朗在卡姆登大街也碰到一位女士送给自己白色鸡尾巴毛。他告诉对方自己只有17岁，在铁路上班，属于“预备役工作”。谁知这位小姐愤愤不平地说道：“这种话我之前就听过”，还把白色鸡尾巴毛递到朗的鼻子跟前。朗只好跟另外一个负责招募士兵的中士解释，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没想到中士答道：“19岁？那不正好吗？”

“可我只有17岁，我是1898年生的。”

“1896年生的？那太好了。要的就是你们这帮狗娘养的来打仗。”中士说完就把朗的名字写了上去。

有些女性迫切希望自己能够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却发现很难找到胜任的事情。不过，格莱蒂斯·温特波顿是个例外。温特波顿的丈夫亚齐是第5龙骑兵团的一名中尉。温特波顿发现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妻子和母亲的用武之地，大为不满，于是把几个孩子全都送去乡下，开着自家的汽车，自告奋勇地来到驻守奥尔德肖特的骑兵师找埃德蒙德·艾伦比少将。艾伦比少将是骑兵师师长，被部下戏称为“公牛”。他在8月14日抽空给温特波顿写了份证词：“兹证明本人乘坐的汽车由亚齐·温特波顿女士亲自驾驶。温特波顿女士完全具备当驾驶员的能力，我有信心推荐她做这份工作。”不过，陆军仍然不让温特波顿去战区工作。温特波顿后来加入一支英国志愿军部队，当了一名救护车驾驶员，和比利时人一同作战，几周之后就在枪林弹雨中开始工作了。

协约国刚刚开始部署的时候自信在纸面上对敌占有优势。俄、法、英三国，再加上比利时，总人口达到2.79亿，而同盟国只有1.2亿。协约国军队动员了199个步兵师，同盟国只有137个。骑兵师比例为55:29。由于协约国总兵力中俄军占到一半，因此人们还在做着美梦，幻想西欧战场上能够出现沙皇军队的身影。

兵力部署是早就定下来的。德国人往西线调派了7个集团军，用于实施毛奇修改过的“施里芬计划”，对法军实施大包围，以求速战速决，一举击垮对手。奥地利几乎派上了一半兵力进攻塞尔维亚，剩下的放在加利西亚，留着对付俄国人，那里是俄属波兰与奥匈帝国的交界之处。塞尔维亚准备在西线抵御奥地利人的侵犯。俄国人投入了两个集团军进攻东普鲁士，另外四个集团军用来对付奥地利人。法国则在着手实施“第17号计划”。法军在8月6日之前接到的命令是不得进入比利时境内，飞机也不要飞越比利时领空，确保德国人为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承担全部责任。

只有英国在如何开始军事行动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跟之前在战和问题上犹豫不决一模一样。内阁专门召开军事会议。首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由阿斯奎斯主持召开，时间是8月5日下午4点。摆在英国人眼前的困境在于能否下定决心，把那支小小的陆军派到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去。格雷和诸如亨利·威尔逊这样的老兵尽管一向支持渡海作战，还跟法国人做过保证，可有几位重要人物仍然坚决反对。这几位大人物认为英国有能力、也应该只打一场海上战争。英国战前有关大陆战争的计划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海上封锁，对德实行经济战这一块儿。可是，这个计划要想开展下去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外交部并不希望同其他中立国家把关系搞僵，况且还指望着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贸易。对全球金融灾难性崩溃的恐惧与担忧是另外一个关键原因，使得英国在这方面束手束脚，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这样的金融危机现在已经初露苗头。更何况，既然战争危机看起来只需持续几个星期，欧洲的命运就将尘埃落定，那么花上好几个月封锁禁运，迫使德国垮台，似乎无利可图。另外还有人经过思考，提议利用皇家海军的海上控制权，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派兵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诺斯克里夫勋爵是欧洲最有势力的报业大亨，旗下拥有《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两大报纸，一开始对卷入任何形式的大陆争端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我听说要派英国远征军去法国，到底是搞什么名堂？”勋爵对着手下一帮高级主管大声叫道，“简直是胡闹。一个士兵都不要离开这个国家。我们的舰队厉害得很，要什么，就能帮什么。我可不会支持派兵出国，哪怕一个兵都不成。要是敌人打进来该怎么办？我们英国自己该怎么办？没有我的同意，一个兵都不许走。明天你就给我在报上登出来，叫他们统统不许走！”不过，这一回倒是难得，这位报刊大王在一众编辑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竟然回心转意，改变主意——诺斯克里夫的报纸对派遣远征军一事表示了支持。

有人在8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议。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对英国的那帮盟友表示严重怀疑，一心想着既然要打，那就不如单干，一切行动都尽量不要让法军插手。弗伦奇在唐宁街的会议上提议在安特卫普一带布置阵地。中将道格拉斯·黑格伯爵将指挥一个军的兵力。黑格在会后写道：“弗伦奇爵士说英国远征军从安特卫普开始作战，和德军发起对攻，会有‘优势’。这种没脑子的话，我一听就怕了。也不想想德国人实力有多强，而且还保持兵力完整。”黑格日后将成为英国历史上带兵上阵的将军里头最出名、没准也是最出洋相的一个。他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担心“如果从一开始就和法国人各自为战”，恐怕会输掉这场战争，同时还对基奇纳的看法表示认同，认为这场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

黑格1914年时53岁，脑瓜机灵，相比其他人算是受过不错的教育，在牛津大学读了三年之后进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黑格并非贵族出身，祖上是苏格兰人，以酿造威士忌为业。在时人看来，黑格既是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又是一个会打仗的指挥官，不料名声却在死后一落千丈。从后来出版的战时日记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对于那么多人战死西线表现得无动于衷，冷酷漠然，而且对于阴谋暗斗颇感兴趣，确实令人恶心——黑格厚颜无耻地利用妻子多丽丝身为女王随身侍女，谋取一己之私。不过，考虑到黑格生活的那个时代、阶层还有社会环境，他这个人虽然永远不会赢得后人爱戴，却与1914年—1918年西线惨烈的背景相契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军事将领拥有与之匹敌的崇高名望。黑格身为军人，能征善战，绝非漫画里讽刺那般。

不过，黑格在8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提议英国应该先缓一缓，推迟几个月，待到兵力更加强大，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准备更加充分时，再向欧洲派遣部队。黑格的意见把亨利·威尔逊吓了一跳。威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的生死存亡就算并非短短数日能够看到，至少也是几个月内才见分晓的事情。不管英国能够派遣多少兵力，英国的盟友都迫切需要人手增援。英国政府之所以下定决心，立刻派遣远征军，威尔逊当记头功。纵观历史，一个资历相对较浅的军官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确少之又少。

军事会议于是在翌日正式授权，政府批准向法国派遣远征军。远征军由一个骑兵师和四个步兵师组成。另有两个步兵师暂时留守国内，负责本土防御。留守部队意在维持兵力平衡，以备紧急部署之需，任务包括在劳工阶级不满，可能引发社会秩序混乱时进行镇压。如此一来，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不仅比不上法国，甚至就连比利时都不如。即便如此，派遣远征军赴欧作战也足以成为英国政府最关键的战时战略决定。毕竟，考虑到绝大多数英国政治人物以及国内民众骨子里的岛国性，这些人原本永远都不会去想一想自己的国家是否真的无法避免卷入这场欧洲大陆的地面战争。

一如事先预计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交到了弗伦奇爵士的手中。这位61岁的老骑士拥有爱尔兰血统，因在布尔战争中立下战功赢得盛名。就在几个星期前，弗伦奇还因为卷入“克勒克兵变”麻烦缠身，甚至为此辞去了帝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此番虽然重新走马上任，可还是担心职业生涯就此走到尽头。虽然，自由党政府和不少上流贵妇感觉这位约翰爵士可怜兮兮，值得同情，可弗伦奇作为最高司令官，还是不够资格。弗伦奇视野有限，平生从未指挥过如此庞大的部队。倘若去了法国，就得与这个关键盟友紧密合作，可他连一句法语也说不上来。黑格在8月11日写道：“我知道在我国面临如此危机之际，弗伦奇根本就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指挥职位。”黑格的这番话得到了业内人士一致认可。威尔逊本可担任弗伦奇的总参谋长，因为英国高级军官当中只有他一人在自信程度上堪比霞飞，却因为在北爱尔兰危机中大力支持橙党深受牵连，不得不屈居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之下，挂上了一个听来相当古怪的头衔——副参谋长。

劳合·乔治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的纷争迷茫，感慨道：“那是我头一次觉得这位军事领袖有多么不靠谱，明明判断错误还要固执己见，不仅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糕，还从不和人协调合作。法国和我们英国有史以来组建的最精锐部队就这样被他输得一败涂地。”诚然，这位政治人物是因为这场战争才口出此言，对军人极尽挖苦之能。这位财政大臣的话，尤其是对于基奇纳的侮辱确实过了头。关于弗伦奇最中肯的评价应该是他身为总司令，接下来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比起其他欧洲列强、不管是哪一边的军事同行来，都只能说是半斤八两，一样差劲。

基奇纳给约翰爵士的指令是8月10日下达的，其中有一段极为关键。这一段话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一直被那位总司令理解为示弱胆怯的表现。话是这么说的：“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英国的军队，加上应急增援部队，在兵力上十分有限。只要时时考虑到这一点，就应该明确意识到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在于更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物质消耗……尔部理应，也定能找到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示无畏的勇气与严明的军纪。不过，各级军官都应清楚意识到这是我军首次经历欧洲大陆战事，不像以往对付未经训练的敌人，作战行事务必更加小心谨慎。”换句话说，基奇纳心里清楚得很，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和自己十六年前在苏丹，拿着大炮和加特林机枪大肆屠杀手持长矛的德尔维希人，完全是两码事。

英国人在1912年下半年，也就是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组织成立了一个铁路执行委员会，应对战时铁路管理问题。此时此刻，委员会立刻行动，很快将远征军的部队运送至各大港口，等待上船，效率之高，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就在弗伦奇的士兵在皇家海军的大炮保护下乘船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陆军部还在就部队登陆之后如何行动，争争吵吵，意见不一。基奇纳预计德国人会越过默兹河长驱直入，因此倾向于将英军集中在亚眠，远在比利时边境的后方。亨利·威尔逊对于陆军大臣的意见深感不安，在8月12日会后写道：“他还在以为德国人会从默兹河北面进攻，趁我们来不及集结部队，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

基奇纳的判断是对的。事实上，他在战略评估上体现出来的洞察力要远在法国参谋部之上。可是，威尔逊认为英军的头等要务在于阻止德军速战速决——虽然当时还没有发明“闪电战”这个词，但威尔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看法同样言之成理。就这样，就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就在陆军部，基奇纳最终向威尔逊做出让步，同意英国远征军向前推进至边陲重镇莫伯日，在法军左翼就位。

此时此刻，一切都只关乎调兵遣将，兵贵神速。《伦敦新闻画报》刊载了一张照片，画面上是报刊销售巨头“whsmith”连锁店在伦敦的马厩，马儿被集中关在这里，烙上印记。自愿兵的训练房和兵站一般设在各城市的中心地带，这样的话，地方自卫队动员的骡马炮兵连就要穿过伦敦金融区的中心地带，奔赴战场。巴黎有一位时髦的神父，叫作穆涅尔神父，有一天在巴黎北站外面一家咖啡厅里听一帮年轻人做忏悔。这帮年轻人个个家境殷实，正迫不及待等着奔赴战场。“神父先生，快一点。我的火车差不多要开了。”有个人去位于阿斯托尔大街8号的格雷夫尔伯爵宅邸参观，走进院子，见到一群年轻人，隐约记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后来才认出原来是伯爵仆人，正准备出发前去各自的部队报到。这些房间曾经举行过那么多华丽盛大的聚会，现在人去楼空，只传来空荡荡的回声。访客走进屋内，只见主人正在吃着冰冷的午餐，午饭是管家从外面餐馆买回来的，这也是管家最后一次在主人面前服务。只见这位仆人摘下帽子，敬了个礼，然后便去贝尔福的军营报到去了。

欧洲绵延数千英里的铁路线上，一车又一车士兵随着列车慢慢悠悠地摇来晃去，昏昏欲睡地向着指定的战场进发。人们表达同仇敌忾的方法感觉多少有些做作。法国人在车厢两旁用粉笔写着“德国佬去死！”之类的标语；英国兵则喜欢用“绞死德国皇帝！”这样的字眼。德国人的运兵列车上装饰着新剪下来的绿色树枝。弗莱堡有一个人，8月6日那天挤在人群里观看城里的步兵团列队出征，被小伙子们漂亮的军装，还有坚定的神情给深深吸引住了：“人群突然发出一阵欢呼，原来是机关枪连走了过来……接着是野战炊事班……接下来是运送给养和驮包的马车，所有马匹都披着新的马衣，每一辆马车、每一件设备都焕然一新。让人赏心悦目。”在施奈德米尔，艾芙丽德·库尔看见城里的部队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火车站列队走去，嘴里唱着《坚守莱茵河》，赢得了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士兵们肩并着肩，像灰色的潮水一样涌上月台。每个士兵的脖子上都挂着花环，要么胸前别着花圈。枪膛里插着翠菊、紫罗兰，还有玫瑰，好像要用这些花朝敌人开火一样。每个士兵脸上都带着严肃的神情。我还以为他们会兴高采烈地笑起来呢”。按照德国人当时的道德规范要求，在车站慈善机构工作的年轻女子应该由年长的已婚妇女监护。一位地方长官不无挑剔地提醒人们注意：“在这支拿着武器的军队后面，还有一支为爱献身的大军。”

列车缓缓驶出月台，把送行的人们抛在身后，渐行渐远。一个高个子士兵把身子从车窗里探了出来，小艾芙丽德大声喊着：“再见！”那个士兵也报以善意的回答：“再见了，姑娘！”在312个小时之内，共有1.1万列火车横穿德国，将119754名军官、210万士兵和60万匹战马送往法、比、卢交界的各个集结区。毛奇麾下七个西部集团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一日之内便渡过了莱茵河，动用火车560列，每列均由54节车厢组成。

在俄国腹地，塞尔盖·孔杜拉什金看着一列接一列长长的火车从眼前驶过，满载着一车又一车士兵，缓缓朝北驶去，只听见车厢与车厢之间减震器碰撞发出的咔咔声：“女人们大声喊着，哭着，送别自己的男人。有的人因为悲伤，已经虚弱到站都站不起来，只能互相依偎着，靠在对方胸前，哭喊着：‘天啊，他是我的男人，我的爱人啊！’”列车载着萨姆斯科伊轻骑兵团的战马与骑兵，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穿过莫斯科城。一位路人在为士兵们祈求上天保佑，还把一座圣像送给了机枪排的指挥官。

弗拉迪米尔·利陶尔是一名陆军中尉，父母都住在圣彼得堡。利陶尔连跑一趟莫斯科中央电信局的时间也抽不出来，那里是他唯一的地方，能够打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出发上了前线。利陶尔后来写道，其实不管发生什么，父母也不会有多么难舍难分。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既然儿子选择了当兵这条路，那么打仗就是合同上写好了的事情。“他们只会希望我平安，简单说一句：‘上帝保佑’”。车站里头，不少马匹在拼命反抗，不愿往涂着深红色油漆的木头车厢里钻。不过，马是无论如何都要弄上车的。等到马儿上了车，整团人马也就动身出发了。火车一列接一列开出热泽夫车站，向西南驶去。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们朝窗外望去，只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中士，头发已是斑白，正挺直腰杆站在那里举手敬礼，脸上淌满了泪水。

催人泪下的场面不止这一幕。利赫诺夫斯基亲王在离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时一路上哭个不停。符腾堡大公看着自己的部队动身开赴前线的时候同样潸然泪下。温斯顿·丘吉尔在送别亨利·威尔逊前往法国的时候情难自已，嚎啕大哭，让这位参谋官好不感动，写道：“我从没这样喜欢过他。”虽然，有些即将出征的英国士兵已经算是老兵，参加过殖民地战争，可其他人对于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仍然一无所知。卡斯勒罗斯爵士是一名中尉，在爱尔兰近卫兵团当军官，这辈子几乎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是因为指挥官上司是家里的世交，碍于面子才答应带这个年轻人上战场。护卫队在招募人手方面自有一套。有个移居海外的英国人从加莱回国。此时此刻的英吉利海峡到处可见南下的汽船，船上满载着英国远征军士兵。这个英国人坐船经过一艘运兵船，只见数百士兵沿着船栏，一字排开，用洪亮的声音齐声高喊：“我们勇于赴死！”英国人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感慨，说话的口气依旧带着他这个年龄和身份特有的傲慢：“这样一场战争居然能让这帮傻大个嘴里发出这样伟大的声音，确实难得！”

8月3日凌晨5点，比利时掷弹兵团的查尔斯·斯坦和战友们就被嘹亮的军号声给吵醒。两个小时之后，斯坦和战友们已经排好队伍，领到了各自的战地包扎包。团长上校对全团士兵进行了训话，告诉士兵们战争看来无法避免，比利时必须为了保卫自己，奋战到底。士兵们齐声高喊：“国王万岁！比利时万岁！上校万岁！”，随后迈着整齐的步子，从围观的人群面前走过。人群中有人在欢呼，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女人则在哭哭啼啼。

即便如此，打仗似乎仍然是一件让人不懂害怕，反而感觉兴奋的事情。约泽·切维尔巴是一名画家，年纪轻轻，颇有前途，此时此刻也成了一名奥匈帝国的步兵。他在信中向朋友吐露了心中的迷惑，写道：“我到底回不回得来，只有老天知道。不过，如果真的回来，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地回来。我知道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成熟……这一年里头有太多事情让我操心，让我常常从梦中醒来。我都已经计划好了去威尼斯旅行。”陆军中尉夏尔·戴高乐写道：“再见了，我的家，我的书，我熟悉的一切。一切或许就这样画上句号，生活看上去会比现在要紧张得多，最琐碎的小事也会蹦将出来，让人觉得慰藉。”话虽如此，可戴高乐承认自己并不害怕，有能力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在期待着这趟“未知的冒险之旅”，这场冒险自己“之前早就赞美过……毫不畏惧”。普略·德·迪于斯上尉属于那种心里怀着崇高快乐幻想的人。在他的笔下，“前线这样的词充满魔力，让人感觉无上光荣，豪情万丈，包含着所有美好的、高尚的人类优秀品质。一想到为了保卫祖国，能将自己化为一捧黄土……出发的时候就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8月16日是星期天，波茨坦车站聚集了一大群人，一个个欢声笑语，热情洋溢，身上穿着灰色的军服，胸前的勋章闪闪发光。这些人即将登上列车。这11节车厢将载着德皇威廉二世、毛奇和一干随行人员前往科布伦茨，刚刚装修完毕的司令部就在那里。总参谋长毛奇几天前已经说了：“这个世界倘若还有一丝正义可言，那么我们就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毛奇直到此时脑子里仍然抱着这个念头。尽管，下属们颇有微词，可鉴于毛奇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妻子伊莱扎和贴身侍女依旧得到德皇亲许，随军同行，照顾毛奇的饮食起居，毕竟没有任何人要比毛奇对挑起这场战争担负更大责任。火车缓缓驶出车站，这一批身着军装的乘客们要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才能到达目的地。每一个人都对车上一丝不苟的安排啧啧称道——每一间包厢外面都写着乘客的名字；火车刚一发车，就餐座位顺序就已安排停当。不过，还是有那么几位对如此美酒佳肴、奢华享受感到些许不安。有人心有疑虑地写道：“我们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享受？”

有个10岁的男孩名叫伊夫斯·孔加尔，住在靠近色当的德法边境线上。他在7月29日写了这么一段兴高采烈的话：“我在想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好想当一名士兵去打仗。”谁知道就在几天之后，战争的残酷就降临到了孔加尔住的小镇头上——德军先头部队越过边界，进入法国。德军占领色当之后，把所有汽车、马匹，还有喝的吃的，就连家里的电话全都毫不留情地抢了过去。伊夫斯的爸爸也和其他人一样被抓了起来，扣作人质，防止镇上居民反抗。

总有一些人，不管再如何小心翼翼地踮着脚，都会踩进战争刚一开始的那一滩血泊之中。弗洛伦斯·法姆伯勒是英国人，在俄国自愿报名当了一名战地护士。她见到的第一个死掉的士兵是一个军官的马夫，名叫瓦西里，是个小个子，还没来得及上前线就被主人的马一脚踢中脑袋，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法姆伯勒偷偷跑到停尸房去看：“只见尸体又瘦又小，都已经干瘪得起了褶皱，看上去更像是个孩子，哪里像个成年人？僵硬的脸上惨白惨白，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脸色这样奇怪，两颊也陷了下去。”人们在死者眼睑上涂了些方糖，这样可以把眼睛闭上。从此以后，战死沙场的人再也不会有谁得到这样的优待。美好的序曲已经结束。战争伊始的美好幻想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有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