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相当于雪中送炭啊，岑毓英自然会感激他，甚至跟他做朋友，如此一来，政商关系自然而然就成立了。政商关系一旦成立，一切也就好说了，这是生意上的策略还是贿赂？

到了后期，王炽的经商理念，逐渐从“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过渡到了“人弃我取，人需我予”的境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人家不要的我去拾取，人家需要的我会给予。

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奇怪，这是做善事还是做生意？

其实善事也可以做成生意，关键在于怎么做。

这里同样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光绪初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盐，改善川盐的生产。可任何一样改造都需要钱，偏偏当时的政府没钱，盐茶道的官员同样是急白了头发，到处找人筹集资金。然而很多商人认为，一件商品从改造、生产再到投入市场，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见成效，甚至有可能会亏本，所以当时没人愿意花钱去投资。有些盐商为了降低风险，欲以合资的形式去拿下这个项目。

就在这时候，王炽先一步出手了。

当时王炽的同庆丰票号刚刚成立，实际上他也没多少钱，拿出这笔钱给唐炯后，有可能他自己就身无分文了。但是大生意人都具有大胸怀，王炽还是千方百计地筹足了十万两银子，交到了唐炯的手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里面有个玄机。

票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一家银行要想吸引客户来存兑，你得有信用度和知名度，没有这两样东西，就算浑身是嘴去游说，人家也只会把你当传销。王炽的银行刚开张不久，两者都不具备，他就看准了盐茶道需要钱的这个时机，花十万两给自己做了个大大的广告，向世人宣告，同庆丰是有实力的！

这是做生意还是做善事？

还有一个例子，也颇为经典。八国联军入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仓皇而逃，京城的达官贵人或有些家底的百姓更是人心惶惶，争相离京逃难。可是人可以逃，大批的家产如何带得走？丢弃吧舍不得，变卖吧洋人都入京来抢劫了，哪个敢收？

偏偏王炽又出手了。发电报给北京的同庆丰分部，要求他们，只要是百姓来变卖之物，无论多少，照单全收。

做这等违背常理之事，得有多大的气魄和勇气！后来，八国联军离京，慈禧还都后，王炽将乱时所收之物出手变卖，获利颇丰。

这就是人弃我取，人需我予，虽是乱世时的经商理念，但是换个思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行得通的。义乌的小商品何尝不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义乌人便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用糖换取鸡毛以获微利。

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常常拿家里的鸡毛或者废弃物去换糖。彼时宁波一带的人自以为优越，颇看不起义乌、象山那一带的人，谓之“讨饭”，即像乞丐一样的人。而此时呢，义乌人并未以利小而不为，而是敢为天下先，毅然闯出了一条被他人嗤之以鼻的经商之道，成就了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言归正传，王炽在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并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巨商后，就把目光放在了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上，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牵涉清廷之命运。他花巨资从洋人手里买回了矿产的经营权，又出大价钱与官府合资兴办云南铜、锡矿业，使地方工业免遭洋人染指……

这是政治，但也是生意，大生意人做的大生意。

可能不少人会认为，这不过是官商合作的老套路罢了！其实每件事都有两面性，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奋斗，关键是你在逐利中做了什么，又在得到了利益后做了什么。有些人为了逐利不择手段，而有些人在利己的同时又能利人。说白了，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去当坏人，走什么样的路，不是人品问题，而是策略和智商问题。

以上所说的事情，我都会在小说里提到。说到此处，我想足以让诸位去了解王炽，了解这位无论是名望还是地位都不亚于胡雪岩的一品红顶商人。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王炽，走近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清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