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人类更容易与喜悦而非悲伤的情绪产生共鸣,
我们才更倾向于炫耀财富,隐藏贫穷。
最羞于启齿的是向别人承认自己的窘迫困厄。
就算把悲惨遭遇鲜血淋淋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却没有一个人能感受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半的苦痛。
——亚当·斯密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前半生近乎一帆风顺。
她的父亲尤金·迈耶是在股票市场风生水起的天才金融家,母亲是才貌双全的社会名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拥有了一切最好的东西:上顶尖的学校,跟着名师学习,住豪宅,身边有一群佣人听候差遣。
1933年,父亲买下当时已奄奄一息但影响力不减的《华盛顿邮报》,试图重振这家企业。作为家族中唯一一个对新闻行业感兴趣的孩子,凯瑟琳几年后从父亲那儿接手公司,并将管理权转让给和自己同样优秀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
与霍华德·休斯那样任性挥霍家产不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凯瑟琳只想选择一条轻松一点的道路。鉴于她的人生经历一直都非常顺利,这样选择似乎也不成问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甘愿成为站在丈夫(和父母)背后的那个人。
然而,几年之后她的命运忽然掉了个个儿。菲利普·格雷厄姆的行为开始不受控制。他酗酒成瘾,视公司决策为儿戏,买下很多无力偿付的东西。甚至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也渐渐冒头,他在几乎所有的熟人面前公开羞辱自己的妻子。就像老话说的那样,男人有钱就变坏,对吧?其实不然,此时的菲利普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凯瑟琳希望通过精心照料来帮助丈夫康复。某天,她在隔壁房间小睡的时候,菲利普扣响步枪扳机,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这是1963年。养大了三个孩子,毫无工作经验的46岁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忽然被命运推到《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的位置上,负责经营这家有几千名雇员的大企业。此时的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只感到万分恐惧与陌生。
尽管这是一出悲剧,但还远不算覆水难收的败局。格雷厄姆依然是那个富有、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你错了。失败和逆境相生相伴,每一个悲惨的人生都各有各的悲惨之处。生活就是这样:把所有计划一毁而尽,撕成碎片。有时只来一次,有时还要如此重复好几次。
金融哲学家、经济学家乔治·古德曼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盛装出席华丽的舞会,香槟的气泡在玻璃杯里闪闪发亮,仲夏夜的空气中满是柔声浅笑。人人心里都清楚,黑骑士迟早会冲破大门残忍复仇,屠尽这里的每个幸存者。要想保命就得早早离场,但谁都不舍得离开这歌舞升平之地。大家都在不停地问:现在几点了?然而,这里的表盘上连指针都没有。
古德曼形容的是经济危机来袭前的一派虚假繁荣,不过他描述的情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陌生:一切风平浪静,好一个太平盛世。有些人在追逐目标,有些人已经收获果实。论谁也想不到就在这时,命运之轮已经悄悄开始旋转。
如果说成功是一种自我的陶醉,那么失败就是自我的毁灭性打击——下滑从此变成坠落,再小的问题也可以导致庞大组织的解体。自我在成功的人眼里只是一点邪恶的小勾当,但对于失败者来说,它是致命的。
我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失败:破坏、不公、逆境、打击。悲剧。不同的标签之下,其本质都是一场磨难,人人避之不及。有些因此而堕落,有些生来就有能力渡过难关。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场必须经历的劫难。
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写好了。我们是这样,五千年前的吉尔伽美什国王也是这样:
他将面临一场毫无了解的战争,
和一段从没走过的路。sup/sup
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身上。接管报业公司只是她未来二十年疲惫挣扎的开始。
曾经呛声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潘恩写过:一些人的思想中有种天生的坚定意志,不会因烦琐小事而解锁。可一旦当它被打开,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的坚强内核。格雷厄姆也许就拥有这样的坚强内核吧。
等她坐稳领导位置后,渐渐发现这家报纸公司的董事会太过保守,成了未来发展的一块恒久绊脚石。他们故步自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反感所有冒险的行为。凯瑟琳知道要想做成大事,就得确定自己的领导方向,绝不盲目跟从他人。她最终决定找一个新的执行主编。顶着董事会的大力反对,她辞掉原来那个“老好人”主编,聘请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手起刀落,简单粗暴。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慌了阵脚。就在《华盛顿邮报》紧锣密鼓准备上市之际,却收到了一系列窃取自政府的文件。尽管法院禁止发布这些文件,编辑却请示格雷厄姆是否仍然要在报上刊登出来。她咨询了公司法务,咨询了董事会。所有人都投出反对票,担心此举会影响首次公开募股,甚至因此惹上官司。左右为难之中,格雷厄姆还是决定刊登文件——这一决定也是史无前例的。见报没多久,美国民主党委员会总部失窃文件的调查组织根据一份来源不详的情报,威胁要将《华盛顿邮报》推到白宫政府及华盛顿其他权力官员的敌对位置上(还要收回必需的电视台相关的官方执照)。一时间,尼克松总统的拥趸和美国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纷纷指责格雷厄姆有点不自量力,后者气急败坏地咒骂“非把她的奶子给拧下来不可”。另外有人透露,白宫此刻也正琢磨该怎么狠狠打击这家报纸。我们不妨切身想想: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政府此刻正在策划:怎么才能让《华盛顿邮报》吃不了兜着走?
这还不算什么。公司股价持续走低,股票市场异常萧条。1974年,某投资人开始恶意大量购入公司股份,董事会人人自危——这也许代表了一次充满敌意的收购行为。无奈,只好由格雷厄姆出马对付这个投资人。第二年,报纸印刷工会开始长时间罢工抗议。公会成员的t恤上印着“求菲尔(菲利普昵称)用枪射死这个假格雷厄姆”。凯瑟琳开始着手摆平这次罢工,但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一天早上四点钟,一通让人抓狂的电话打进来:工会把报厂的机器全砸了,还狠揍了一个无辜的职员,烧了一台印刷机。一般情况下,当报厂遭遇职员罢工时,同行企业会借出自己的印刷设备帮忙救急。但这次,其他报厂却巴不得离格雷厄姆的烂摊子远远的,导致一天时间里《华盛顿邮报》就损失了30万美元广告费。
祸不单行。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开始抛卖股权,显然是对前景不抱任何信心。格雷厄姆受之前遇到的一位激进投资人的怂恿,动用公司的一大笔钱把这些股份全部收买回来。此举异常冒险,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
这些事儿光是读读就够让人头疼了,可格雷厄姆还要硬着头皮一一处理。不过幸好她没有放弃,邮报内部重组的结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