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老博的宗教信仰。不过就在我跟着大队人马造访所有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除了那一个）之后约一个礼拜，大家决定应该为老博举行教堂仪式。玛莉出面声称老博在肺炎住院时已经信了耶稣，我母亲欣喜若狂。穆佛瑞牧师要求主办没有老博遗体的葬礼。我没有异议。玛莉已经说服自己老博接受了耶稣，她把他看作她最重要的救赎之一。我想老博不会介意。此外，他对伟大南国的爱已经封存在所能想象的，最美丽的永恒里。不是尘归尘，土归土，而是美好的异教葬礼让他成为他深爱的非洲的一部分。他的精神长存于非洲水晶洞，望向雨林，直达雾蒙的河谷深处，跨越远方如孩童蜡笔画般蓝染的山脉。
老博的死让我彻底麻木。日常运作不变，但是我的举止仿佛失去重力。每件事看起来都乱七八糟。人们对我说话，但我听不见。他们的嘴巴像鱼缸里的金鱼一开一合，却没有吐出东西；他们的动作看起来过于夸张，虽然朝我走过来，但双脚却仿佛没有动，而是身体逐渐变大，像卡通一样朝我站的地方拉长。我感受到的痛楚都是内化的，既深又暗，就是那些痛让我麻木。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跟以前一样了。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早知道老博将死，数月来老博也是这么告诉我。但是我对这种死亡一无所知。死亡应如楚克爷爷或橘皮耶那样，既暴力又丑恶，或甚至是像胖海蒂那种可怕的死。我在非洲学到的死亡，不曾是温柔轻巧的离去，而是从来没有尊严。因此我觉得老博骗人，他只是离开了，消失了，是他让死亡降临，而不是死亡找上他。我感到被骗，甚至愤怒。为什么他不等我？为什么他不告诉我？这样我还能带他去那个水晶洞啊。然而我私下知道自己不可能办到。我会抓住他最后一丝生命迹象不让他走，我知道他也会知道。但这对麻木没有帮助。知道这些也无法驱走我的渴望，驱走心脏下方——就是你攻击其他拳击手，让他们力气尽失的部位——那股永恒的锥心之痛。确切来说即是如此：铃声响了，我却找不到力量与意志出来独自面对下一回合。
穆佛瑞牧师说了一堆有关老博走到生命最终与尘世等的事情，他称老博为伟大的钢琴家与园丁。“主耶稣在天堂已经给了我们深爱的教授一块花园，种满了芳香的三色堇与香豌豆。他在那儿可以对天使诗班演奏音乐。”
会众一定认为他对重生后的叙述进步了，他们在穆佛瑞牧师的悼词间添上“赞美主”与“祝福他荣耀的名”等话语。我全听见了，但那一点道理也没有，那些话语跟老博没有关系。绝对没有的啦。
“哦，亲爱的，哦，天啊，我的妈啊。我们亲爱、亲爱的教授极有可能宁愿选择永恒的地狱之火，也不会选择永远待在芳香的三色堇与香豌豆之间，对天使诗班演奏音乐。”包思沃夫人说，她第一次见到穆佛瑞牧师与使徒信心会的杰作。
玫瑰花园上方山丘的芦荟开花了，仪式举行那天稍早我爬到我们的石头上哭了一会儿，直到太阳升起照亮山谷。下山时我采了许多芦荟花分枝，放在我在教堂后房找到的铜制花瓶里。我进入教堂参加葬礼时，那花瓶被移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粉红与橘色的剑兰。
从头到尾戴着帽子的老波斯坦先生，也跟着波斯坦小姐一起出席了葬礼。波斯坦小姐闪亮的口红与修长的红指甲，摆在教导大家除了粉底之外任何化妆品都是犯罪的教会里，看起来格外奇怪。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士在为主见证时，把涂了指甲油的长指甲形容成滴着罪人鲜血的魔鬼指爪。在一群憔悴、面有菜色，灰发用廉价塑料夹挽起的女人之间，波斯坦小姐看起来非常漂亮。那群女人的帽子上插了亚麻小花，聊作装饰。我看得出来她们偷偷瞄她，偷看她完美的面容、几近紫黑色的闪亮秀发、绿色眼珠和光彩有罪的嘴唇与指甲。下一次她们聚在一起喝茶呱呱闲扯时，一定会义正词严地开骂，告诉彼此说她们看见了活生生的罪，魔鬼就坐在她们之间。
既然没有老博躺在棺木里让大家瞻仰，葬礼结束后，教堂外会众便拥上前恭喜玛莉她改变老博信仰的惊人作为。连我母亲都无端获得称赞，因为她很早便有远见，把老博带进来成为受到救赎的潜在候选人。
所有认识老博的狱警都前来致意，包括史密特上尉和指挥官。仪式结束后，史密特上尉邀请我回到监狱，拳击队聚在那儿守灵。那里后来变成一场开心的聚会，反而像烤肉和唱歌大会。我试着表现得高兴一点，因为我猜这场聚会是想让我心情好一点。老博一定比较喜欢这边，而不是那个假虔诚的葬礼。
葛特把我拉到一边。我刚回来帮忙找老博的时候，是从他这里接手的。他那时几乎三天没睡，筋疲力尽。“告诉我，老兄，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你知道他去过的每个地方啊。”
“是啊，那很奇怪，不过你知道老博的，葛特。他也许在哪个老矿坑里找到某个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可能是好几年前找到的，在他认识我之前。”
葛特直视我。“不，老兄，不可能。你跟他太亲密了。我以为你知道，但是……啊呀，你对。如果是我，我也不会说。”葛特是天性安静的人，留意每件事的动静。他才刚升上中士，大家都说他一定会成大事。
老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包括施坦威钢琴。他把大约二十镑的保险金留给迪与达。我母亲把施坦威钢琴搬到家里的客厅，钢琴几乎占满整个房间，因此得把那两把与沙发搭配的椅子搬到屋后阳台。那主意太棒了，反正客人都坐在那里。唯一来拜访我们的是教会的妇女与来量身制衣的人，从未有那种必须别扭地坐在客厅里的客人。因此那两把老椅子放在后门门廊实在太完美了。两把椅子困在客厅四十年之后，终于有了点用处。
一开始我以为祖父会因那两把椅子被放逐而有点伤心，因为那些家具是他创造玫瑰花园的对象，也就是他美丽的妻子所买的。但等下次我从学校放假回来，他已经将其中一张椅子占为己有，椅子衬垫上有许多小烧洞，都是他烟斗中的灰烬掉下来烧透褪色锦缎的痕迹。
老博的小屋在小山丘上遗世而独立，离其他的欧式小屋有段距离。小波斯坦先生读他的遗嘱给我听，表示老博拥有整个小山丘。我让迪与达以照料小屋的身份迁入，不过其实是要把房子给她们住的意思。她们原本同住在我们家玫瑰园旁的小砖房里，跟那里比起来，老博的三房小屋加上延伸式的厨房真是名副其实的豪宅。老博的死让她们两个极度哀伤。老博请她俩准备了三天的食物，并请她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要远行。他第四天还没回来时，迪去见了包思沃夫人，大家才警觉有事。迪很守信用，她只告诉包思沃夫人老博前一晚没有从山上回来，因为他的床没人睡过，而且圆形小火炉里的灰烬是冷的。她们都向我承认，老博请她们准备了三天的食物，也就是说，等包思沃夫人打电话给我时，老博已经消失四天了。到非洲水晶洞的路程需要两天，他会稍作休息，在第三天的某个时刻开始攀登悬崖。老博是有条不紊的人，总是仔细计划每件事，直到力气耗尽为止。玛莉告诉我他在医院的时候，曾抱怨晚上睡不着。他们便给他一些安眠药。老博绝不可能服药，他说那是“把坏的化学物质放进血液里”。我知道现在他一定身上带着那些安眠药。老博绝不会草率行事，即使面对自己死亡的计划，他的态度也不会改变。
迪与达对老博的信赖阻止了搜索大队更进一步深入山里找人。一个肺炎刚好的虚弱老人一天内不可能走进山里太远，更不可能横跨整个马鞍山脉。然而我更了解老博，他一定早就在几周前，甚至几月前便计划好，包括他的健康状态。他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很大。之前我打电话回去时，包思沃夫人说他身体很好。
我一直等到回学校的前一天，等到老博死亡的喧嚷稍微平息一点，这时大人才会准我独自上山。前一天晚餐时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山上走最后一趟，以纪念老博。隔天凌晨我便出发。我知道老博一定还需要某些东西，若非如此，他也会留下什么讯息给我。我同迪与达一起把小屋与仙人掌园搜过一遍，但一无所获。老博要我帮他做最后一件事，我很确定。不管如何，我也需要给自己举行某种仪式，来纪念老博过世。我带了一罐沙丁鱼罐头、一些橘子，在学校旧便当盒装满西红柿、两颗白煮蛋与一些昨晚剩下的冷马铃薯，加上一瓶水与一只手电筒，便出发了。为了不让人生发疑窦，我没有带绳索，我很确定自己可以不靠绳索便爬上悬崖。
我只在日出时停下来吃了一个马铃薯，喝了一点水。十点多时我已经到达之前在雨林外围设的营地，上方隐约看到悬崖。此刻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猜老博曾再次使用这块营地。过去十天都没有下雨，我挖的营火堆里灰烬仍然新鲜干燥。为了确认，我跑到埋垃圾的地方，把垃圾挖出来。没错，又多了一罐牛肉空罐与一包“贝克的美丽波利”饼干包装纸。老博喜欢这种无味的干饼干，每次都带这个牌子。
半小时后我站在通往洞穴的岩壁上。一开始似乎没有什么老博来过的迹象，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如果老博没有成功怎么办？如果他攀爬悬崖时不小心掉下去，人躺在底下的雨林深处怎么办？我止住惊惧，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找到他，把他抬上悬崖，放进水晶洞里的平台上：这任务大概得花上我两天，如果我办得到。
我也知道如果老博躺在非洲水晶洞里，绝不会希望我进去。老博是极为敏感的人，让我看见他在平台上的尸体，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会在洞穴外给我留下指示，亮晃白日中就可以看到他留下的讯息。我开始一寸一寸搜寻岩壁。老博训练我要仔细观察，我知道他要求我比其他一般搜索者要更仔细检查岩壁。如果他藏了什么东西，对那些人来说不会很明显，但一定逃不过我受过训练的眼睛。
我找了半小时，悬崖面的石灰岩壁受千年来的风吹雨蚀，中空的岩壁看来一般光滑，白云石上也看不见什么缝隙。我开始冒出怀疑，老博也许本来想要留讯息给我，但等他最终到达岩壁时体力却已经透支，而为了要爬进洞里的平台，只好保留最后一丝精力。
然后我看见了。岩壁上有个类似某种矿物沉淀物的小块干燥长条物质。我用手去碰那块岩石，突然一阵刺痛，我缩回手，看见手掌中冒出一小滴血。老博的口袋刀尖从那条黑色岩条不到八分之一英寸处突出来。
老博发现那条深色沉积岩比周围的岩石还要柔软，用口袋刀在中央挖了一个洞，然后将刮下的岩沙与水壶里的水混合，先把刀尖朝外放进洞里，再把沙土填回，让人看不出他埋刀子的地方。
这是很典型的老博作风，他相信我的训练，知道他可以设计一个别人难以找到的地方，而我可以找到。我挖开刀尖处的沙土，拿出小刀，刀柄上绑着一条棉线与一张字条。
这个洞比我原先想的还深，既深又宽，我在刀子后方发现老博的金表。我用刀尖挖出表链，然后是那个漂亮的老式怀表。我把表与表链塞进裤子口袋，用笨拙颤抖的手挑开黑色刀柄上系着字条的棉线。
那是一张从老博的小田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页，其中一面从上到下到两边都是满满的音符，精准细致的手写音乐。我翻到另一面，正中央是老博利落的笔迹。
i我亲爱的皮凯：/i
i全世界再也没有人有像你这样的朋友了。昨晚有段音乐出现在我脑里，当这段音乐出现，我知道是我该走的时候了。也许，谁说得准呢，也许这是非洲的音乐？也许只是我写给你的音乐？它不像莫扎特那样好，也绝不可能像贝多芬先生或勃拉姆斯先生，但或许会比肖邦的某首夜曲好些。这么长的一生就只有这么短的一段音乐。我真是个笨蛋，但是还没笨到不跟你交朋友。就这点来说，满分十分我可拿十一分。现在我得进非洲水晶洞了。你一定不可以跟来，除非你的时候也到了。也许十万年后我们会再相遇。/i
i再见，轻中量级世界拳王小聪明先生。/i
i你的朋友，老博/i
给老博的泪水我已经流干了，这张字条让我感到安慰。老博很安全，人在他想在的地方，而他的秘密会永远受到保护。我进入连接外部洞穴的隧道，试了试第一次帮老博搭起的扶索，绳索仍很稳，他要爬进窄一点的入口不会是什么难事。我花了一点时间把穴壁上的铁钩拔掉，移除绳索。
我回到悬崖岩壁，拔掉第二根铁钉，把两根铁钉与绳索放进包里。不出几年，铁钉造成的小洞会从岩面上蚀掉，不留下一点痕迹。只有猩猩与偶尔出现的豹子会造访外洞，但没有人会进入里头那个黑暗深邃的非洲水晶洞。老博将安全度过十万年的时间，直到变成水晶，永远成为非洲的一部分。
月亮初上山谷时，我又回到家。那深沉阴暗的锥心之痛已解除了，哀伤仍在，但知道老博达成了他的梦想，让我感到与有荣焉。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他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他找到一个弱小、害怕、迷惘的小男孩，给了他信心、音乐、知识与对非洲的爱，并教他无惧。现在我分不清小男孩是从哪儿开始、而老博从哪儿结束了。他把所有的才能都给了我。老博终于安息了，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分离。
隔天四点启程的咖啡壶小火车将接上从卡普木登到约翰内斯堡的夜车。待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早晨，我走进客厅打开施坦威钢琴，开始练习老博写的乐曲，我事先把它抄成了三张乐谱。我约莫练习一个小时后，旋律开始成型。那是一首夜曲，一段重复的乐句贯彻其中，非常美丽，绝对的非洲风格，跟那些人民的音乐一样，带有一种哀伤与渴望。不知何故，乐句与重复的旋律听起来有点熟悉，好像某种我在梦里听过，或只是流过血液的不知名音乐。然后我突然了解是什么了，那是为蝌蚪小天使唱的歌曲。
我停下来，我不懂。老博从来没听过那首歌，那首歌是我去上寄宿学校后才开始流传的。我又弹了一次，这不是巧合。那首歌确实是这音乐的一部分，它穿梭在夜曲里，以十几种变奏重复，但总是出现：清楚、无误、狂野又美丽。蝌蚪小天使……蝌蚪……蝌蚪……小天使，钢琴清楚地敲出音符，仿佛人民正在唱和。
时间不早了，也该是我向包思沃夫人、老波斯坦先生与波斯坦小姐道别的时候。葛特答应开着监狱新的雪佛兰汽车来接我去车站，也就是说，我母亲与祖父不必再靠穆佛瑞牧师帮忙送我，他那口仿佛破嘴而逃的门牙与油腔滑调的说辞让我感到极度不快。我很高兴他不会出现，让场面更加尴尬，而每次我离开时总觉得场面已经够尴尬了。
我把老博的乐曲夹在欧文薄薄的诗集中。诗集是包思沃夫人给我的。“他不像布鲁克那么多愁善感，但我敢说他是很好的反战诗人。”她这么说。
我知道自己下次回来时，这里不会再有老博的身影。这次离别对我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哀伤。我母亲想说些让我开心的话，但她不太精于此道，而祖父只是敲打烟斗，吸气，喷烟，转头看着山脉说：“积雨云好厚，今晚可能有暴雨，刚好在富兰斯曼花苞渐开的时候。”富兰斯曼是深红色的长梗玫瑰，除非花瓣仍形成紧实的花苞，不然暴雨一定会毁了那些花。葛特大部分时间话不多，更增加我的不安。等待小火车开出的时间相当冗长，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我手伸进老波斯坦先生为我新裁的灰色法兰绒裤袋，拿出老博的猎表。我本来要打开表，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是蠢到家，于是赶紧把漂亮的老猎表放进裤袋。我马上对自己急迫的动作心虚不已，心想也许可以逃过别人的眼睛。几分钟后，母亲转过头去跟祖父说话，只听见葛特轻声说：“嘿，所以你找到他了吗？我很高兴呀，皮凯。”我假装没听见他说话，但我知道葛特会保持沉默。
提示火车离站的哨音响起，站台上的人群开始动作，如同一场过长的道别突然结束一样。我们这里也是，每个人都为不必再等待而窃喜。“好好照顾自己啊，我儿。”母亲说，用扑了粉的脸颊贴贴我的脸。
“真是个好家伙。”喷烟，喷烟，祖父握了握我的手。我看着他的脸，发现他的蓝眼睛变得有点黏稠，脸颊与嘴巴周围的皮肤紧绷，就像瘦的人变老时经常出现的状况。
葛特夸张用力地以传统阿非利堪礼仪握住我的手。“献上我最好的祝福，皮凯，七月再见喽。”他以打拳击的姿势跳起来，这是小小的耍宝动作，用来掩饰他的尴尬。“把手举高啊，听见了没。”他笑嘻嘻地靠过来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不要再打卡菲尔人了，听见了吗？他们的头太硬了，老兄。”
小火车发出最后一声蒸汽哨响，声音大到仿佛属于一辆更大更重要的火车。在第三等“黑人专用”车厢的人兴奋地又吼又叫，每节车厢下方都有五六颗头与十数只手臂挥着大手帕，在小火车缓缓离开站台时，用尽最后一点时间道别。我一直挥手，直到火车转了弯，站台消失在视野里为止。我松了一口气，倒回绿色皮椅上。我知道到卡普木登之前这包厢都是我的，我很珍惜自处的时光。与曼多玛比赛过后的这个礼拜感觉非常漫长。
回到学校后，海密的新消息可多了。他已经与恩古尼先生联手制定了一份正式商业协议，现在共有二十个年轻的黑人拳击手在索力·葛曼的健身房里受训。另有三个黑人拳击高层正在学习如何管理、训练拳击手，之后他们会去考裁判执照。
吉迪翁·曼多玛与另外三个年轻拳手和其他黑人分开接受训练，练习的时间跟我一样，在星期三下午与星期天早晨上教堂之前。很快地，吉迪翁不仅只是一个好的练打伙伴了。他经常大笑，反应快又幽默，常逗我开心。他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多半用祖鲁语交谈。大约三周后，有次练习完，他用拳套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再说祖鲁语了，皮凯。你的祖鲁语来自我母亲的胸脯，现在我的英语要来自你的拳头。你得教我英语。”他缓缓用手往后拨弄自己的头发，轻轻抚摸着好像照镜子似的，就跟海密常做的动作一样。“我从海密那里学到一个好英语词。”他模仿海密用力吐出那词的方式，“无耻该死的卡菲尔人！”吉迪翁往后一仰头，开怀大笑。“这句英语的意思我可是很了解哦。”
就在那时候，我有了点子。“我们要为索力的黑人拳手办学。”练习结束后坐巴士回学校时，我对海密宣布。
“老天爷，皮凯，那不会太过分了一点吗？教育黑人，到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时，他们已经要接管这个国家了。”
“这国家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事实上，应该说是他们的。”我说，很惊讶他会爆出这种言论。
“你说得绝对没错，但是难道不能让他们晚点再发现这件事吗？可不可以让那些混混尽可能不要睁开眼睛啊？”
“海密，你在说什么？我以为你是自由派。”
海密大笑。“我可是实际派的，一定要有钱赚才行，不过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有什么搞头。你要怎么进行？整合韦尔斯王子学校一起加入？”
“拜托，海密，认真一点。如果我们去找辛伯，以两个辛伯人的身份提出这个计划，再跟他唬一堆自由主义之类有的没的，我相信他会赞成。我们可以在星期六晚上利用其中一间教室来开办黑人学校。”
“我觉得不错哟！一礼拜上一次课，并不会给众所皆知的非洲最南端的白人文化带来太大威胁。”
“嗯，你还有什么想法？”
“一时间我想不到这要怎么赚钱。但是，就像马克思还是耶稣说的：‘人不是只靠面包过活。’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了。”
“太棒了！因为得由你向辛伯提起这个话题，告诉他你身为犹太人，知道受压迫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
海密想了一会儿：“好啊，这没什么。我只要走进去要求辛伯在这个白人之子同时也是历时约莫一千九百年的专业受迫者……”
“很好。我会约好明天放学后去跟他谈。”
事实证明辛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难搞。他不太确定今天国内最有名的英语私校之一变成黑人成人学习的摇篮，南非国民党政府会抱持什么态度。
当然国内也有黑人学校，有些真的很不错。只不过大部分非洲人在上高中前不再就学，更多人只受了两到三年的基本教育。有些，也许是大多数人，从来不曾上学。过了几年后，他们若想学习读与写，根本没有为他们而设的成人教育机构。
我们似乎陷入僵局。辛伯答应向学校董事提案，但一定会遭否决。他们的绅士基督徒概念中，四海一家皆兄弟并不包括色阶低一等的人。
我们的论点很有力，但政治敏感度很低。在南非，只要一扯到黑皮肤，政治与社会正义便分道扬镳。
“我们真是一对蠢蛋，头脑简单，以为他直接就会答应。我们得让那个浑蛋感到愧疚，这种事对文艺复兴人来说总是有效。”海密说，我们坐在学长的交谊厅里。放学后很少有学长来使用这间房间，因此是不错的秘密基地，我们可以在此谈话或工作。
“我想我们已经让他觉得愧疚了。”
“脑子里感到愧疚，知识上的愧疚，没错。但愧疚到内心受伤，这就不一样了。犹太人是灵魂罪恶感的专家。我的意思是，去苏非亚镇比赛之前，我唯一认识的黑人是厨子玛丽，还有管家杰弗森。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假装在这里工作的无名帮佣。比赛那天下午是我第一次那么靠近黑人。我是说，我真正体认到他们是人，不只是用人或忠心耿耿的家仆，而是有烦恼的人。我是说，他们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我从没告诉过你，因为结果让我非常震惊。我发现我喜欢他们。还不只这样，我第一次了解了犹太人被迫害时到底是什么感觉。当他们为你唱歌——不只是为吉迪翁，那样的话很好理解。他们竟然还为你唱——那种慷慨无私的精神让我对自己的白皮肤感到羞耻。我指的就是那种愧疚。”
“老天，海密，你都没有告诉我。”
“要说什么？你无法跟别人说，你得自己去感受。辛伯需要的就是这个。他需要感受，不是感受到他拒绝的事情，而是去感受那些他拒绝的人。我们要把吉迪翁介绍给他认识。”
“你是因为数以万计的非洲人合唱《天佑非洲》而有此体验，你觉得吉迪翁一人便可以说服他吗？他只是史上唯一的祖鲁音痴。”这是真的，吉迪翁的歌喉像锉硬木发出的声音一样。
“不是，当然不。但等我们训练好那个无耻的黑浑蛋后，他听起来会跟奥赛罗一样。”
海密与我为吉迪翁·曼多玛写了一篇演说稿，我得说那文章写得真好。我们的想法是，吉迪翁用祖鲁语说，我则将之翻译成英语，假装我第一次听见一样。辛伯将会对祖鲁语与演说精彩的诗意为之倾倒，进而了解黑人不只是伐木的，不只是提水的，甚至不是什么高贵的野蛮人，而是某个具备一切优秀潜力、可以成为文艺复兴人的人。
我们训练吉迪翁演讲，穿上白衬衫与干净的旧西装裤，加上闪亮的旧黑鞋。报告在辛伯的书房里举行。我不得不说他很亲切，我们全坐在他古老的皮制大摇椅上。他的秘书柏金丝小姐给我们送上热茶与玛莉牌比司吉饼。我们早料到会有茶点，因此训练过吉迪翁把茶杯放在膝盖上保持平衡的技巧。他看起来相当文雅轻松，但我知道他内心压力一定很大。
我向辛伯解释吉迪翁的英语不够流利，没办法对话，我会口译。我想，一个辛伯人竟可以用祖鲁语访问别人这件事，让那老男孩印象深刻极了。
如同我们排演过的，吉迪翁先用英语开场。他绽放最棒的微笑，露出洁白美丽的牙齿。“请原谅我的英语，先生，它对我来说还不够好，无法让我说出心里话。”
校长同情地点点头。我看得出来计划渐渐生效了。吉迪翁清清喉咙，开始以祖鲁语说话。在每一句小心排练过的句子之后，我用最好的声音将它翻译成英语，保持低调又富戏剧性。
“我不是来自奴隶的国度，他们却把我变成奴隶；我来自一个充满勇士的国度，他们却让我痛哭。我，本来应该成为首领，却掉进没人该入的处境，成为一个没有权利与未来的人。”我戏剧化地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我十七岁，曾杀死狮子，坐在高级首领的会毯上，但现在我的地位如下：我无法与白人同桌，也无法在白人的聚会里喊出自己的声音。”辛伯开始觉得不适，他不知道等我们说完他还将产生何种感受。说到愧疚感，老辛还有得见识呢。
但吉迪翁突然舍弃写好的演说稿，让我很讶异。“我的枷锁不是白人造成的，我的枷锁不是白人拿棍棒强加在我身上的，我的枷锁是我自己的脑袋。我的头脑里装着祖鲁祖先的骄傲，却没有学识。我的愚蠢就是我的枷锁，是造成黑人悲惨与绝望的原因。就算白人能给我同样的权利与声音，我也没办法使用，我仍困在枷锁里。我仍会是个仆人、黑卡菲尔人、低阶的人类，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使用权利，不知道要如何让人民感受到我的声音。拜托，先生，我的心灵渴求着知识。我希望能把知识捧在手里像在小溪边喝水一样一饮而尽。没有知识，我等于赤身裸体；没有知识，我什么也不是。拜托，先生，请给我知识，让我学习，这样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人。”
吉迪翁用了很简单的字句，我毫无困难便翻译成完美的英语，他说的话几乎没有被打断。眼泪滑落他的双颊，他没有伸手擦去泪痕。我突然了解到，对祖鲁人来说哭泣是很羞耻的事，但摆在膝盖上的茶杯与碟盘让他没办法擦眼泪。我往前靠，拿开茶杯，看着海密，不敢望向辛伯。看得出海密很不满我把吉迪翁的茶杯拿走，因为眼泪来得太是时候了，是关键。奥赛罗根本不能与海密的无耻黑人浑蛋相比。
“我的眼泪不是为自己流，而是为了人民，无上之神。”吉迪翁轻声说，用手背擦去泪痕。我偷看了一眼辛伯的表情，他眼眶湿润，情绪挣扎。
“精彩，太精彩了。”然后他转向我跟海密，“这个年轻人应该要有学校可上，你们两个负责给他最棒的学习环境。”
我们赢了！温切斯特的资深宿舍长，殖民地的伟大私校传统董事，文艺复兴人与自由派思想家辛伯，内心因此动容，并感受到黑人非洲大陆的灵魂。
海密是第一个恢复反应的。“学校能提供我们练习本与文具吗？”
辛伯点头。“去找柏金丝小姐申请文具，勒维。你的学生一定要有好的工具才行。”
“谢谢你，先生。”我说，转过去对吉迪翁说这好消息。吉迪翁开心地笑了。
“许多男孩，跟我一样，我们感谢你，无上之神。”辛伯对吉迪翁点了个头表示了解。这个年轻的祖鲁领袖显然让他感动。
一开始的学生只有索力健身房里的拳击手，不到一个月，当地的司机、厨子与家仆都排队等着上课。而尿尿强森、蜘蛛老奸与阿瑟顿，还有学校宿舍里两个会说索托语的家伙都被我们说服加入星期六晚上教学的行列。
甚至在校长还没答应前，我们已经发送快递给波斯坦小姐，询问她若要教非洲成年人语文与数学，该怎么做比较好？她回寄了我们非常棒的教学笔记与好几本课本，让海密与我可以准备完整的课程设计。我把那些课程译成了索托语、祖鲁语、申刚语还有法纳加诺语。
在辛伯的许可下，我们也把这些课程交给下一届的辛伯人，这样等我跟海密年底进入大学后，非洲夜校也可以继续传下去。
不到几周，办学就出现惊人结果。学生在星期六晚上四小时教学后，分配到许多回家功课，下次回来时不但如期完成，还期待更多作业。韦尔斯王子学校的学生听到夜校的风声，很快收集了许多童谣、识字本、各种课本，我们也有了不少自愿教学的人可以合作。对浪费免费资源深感痛恨的海密，想到一对一的教学法，让每个黑人学生有个别的白人家教。第一个小时，所有黑人学生一起在学校大厅上课，之后就被各自的家教带到教室一隅。每个家教的讲义都是我们提供的笔记内容，大家必须跟着波斯坦小姐的教学大纲走。
学生进步得比传统教室里的白人学生还要快上许多。海密对初版的课程设计不太满意，不断修改笔记，挑出错误，执意让教材更加完美。
四个多月后，《兰德每日邮报》的记者与摄影师来拜访我们，隔周三晨版的报纸上有我们一整页的报道，还有一张海密、吉迪翁与我的照片。
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夸张，把我与吉迪翁的比赛说得天花乱坠，也提到海密与我为拳击手办的学校持续成长，好像我们已经变成黑人教育的主要资源似的。报道无一处准确，但仍造成学校一股不小的轰动。辛伯把海密与我叫到他的书房，警告我们以后要跟记者说话得先知会他一声。他说在目前的政治情势下，做这类事情算有点傻，白人市区是禁止黑人学校存在的。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之后，海密耸耸肩：“我猜，只要有宣传就是好宣传。”
“我希望你说得对。但我想我们搞砸了。”
“是呀，我也这么想。”他轻声说。
下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遭到警察临检。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突然挡在大厅门口，有白人也有非洲人。某个戴着武器带、配左轮枪的警官跳到讲台上大声吹哨。
“这是警察临检。只要大家坐好，就没有人会受伤，听见了没有！”他叉开双腿站在讲台上，手放在左轮枪套上，仿佛警告我们别想移动，“这里是谁负责的？”
“我们。”我用阿非利堪语说，意思是海密与我。
那警官用英文继续说：“为什么没有大人负责？”
“这堂课是我们男孩子开的。”我说。
“你是说白人孩子在教这些该死的卡菲尔人？”
“没错。”经过一开始的惊吓后，我逐渐恢复了勇气。
“啊哈！你是告诉我你在教这些该死的臭卡菲尔人abc？你星期六晚上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