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所有的正式决斗都在镇上戏院后面的小庭院举行。我到的时候，现场已经挤满了人，至少有五十个小孩围着霍普金斯与史库比。他们都说英语，除了鼻涕鬼布朗霍之外，他不知从哪里听到决斗的风声。出乎我意料，他站在我面前用阿非利堪语说：“我来当你的助手，这些都是红脖子的，你料不到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惊讶地看着他。“我也是红脖子的。”
“是的，我知道，老兄，但你是波尔裔的红脖子，不一样。”
我选择与霍普金斯对打。他看来很高兴，因为他是两个欺负我的人之中比较高壮的一个，没有料到我会选他。
那些小孩围成一个擂台，鼻涕鬼不太会说英语，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好！安静！打！”
霍普金斯朝我祭出一记猛拳，但距离差远了，我一拳重击在他的肋骨上。他看来很惊讶，摇摇头，很快又冲过来对着我的头挥拳。我低头躲过他的攻击，大力打在他的鼻子上。他愣在原地，用手捂住鼻子。我一记左拳再一记右拳打在他的腹肌上，不料他竟然哭了起来。
“结束！”鼻涕鬼抓起我的手，霍普金斯则吸着鼻子，丢尽了脸回到人群里。我指着史库比。
“换你了，史库比。”我说，看到他恐惧的样子，我感到肾上腺素涌起。
“皮凯，我很抱歉。”他轻声说。我赢了，就如橘皮耶所说。突然大家都爱我了。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鼻涕鬼站出来了。
“你们这群该死的红脖子，有人想出来跟他单挑吗？”他问。一片静默。没人敢动一下，连大孩子都不敢。“你们都是杂种，听到了没？”他咆哮。然后他慢慢转身，对着我咧嘴笑，我也咧嘴笑了。他似乎不可能跟我同盟，但是他确实曾站在我这边。“好吧，那，我来。”他说。群众间传来一阵忧虑的低语声。他们显然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我得说，我自己也很震惊。
“不公平，你个子比他大那么多。”史库比说，“而且年纪也比较大。”某人叫道。
“闭嘴啦，不然来跟我单挑啊。”鼻涕鬼走向史库比，用手指戳他前胸，然后转过来直视我。
自从我们第一次在擂台上见面，已过了四个月，这期间他学了蛮多拳击技巧。我试着跟他拉开距离，在他周围跳来跳去，让他挥拳落空。不过他还是击中我几次，痛得要命。我击中他更多次，小心瞄准目标再出拳，但是我知道落败只是时间问题。“先用脑，再用心；先用脑，再用心。”我努力求生，哈皮的话在我脑袋如鼓声咚咚。有一两次鼻涕鬼想要靠近我，但是很快他了解那样做会让他失去优势。因为在近距离下我是比他优秀的拳手。因此他保持距离，见机出拳。我知道不久他一定会祭出重拳，只能想办法让他挥拳落空。那些孩子现在都站在我这边，在一旁大呼小叫，想要传达他们对我的鼓励。但是我想他们都知道波尔人太强悍，结局无可避免。
“近一点啊，你这个波尔浑蛋，你怕什么？”我挑衅道。鼻涕鬼停下来，眼睛瞪得老大，发出怒吼朝我冲来。我在最后一秒钟跳开，他错失打倒我的机会。他转身，低着头好维持跟我一样的高度。他背对放映室的墙，我则背对群众。我跳上前，用双手抓住他的衬衫前襟，见机给了他一个“利物浦之吻”。这一击完美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鼻涕鬼只是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头昏脑涨。他坐在尘土里，不太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群众也没有看见，他们都在我身后。我双手飞快抓住他的衬衫，看起来一定像是两拳攻击。之后大家说到这一段，永远是：“然后皮凯说：‘近一点啊，你这个波尔浑蛋。’然后漂亮的两拳瞄准对手下巴，把鼻涕鬼布朗霍打倒在地。”
我很惊讶看见鼻涕鬼开始吸鼻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穿过人群沿着建筑物走远。他走到小巷一半时停下来，用阿非利堪语大喊：“我会找你算账的，红脖子的浑蛋！”他走开时，说英语的孩子嘲弄他，但我很清楚，让波尔人当众出丑的人绝对无法一劳永逸。不过我很讶异居然连鼻涕鬼自己都相信他是被拳头打倒的。
与霍普金斯和布朗霍决斗后，我在学校的地位大幅提升。学校里的阿非利堪孩子不到六十人，多半是北角矿工、农夫、磨坊工人与狱警的子女，他们通常比英国小孩还高大，也比较好斗。大部分英国孩子或多或少曾经受到一两个波尔孩子欺负，他们把我看作是第一个反击且获胜的孩子。失败之海中的唯一胜船。
偶尔某个跟我差不多体型的波尔男孩会越界过来跟我挑战，放学后放映室后院又会挤满孩子。波尔孩子站一边，说英语的孩子站一边，把对手与我夹在中间。监狱的人自成一派，不太确定他们属于哪一边，不过他们似乎很高兴看见我赢。橘皮耶是个好教练，而且从来没有狱警的孩子要来跟我对打，所以我优越的拳击技巧总是让我获胜。但大一点的波尔孩子会挑战某个跟他差不多体型的说英语的孩子，通常也都可以获胜，以此扳回种族胜败的比例。
狱警的小孩解释说，被我打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算是某种荣誉波尔人，而且我说塔尔语，属于他们的人。那才是最重要的。甚至连鼻涕鬼都放过我了，除非我们在体育馆里配对练习，那种时候他总是尽全力攻击我。
这种半中立的立场有许多好处。战时总是要有个中间人，一个两边都准备好可以信任的人。每个人都认定我聪明，因此最后我成了波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协调者，经常排解差异，协调橄榄球赛与泥球战、弹珠比赛和“波波”——一种非常粗暴的游戏，全靠力气与耐力。这些游戏都要由我分队。尽管波尔人可选的男孩子比较少，但他们总是获胜。
在四十几个与我一般大的孩子里，我无疑是带头的了。我必须承认这状况还蛮合我意，在默默无闻那么久之后一夕成名，是个令人陶醉的经验。但是我也发现有时候责任重大也带来一点麻烦。我得调停冲突、阻止霸凌，小孩子如果做错事也要纠正他们。然后这时出现了烟草危机。
玛莉的农场种不出烟草作物。有三个月时间晒棚里空空如也。玛莉一直为此道歉，好像是她的错似的。祖父越声明他不介意，她似乎就越愧疚。这时橘皮耶无疑已是监狱里的军需主任。烟草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糖、盐与信件生意，把整个南非的消息带进监狱，也把监狱的消息带出去。外头的联络人会开汇票。狱囚们点糖、盐与烟草，橘皮耶则在杂货价格上加百分之三十，一支香烟要价三便士。如今烟草是最奢侈的货品，因为战争的缘故，出货量有限。一般买家都买不到，一个八岁孩子更是在任何状况下都不可能取得。我以烟叶形式带进来少少的量，都小心翼翼卷成细烟出售。对一般狱囚来说，在劳动一周后来根烟，几乎是超乎想象的奢侈行为。不知为何，我似乎了解一支香烟、一匙糖或一匙盐等如此微小的东西，可以给绝望的人带来多大的希望。一个将香烟安全藏在屁眼里点三○三旧弹壳中的囚犯，会觉得自己非常富有。那些弹壳要价很高，因为弹壳加上自己的屁眼，毕竟是囚犯唯一拥有的私密储藏室。我们小孩会在军营附近的来复枪射程内收集那些弹壳。弹壳是橘皮耶唯一免费发送的东西，因为那是狱囚的储藏室，对他的生意举足轻重。
在监狱，信件成了大事。大部分是橘皮耶口述，老博写。这个小男人可以一次记下一打以上的黑人囚犯委托的信件内容加上地址。老博在晚上写，他会写出一整张音乐理论当我的功课，然后把信粘在后面。这些东西只要一搜就会曝光。但是老博并非天生老奸巨猾，我想，在他心中一定把我的音乐笔记本看成某种跟施坦威钢琴一样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受到质疑。
那些信件皆大同小异。任何语言都一样，不习惯写信的人会将内容化约成最简单正式的句子，如告诉家人他们平安，询问妻儿的健康与近况——那些渺小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所有人到最后都没什么不一样。有些人会在信里要钱，尽管大部分囚犯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也不愿拉下脸增加家人负担。家人不知道丈夫被抓了或关在哪里，是很寻常的事。他只是消失了，往往被关在离他被捕处很远的监狱里。如果没有警察合作，是不可能追踪到他关在哪里的。因此那些信件成了狱囚很重要的精神食粮。
包思沃夫人成了邮政局夫人，我得承认，她的操作的确很精明。放学后信件会送到图书馆，盖在书籍内侧的大图章上头印有“巴伯顿，德为勒街，巴伯顿公立图书馆”字样，我们把图章盖在空白信封上，贴上邮票，把它放在原先的信封里，与原信放在一起，并指示收信者用这个信封做回邮信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经常收到第一行写着“亲爱的丈夫”的信件，之后完全没有其他署名。最后包思沃夫人或我会在外面那层信封上填写住址，然后寄出。
她向我解释额外的预防措施。“世界上充斥着难搞的公务员，如果图书馆一下收到许多手写寄来的邮件，邮政局长会起疑心。我多年来寄出了许多逾期通知给图书馆会员，其中包括盖着橡皮图章的回邮信封，他不会怀疑的。”他的确没有怀疑。系统运作完美，我把寄回的信件带到监狱，锁在老博的钢琴椅子里，只有他跟我有钥匙，尽管我相信橘皮耶若有意，大可随时撬开锁。
狱囚们接到外头寄来的钱通常是两先令的汇票，所有寄来的信都先经过包思沃夫人之手，她会把汇票换成现金，把现金放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名字。我用大瓶里的图书馆胶水把信封粘好，并拿米纸盖住信封上包思沃夫人用拆信刀小心切开的缝隙。拆信刀柄上有红白相间的条纹，跟理发师的招牌图案一样。刀片某一面写着“写信给你的甜心了吗”，另一面则写着“布莱顿一九二四纪念”。我曾好奇谁唤包思沃夫人“甜心”，但我想我已经知道那谁也不是。
就这样，一个进出监狱的常态邮务系统成立了，包思沃夫人乐意负担邮资，提供基地。她经常坐在那儿读一个妻子写给某个囚犯的信，那是由某个会英语的人写的，她读给我听时经常泪湿双颊。信通常只有三四行，字总是大而歪斜，像小朋友的笔迹。
我的丈夫马富尼·多卡西：
你好吗？小孩很好。除了这些我们没有钱了。老板说我们一定得从这里离开。没有工作也没有食物。最小的孩子已经两岁，他跟你长得一样。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你的妻子，布雅尼
一张两先令的汇票意味着这一家人可能两天以上没有吃东西。包思沃夫人总是擦擦眼角，说她的良心还很清醒，就算被捕，她也会庆幸自己做了对的事。她央求朋友或来图书馆的民众捐衣服，寄给需要的家庭，甚至有时候还自己寄汇票给狱囚的家庭。她把囚犯称为“无辜者，夹在无情社会与复仇国家组成的可怕三明治间的肉片”。她给这些家庭的代号就变成“三明治”：“我们得给三明治找更多衣服”，或是“这里有个可怜的三明治，我们得给它凑个半克朗”。她在图书馆里摆了一个四十四加仑的桶子，上头有六英寸长的开口，几乎跟盖子一样宽，整个桶子就像个大扑满。桶子侧面写着“废衣回收：三明治基金”。民众会带来许多东西，但从来没有人过问“三明治基金”是什么。
“大家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所以他们不敢问。”她说。有一次她告诉我三明治这个词源自于一个名叫三明治的伯爵，他是个赌鬼，因为太爱赌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他的管家便用两片面包夹些吃的交给他，这便是最初的三明治。“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说这是鼎鼎大名的三明治伯爵为穷人家设的基金。那应该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了，皮凯你说对不对？”
到最后一定是有人问了，因为“三明治伯爵基金”成了巴伯顿最热络的战时民间力量，甚至比给战犯织袜子还要重要。在加冕公园里举办的复活节与圣诞节游乐会，包思沃夫人和我设了一个三明治小摊，贩卖镇上首要家庭捐出的蛋糕与其他小东西。我母亲送来迪与达烤的南瓜松饼，她们也获准帮忙看顾小摊。母亲给她们做了两件一样的围裙与披风。她们从清晨忙到傍晚，把蛋糕排在搁饭桌上，切面包涂牛油做三明治。
因为我参加拳击队，人们当我是那些监狱孩子，狱警的太太花了好多天为摊子烘焙食物，心满意足地看着那些蛋糕面包抢先销售一空。波尔人的烘焙技巧大致上来说比镇上那些重要团体要好，洋洋自得的“三明治伯爵基金三明治小摊”，赚的钱不仅足够支付整个邮务系统，还可以寄钱与衣服给许多贫困的家庭。
烟草危机来临时，我们动用三明治伯爵基金解决。包思沃夫人寄了一封信给我们校长，要每个小孩从家里带一个烟蒂来。她甚至还设法搜集了军营官员食堂里的烟蒂。每个人都以为回收烟草是为了那些战犯，因为包思沃夫人只说是给“犯人”。有些孩子从父母珍贵的限量配给中带了半包没抽过的烟来，我把其中一半给橘皮耶，他觉得这根本是一辈子所有圣诞节一次满足。我们把整袋烟蒂拿到老博的小屋，迪与达用擦碗巾罩住口鼻，花了整个周日下午，切出一周的烟草补给。橘皮耶从来没抽过这么好的烟，当玛莉的农场又长出作物时，他有点不甘愿换回原先没加工过的烟叶。
我不知道的是，囚犯们自己一点一滴拼凑整个经过，把所有功劳都归在我身上。有一天，我经过一群在镇公所园子里挖大片花床的囚犯，其中有个领唱的人，他得带节奏好让大伙儿的动作齐起齐落，我靠近时，很惊讶地听见那人改口唱道：“看看现在谁来了，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其他的狱囚一起回唱：“是大家口中的蝌蚪小天使。”领唱者唱：“我们向他敬礼，向他敬礼。”他们同声齐唱。
我四处张望看看他们在唱谁，但是什么人也没看见。那个狱警认出我来，显然他不懂祖鲁语。他叫住我：“最近如何啊，老兄？”我回答：“很好，谢谢你。”那狱警看来很无聊，显然希望我停下来跟他聊天。
“那人是勇敢的斗士，也是黄人的朋友。”领唱者继续，“蝌蚪小天使，蝌蚪小天使。”合唱队回答，他们的锄头在第一个“蝌蚪小天使”时举起，在第二个“蝌蚪小天使”时落下。我终于了解他们指的是我，心里很惊讶。
“我听说中尉准备让你参加这周末在内斯普路举行的低草原区冠军赛，十二岁以下那组的？”
“是呀，我是年纪最小的，但是他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我们感谢他带来烟草、糖与盐、信与他寄给远方族人的一切。”
“从心底感激，从心底感激。”合唱队唱着。
“九岁没有很大，老兄，十一岁的波尔小孩可以长得非常高大。”
我耸耸肩。“再两周我就十岁了。”四周不断传来的礼赞让我很害羞，我想隐藏尴尬。
“是啊，老兄，而你要面对的小孩可能再两周就十二岁了。”他阴郁地说。
“我得走了，我得去图书馆，要迟到了。”我只想赶快逃离那帮狱囚的歌声。
“你没问题啦，老兄，我看过你练习，动作快得像个王八蛋。”他近距离看着我微笑，“你是个有趣的小家伙，皮凯。嘿，为什么你现在突然脸红得跟什么似的？”
“他是我们喝的甜水，是终结干旱的乌云。”领唱者唱道。锄头举起：“蝌蚪小天使。”然后是锄头落下与完美的合唱：“蝌蚪小天使。我们向他敬礼，我们向他敬礼。”我拔腿奔向图书馆，汗流浃背，尴尬羞愧的感觉让我筋疲力尽。
隔天早晨我逮住橘皮耶问他此事，他承认那是我的名字。“小老板，那是很棒的称赞，对他们来说你就是真正的天使。”
老博听着，在他面前橘皮耶与我会以英语交谈。“是呀，橘皮耶，对你来说我们都是天使。”他咯咯笑。“我想你是个有钱人，对不对呀？”
橘皮耶没打算否认。“大老板，在监狱里都是这样，如果被发现了，我会被杀掉，因此我冒着杀头的危险也必须有点代价。百分之三十不多，在比勒陀利亚与约翰内斯堡都抽百分之五十，罗宾岛监狱跟普斯摩监狱抽百分之六十。”
“我认为你是个无赖，橘皮耶，不过我们不说了。”老博跟包思沃夫人一样，开始了解那些信件往来有多么重要，也知道那些小小的走私让狱囚们觉得生活尚有一线希望。他们没人怜悯，每天吃的就是一点玉米糊和甘蓝菜与萝卜炖煮的稀粥，偶尔才看见一丝油脂浮在上头。饮食只能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根本不够供给他们在农场或锯木厂或大理石采石场干那些粗活所需的体力。他也开始接受橘皮耶在这个分配系统里所扮演的角色，知道监狱若是少了他便会大乱。“每个人心中都有爱与照顾手足同胞的需求；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野蛮人，但温柔与同情正在绽放。”老博叹口气，拿出大手帕擦脸，仿佛试着擦掉皮肤上的监狱气息。“人在这种地方遭到无情待遇时，总是寻求着微小的迹象。微小迹象显示有人正关心着他，就像漆黑山林里的一抹火光。只要知道有人在乎，他就会让某块地方，也许是他灵魂的某个角落，保持干净光亮。”
狱囚分到的食物不够供给他一天劳动所需时，狱囚的雇主便得准备午饭。就是这些餐点让狱囚活下来，因为照规定，雇主提供给每个狱囚的蔬菜炖肉汤里头至少得含八盎司的肉，再加上一磅玉米糊。有时候我听见狱警密谋，想让雇主把规定比例降半，然后付给狱警十先令，他自己留十先令。这只能用在短时间的工程上，否则那些工人很快会因为太虚弱而无法工作。那很危险。史密特中尉每周都换上不同狱警，这样他们才无法搞这种把戏。监狱高层靠着外头提供的每日一餐，才能降低里头餐点的比例。尽管我必须说，这故事是橘皮耶告诉我的，因此可信度得打折，因为如果狱警这么动手脚被发现，不仅会丢了工作，还会被征召入伍。拳击队里从没有人搞这一套，他们都是史密特中尉的人，而且甚至比好的乐手都还受到重用。他们极少必须与狱囚一起出工，大部分只做白天守卫的工作。
尽管不到四分之一的囚犯是祖鲁人，但他们在监狱里拥有最高地位。工作时唱的歌大多是祖鲁话，计时与制定工作步调的也都是祖鲁人。祖鲁话充满诗意，一般其他大部分歌曲是传统歌曲，但有能力创造即兴歌词、反映实时事件或传达讯息的，通常是祖鲁囚犯，大家都非常尊敬他们创造诗歌的天分。
就算是在老家伙之间，也用这种方法传达讯息。有时这里的狱警会用非洲语言说话，但也很少是祖鲁话，比较可能是绍纳话、申刚话或史瓦济话。而这些语言也只有农场出身的狱警会说，镇民除了阿非利堪语与某种在矿坑周围说的法纳加诺语之外，不会学任何非洲话。法纳加诺语是由许多非洲语言与阿非利堪语和英语混合而成的语言。
我问橘皮耶为什么“小天使”这个词前面会有“蝌蚪”两字。一开始他似乎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但是我了解祖鲁话命名的方式，绝不会有意外，每个名字都是小心拣选出来的，合宜形容某种地位，或是属于受名人不容怀疑的某种特质。
举例而言，克里叩不知道他的绰号是“驴刺”。这是因为他习惯使用一根长长的橡胶棒，他用这根棒子最不需要理由。大部分狱警都用拳头揍囚犯，理由很简单：拳头施加的惩罚是非正式的，或者如狱警所称，是友好劝说；而用上棍棒时便得写报告了。但克里叩除外，因为他是低草原区的重量级拳王，必须好好保护双手，因此他用驴刺棍来当惩戒的工具。他也是申诉部门的警官，因此这么做也没什么顾忌。“像我这种人可不能在那些臭黑鬼的头上伤了一根小指什么的。”他会替自己辩驳，因为就算是在监狱外头，照理也是拿拳头揍卡菲尔人，而将棍棒留给比较严重的罪行。
我记得走在监狱行政大楼之间的长廊上，风很大，经常看见半打的老家伙跪在地上，膝盖上包着蜡布，擦着已经洁白无垢的走廊地板。我们根本还没看到他们，就可以听到其中一人唱着：“努力工作头低低，驴刺要来了。”紧接着便传来合唱声：“驴刺，驴刺。”我们经过时，每个狱囚会暂时停下动作，两手交握做出谦卑的手势，微笑说：“早安，老板；早安，小老板。”
我知道“小天使”前头的“蝌蚪”两字必定事出有因，我一再追问橘皮耶。“是这样的，小老板，教授被称为‘青蛙’，因为他在晚上监狱安静时弹琴，比蟋蟀或猫头鹰都还要大声。所以很简单，你知道。你是青蛙的小男孩，所以是蝌蚪。”这便是完美的祖鲁语命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