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如果把媒体对你的报道同你的实际成就比较，你认为有没有炒作之嫌？

答：基本上没有吧。我从来没有主动请人写评论、报道之类，对我的评论和报道基本上是自发的，我常常还只是听说，自己没有读到。当然，所谓出名，与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盛名”之下，是否相符？肯定未必。所以，我自己对所谓“名人效应”一直保持着清醒，譬如说，现在我发表作品比较容易，但我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粗制滥造。说到底，作品本身才是目的，写出好作品的快乐高于一切。毫无疑问，在我自己认为是好作品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媒体给以适当报道的，总得让读者知道呀。现在市场上图书这么多，悄没声儿地搁进去一本，真可能被淹没。不过，我相信，最后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长远地看，真正的好作品是不会被淹没的。

9.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好像比较浮躁，你怎么看？

答：我和现在的大学生接触并不多，不算了解，只能凭想象说一说。与八十年代比，九十年代的特点一是社会更开放，禁忌更少，价值多元的格局进一步形成。这意味着在人生的目标上，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就有了更重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责任。二是商业化的程度更高，连大学生的分配也完全交给了市场，要自己去对付激烈的竞争，因而生存的压力更大了。选择的责任和生存的压力都会使人焦虑，所谓浮躁很可能是焦虑的外在表现。

10.我们很担心，在学校时都比较有理想，可是，一旦走入社会，要坚持精神追求谈何容易，多数人被同化了。你说应该怎么办？

答：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我是你们，也只能面对现实，好好对付生存的压力。这肯定将占据大部分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同化是一个每天在发生的事实。我最多只能说，你们应该争取做那未被同化的少数人。为了这个目的，一个笨办法就是珍惜有限的闲暇时间，在生存斗争之余坚持读书，并且一定要读真正的好书。读什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千万不要跟着媒体跑，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读物上。媒体的着眼点基本上是文化消费，而如果你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是劳作和消费，怎么还能有真正的精神生活呢？相反，如果你经常与古今中外的圣哲会面，就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足以支撑你抵御社会的同化。

11.你能说一说大学生活对于你一生的主要影响吗？

答：回想起来，大学里的那些课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正是在大学里，我学会了自己选择精神食物，这使我一生受益。

12.大学毕业后，你曾在广西的深山老林中生活了很久。我们想知道，这一段生活对于你后来的成就是否很重要，是否使你达到了一种灵魂上的大彻大悟？

答：哪里啊，当时我还很年轻，对生活充满着欲望，分配到深山老林里是不得已之事。偶然住一阵也许挺新鲜，长年在那里生活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会觉得单调、沉闷、闭塞，绝非那样浪漫。不过，那一段生活对我也有好处，主要的好处是使我知道了自己只是一个平常人。我始终记着这一点，所谓成就、名声之类是很外表的东西，我和当时那个在深山老林里默默无闻的我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彻悟。

13.尼采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最后还疯了。他对你的实际生活有影响吗？

答：你们从我的书中可以看到，我这个人一点也不偏激，好像也还没有疯的征兆。与尼采比，我可能要健康一些，当然更可能要平庸一些。

14.最后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幸福吗？

答：当然有觉得幸福的时候，也有觉得不幸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算总账。古希腊的梭伦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算总账好像是追悼会上的事情，不过那和我完全无关了。既然如此，幸福就不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许多伟大的人都不幸福，例如尼采和凡·高。我比他们幸福，因为我肯定比他们平庸。

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