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答大学生问

1.当今时代重实用，哲学也往实用主义靠，流行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你的哲理散文是否也属于这种倾向？

答：好像不是一回事吧？我自己觉得，我是更接近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都看重价值，但前者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后者看重的是精神价值，前者只问对生存有没有用，后者却要追问生存的意义。实用主义对精神价值是很蔑视的，把一切都归结为实用价值，譬如詹姆士说，如果相信上帝有实际好处，他也愿意相信，哪怕这个上帝住在粪土堆里。在我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够不上哲学的水平，至于现在流行的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则连实用主义哲学的水平也够不上。

2.你认为通俗化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准？

答：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3.作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你为何不着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答：因为我自知没有这样的能力。建构新体系，应该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这种新思路在哲学史上或者不曾有过，或者仅仅只是萌芽。一个新体系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它改变了以往各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为整体的哲学史也发生了某种改变。如果没有真正重要的创新，只是重复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组合，我认为毫无价值，不想为这种事耗费精力。

4.当代中国有哲学家吗？

答：这要看怎样定义哲学家了。我想，哲学家这个称号可以用在三种人身上。第一种是上面提到的那种创建了新体系、改变了哲学史的哲学天才，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哲学家。第二种是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在哲学这门学科内从事学术研究，做一些知识性的整理和解释工作。这样的哲学家当然是有的，我也在其列。第三种是所谓爱智慧者，也就是把哲学当作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执着地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这样的哲学家始终是有的，分散在各行各业之中，与职业无关。

5.当今社会道德下滑，你是否在有意识地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做一些事情？

答：至少一开始不是。我只是自己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努力要去想通，并且把想的结果写了下来。发表后才发现，也许对社会有些积极作用。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美德即智慧。”一个人如果经常想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对于俗世的利益就一定会比较超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到底，道德败坏是一种蒙昧。当然，这与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识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6.在现实生活中，理想不但实现不了，常常还被击得粉碎。应该如何对待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答：你所说的理想，可能是指对于社会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一旦看到社会真相，这种想象当然就会破灭。我觉得这不是理想这个概念的本义。理想应该是指那些值得追求的精神价值，例如作为社会理想的正义，作为人生理想的真、善、美，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理想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这里还有一个怎样理解理想的实现的问题，对之不能做机械的理解，好像非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似的。我认为，现实不限于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心灵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尤其是人生理想，它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变成心灵现实，即一个美好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之所决定的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你还能想象出人生理想的别的实现方式吗？

7.学术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你怎样看文化炒作现象？

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包括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个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是两码事，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因此，作为国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去支配，对于高级文化要扶植。作为个人，当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些人专为市场生产，那是他们的选择，无须责备，不过他们的作为基本上与文化无关。好的学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价值的，他们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写作时绝对不去考虑能否卖个好价钱。只是在作品完成以后，一旦进入市场，他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要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说卖个好价钱，至少卖个公道的价钱。至于文化炒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商业行为。所谓文化炒作，就是媒体的某些从业人员与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相勾结，以谋取和瓜分暴利为目的，在所控制的媒体上做与产品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符的虚假广告。这至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往往还是欺骗消费者和侵犯其权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