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早点回去了，我也不用这么辛苦考试，北京的分数线可比这低得多！”

妈妈顿了一下。

“这都是历史原因，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过去了，就是康庄大道。”

我就这样咬牙读书，抱着回到北京反抗命运的信念。穿过了暗淡无光的苦涩的青春期，终于换到那一纸录取通知。等待通知书的那些日子，妈妈比我更紧张，而我却异常淡定，仿佛是完成了毕生的努力，结果怎样已经无所谓。

在进京报道的火车上，妈妈拿出一叠装订成册的稿纸，递给我说：“这是你外公前两年写的，我们家的家史，现在也该给你看看了。”

这是两本简陋的“回忆录”，分上下两册，都用白纸做了封面和封底，内页是普通写文件用的稿纸。外公的钢笔字隽秀又大气，这字是我所熟悉的，故事却是从不知晓的。

“书”里，详细记录了他从少年参军到60岁退休间数年的经历。至此，我才知道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的原因：

外公有一位长他十岁的哥哥，长兄如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在学校教书的哥哥抚养他成人、供他念书。新中国成立后，兄弟两人前后在北京安了家，一个成了农大教授，一个参军进了总政，都算得上那个年代的人生赢家。然而这个由知识分子和军人组成的大家庭，很快就被卷入60年代的历史漩涡中。哥哥不堪迫害，蒙冤自尽，外公亦受到了仕途和亲情的双重冲击。他在艰难的处境中选择了自保，与哥哥一家断绝关系，带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远走他乡。那一年是1970年。

时光流转，在远离北京的南方小城生活了20年后，冤案得以平反，但外公最终也没有再回到北京去。他虽未明写，但我亦可以读出文字中的愧疚与倔强。他的大嫂，是位美丽又要强的女性，忍辱丧夫，还要护佑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叔子一家又绝情跑路，她心里一定是有恨的。也因此，两家三十多年再无联系。

“所以我这次，不仅是送你去上学，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寻亲。”

“外公外婆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你外公有心结，所以要等找到人了再告诉他们，记住了吗？”

“嗯。”我不会走漏风声的，我像接了秘密任务一般，心里这样想。

那一晚，在火车的上铺，我偷偷地哭了。

一是为这些年我对外公的埋怨；二是为，我知道我之于自己的故乡来说，将是永远的异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