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省应试教育，不只是因为它带来不快乐，带来亲子隔阂，带来残酷竞争并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要回到教育本源。这样的教育培养的“人才”批量面市对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应试教育只会培养人文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简单地讲，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成功的人。或者，如钱理群所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应试教育之功劳，是快餐化地培养一批精于数理化的学生，顺便刷掉那些多余的人，所谓“10分干掉一操场”。

应试教育之弊也是明显的：无论文理科，都是以整齐划一的标准来塑造人才。其结果就是，大家都是齐头齐尾的“标准件”。但人才参差多态才是常态，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我”。许多人才因此被残害。应试教育教不出爱因斯坦，也会刷掉“沈从文们”和“鲁迅们”。应试教育只求标准答案。可不幸的是，这些都是未来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你的孩子能跑得过机器人吗？

而应试教育的主要缺陷是让学生忙于应试，缺失了重要的“人生大课”：生活能力培养大课、人格培养大课、角色培养大课和认识自己大课。

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便成功于一时也难以久远。纵然在个人意义上成功，但在社会范围上是荒谬的，就像社会学家韦伯所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我们大致可归纳出四类教育“产品”：有德有才的是“优等品”，有德无才的是“合格品”，无德无才的是“废品”，有才无德的是“危险品”（比如化学博士造起了冰毒）。

在人品教育上，中外圣贤的理念大多一致——学会做人比什么都重要。归纳起来，当今“电脑儿童”“手机少年”缺乏以下“人生大课”，而其核心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做人。

第一，生活能力培养大课。

这里的关键词是“洒扫”“应对”，再加一个“进退”。

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古代小孩从八岁开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子弟都要学习的内容，除了文化知识，还有待人接物的礼节、洒扫做事的能力、做人做事知进退的尺度。

“洒扫”的倡议，我们现在也并非没有，只是做家务得给奖励，社区服务流于走形式。当初，我儿子的假期作业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洒扫”，做社区服务。但结果呢？什么也没做，社区人员也明白，随便签个字罢了，心想：你添乱还不够呢。不要奢谈什么公民的意识，先从“洒扫”这样的小事做起吧。

太湖大学堂的教学讲究文武合一、古今合一、中外合一。课时虽满，但学生不累，每天中午静定，下午都有体育课，周五全天学习做饭和户外活动。每个班和宿舍都有各种“桌长”“门长”“地面长”之类的人管理“洒扫”。至于“应对”，各种集体活动包括野外搭帐篷、生篝火、拉练，到一个陌生城市去独自旅行，都是大学堂强调的人生历练。

关于“进退”，就是知道做人做事的进退之道。我的朋友给我讲了个生动的故事：他儿子在英国某贵族学校上初中（该校坐落在英国乡村）。一次，儿子与来自巴西的同学闹矛盾，问老师怎么办（这是我们中国孩子通常的做法），老师反问：“你自己认为呢？”过了一周，儿子又来跟老师说：“还是不行。”老师反问：“你真认为必须我出面吗？”儿子回去憋了一周，终于还是与那位巴西小孩解决了矛盾。我说，这就是所谓的“进退之道”，就是成长吧。

大家知道，复旦学生宿舍投毒案，不过就是同学们因为用水不均闹矛盾。难道家长、老师没教过他们“洒扫、应对、进退”之道吗？似乎没有。

第二，人格培养大课。

人格培养不见得会导致贫富差别，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得失。

曾经被热议的“机场弑母事件”中的留学生汪某，留日五年，从未打过工，学费和生活费都靠母亲每月7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支付。母亲四处举债，实在拿不出钱，他在机场捅了前来接机的母亲9刀。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但也是母之过，学校之过啊。这样的学生“产品”在人格上是有缺陷的，怎么就“面市”了呢？

与应试教育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所谓的“快乐教育”。而钱文忠先生认为，教育本身一定要有痛苦的成分！我想，人格教育尤其需要一点痛苦吧。

现在，80后夫妻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由于职场竞争压力，把孩子丢给父母。于是，教育就不只是快乐教育了，有些简直就成了纵容教育——这会导致“熊孩子”批量产生。

钱文忠对快乐（纵容）教育的忠告是，教育中不能一味地向孩子让步，教育本身一定要有痛苦的成分。如果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抑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向他们让步，这样的教育会酿恶果。

所谓人格教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对待现实的态度或处理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对他人和对集体的真诚热情、友善、忍让，即所谓格局要大；第二，在理智上，表现为感知敏锐，对待事物有领悟力和逻辑性，善于厘清和解决各种难题；第三，在情绪上，表现为善于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绪，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人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