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在某次it领袖论坛上，首次出席该峰会的贾跃亭质问马云：“为什么总是你们bat的天下？”他是多么渴望与bat大佬平起平坐啊。

第二，逆袭路径错配。

真正的小镇青年应该像雷军，或者华为的余承东那样，经过魔鬼式的高考训练步步为营，先把人做扎实了，把产品做好，再去谋求业界的一席之地。

贾跃亭决定放弃手机市场而进军汽车市场，简单的手机没做好，转而做更为复杂的汽车。这个路径肯定不对，你凭什么“1”都没做好就跳到“3”呢？

第三，逆袭资源错配。

贾跃亭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小城青年再到大城市精英，要想一步登天的难度可想而知。贾跃亭曾经疑似政商勾结，一段时期出国未归，最后虽然解禁了，但留下污点。当初，晋商就败在官商勾结啊。在民企跨越式发展时，虽离不开与权力打交道，但此时更应万分小心。

无须否认，贾家教子有方。不管怎么说，贾跃亭姐弟三人，两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大专生，先后都跳出农村，尤其是贾跃亭，更成了风云人物，这说明他们的父母的确教子有方。我们也不能否认，贾跃亭开局不错，财技也不错，短期内就把企业做大。但是，他中了那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魔咒，中国人这样的急躁病好像一直挥之不去。

贾跃亭所代表的“造概念—上市圈钱—再造新概念—再圈钱”的成功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3）“任正非式”的埋头苦干，步步为营。

前面说了，从某种意义上，第一代成功者都是凤凰男、凤凰女，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

华为创立于1987年，其创始人任正非是贵州镇宁县一个小学校长的孩子。30年前，华为创业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靠21000元人民币起家。30年后，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形成了世界级的商业版图。

伟大不是一开始就伟大的，伟大是在实践中、行动上日益培育的。

任正非说：“世界都是循序渐进的，我不相信大跃进可以成功。我们公司从来不搞大跃进。在大机会时代，我们拒绝机会主义。”他还告诫同人：“一个浮躁的社会，一个泡沫化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修复过程。父母已经严重泡沫化了，你怎么才能让儿子、孙子不泡沫化？”

在企业文化方面，华为倡导“高层要有使命感，中层要有危机感，基层要有饥饿感”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造就了华为手机掌门人余承东，余承东应该是华为众多凤凰男中的典型代表。

余承东代表华为ceo的“hard模式”（艰难模式）：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一两点，第二天又像打鸡血一样，周而复始。大家都不敢跟他一起吃饭，因为吃完饭就会被拉去开会。

余承东提供了一个典型的阶层逆袭案例，一路升级打怪到了今天，虽然已经到了富裕阶层，但不改自己的性情和农家子弟本色。

我问过华为的某位中层管理者，华为内部有阶层分化感吗？他回答：不多，华为的团队意识更强。如果任务不达标，组长和组员的绩效奖金都没了，说不定这个组还会被取消，分到其他组，你又得重新开始。据称，华为员工的基本工资并不高，差距也不大，几万元与几十万元的差距而已。但分红与绩效奖可是千差万别，差多少？他回答：几千万元。

华为的狼性文化表现在“是男人就对自己狠一点”，华为的女性职工也一样拼，但对待客户则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因为“是他从口袋里掏钱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