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是我十年的好友。我几乎未经雕琢地还原了她最近三年从确诊癌症到成为母亲的经历。
我自己也曾经两次以为自己得了要命的病，后来有惊无险，劫后余生。
我也曾经在重感冒和痛经的时候觉得仿佛行尸走肉，开始怀疑肉体的意义。
我觉得每次患病都是一次痛定思痛、愈行愈勇的过程。
这篇文章与癌症有关，却无关医疗与伤痛。它更像是朱莉娅·罗伯茨演的电影《美食、祈祷和恋爱》，是一个年轻女子自我救赎的心灵之旅。
当生活遇到瓶颈，我们总要去敲碎它，敲出一个突破口，蜕变，成长，认识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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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御夏，1984年生人，今年33岁，按照理想状态，应当刚刚度过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从小在苏州长大，父母离异，父亲不知所终，母亲忙于事业，所以我在外婆身边长大。
外婆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也不让她多操心。我就是那种梳着麻花辫，习惯低着头一个人默默读书的女孩。平时在班上，大家都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但每次期末考试，我的名字总在最前面。
每天闷头读书，我的语文成绩自然优异。我喜欢写散文，文章几次刊登在当地的报刊上，毕业册上老师同学给我的寄语都称我“御作家”，外婆也在家常念叨：“你注定就是咬笔杆子的人。”
但我终究没有成为女作家，风马牛不相及，我成了大厦囹圄中千篇一律的投资银行人中的一个。
对中国人来说，假如高考是一生中最慎重的事，那报志愿则是一生中最草率的事。
高考估分后，在一个颇权威的副校长“高瞻远瞩”的指导下，我迷迷糊糊就填报了南京大学金融系。那时我甚至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按部就班，我又考进北大光华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刚毕业就和同系的男友领了结婚证，毕业后我俩都进入了外资投资银行的ibd（投资银行部）。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人生赢家的感觉的，24岁年薪70万，嫁得也算不错，仿佛站在了人生山顶上。
但很快，短暂的得意就被重复的生活冲得无影无踪。从校园到职场，对我而言就是从闷头学习变成闷头工作，每天和其他人一起昏天黑地地加班熬夜，从24岁到30岁，从分析师做到了副总裁。一个头衔的变迁用了六年时光，恍然一梦间，又仿佛已从年少到了白头。生活就像一个预设了程式的标准化机器，机械地运转。
直到2014年，这部我原以为永动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我被裁员了。
我以漂亮的履历进了投资银行，却终究输给了自己的性格。投资银行ibd属于与人打交道的部门，而我骨子里却有孤僻的基因。读书时习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刚入职的几年还可以默默帮老板做案头文书，做了副总裁之后就得拼拿项目的能力了。投资银行里的每个人都打了鸡血一般，我也努力融入这种氛围，但性格终究是天生的，有人在独处时也仿若狂欢，有人在狂欢中也恍若独处。我是后者，注定出局。
之前，领导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御夏，你要注意拓展业务关系，你看迈克他们组今年都搞了七次客户活动了。”
我做不到迈克那样神情自若地迎来送往，与人推杯换盏，我试图用我的专业和努力去赢得客户的尊重。但后来我发现，尊重不等于肯合作，我追了数月甚至几年的客户总是被别人抢走。
终于，在一个我跟进两年的客户最终和迈克的团队签了承销协议后，我爆发了。我冲到迈克桌前大喊：“你凭什么抢我的客户！”
“都是为了公司利益，咱们谁签有什么区别？”迈克的理由冠冕堂皇，我竟无言以对。
最终我被同事们劝着拉开，迈克成了正义的成功者，我成了气急败坏的失败者。
后来我知道，迈克动用了省级领导的亲戚关系拿到这个项目。
宣布裁员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太大意外，但心中还是很痛。
我觉得自己是个矛盾的个体。我在投资银行工作得并不开心，但真的被裁掉了，就仿佛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这让我无法承受。
也许这种感觉，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被枷锁和同侪拖着向前，习惯了弓起脊背闷头看着自己的足尖。突然被卸了枷锁，就恍若跌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被裁员后的几个月，我一度陷入消沉。既没有积极去寻找新的工作，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甚至不想面对亲戚朋友。
我当时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触底。
但后来的经历告诉我，人生是没有底的。
从一无所有到春风得意总是漫长的，但从春风得意到一无所有却可以快得猝不及防。
你总以为今天已到了底，其实如果由着自己下坠，你总有一天会觉得，其实今天的经历根本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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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先生吧。
我的先生叫大明，北京人，典型的理工男，性格单纯。我们研究生刚入学不久，他就开始追我，开学三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直到现在。
2012年，他辞去了投资银行的工作去美国读mba，在常青藤学校很好的商学院。
2014年，我在中国丢了工作，他却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他暑期实习的对冲基金给他发了聘书，底薪15万美元，分红另计。
他和我一样，是性格偏宅的人，这也是他从ibd辞职去读书的原因。留在美国，做个飘然的二级市场投资人，专注研究股票，不需要看人脸色。这都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御夏，不要苦守在北京了，来美国吧。”大明对我说。
我好像也看不到继续待在北京的理由。我要尊重大明的梦想。更何况对丢了工作的我来说，远隔重洋的美国是个不错的避风港。
于是我恍恍惚惚地申请了签证，恍恍惚惚地收拾了行李，恍恍惚惚地踏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2015年1月1日，我落地纽约。
从飞机的窗户望下去，是波澜壮阔的哈得孙河，对面是曼哈顿精致剔透的天际线。
之前我也来过几次纽约，每次看到窗外的阳光总会一扫旅途的劳顿，豁然开朗。
这次却不同。潜意识里我觉得自己是被发配的逃兵，心中陡然而生的是一种惶恐，不知如何将自己嵌入这陌生的美景中。
我是那一趟航班最后一个下飞机的乘客，我蜷在座位上，和通往外界的门进行最后无谓的抵抗。
看到这里，也许聪明的你已经发现，我是个心态挺不好的人。从小没受过大挫折，遇到挫折也憋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说，直到憋出内伤。
我挺相信米卢那句著名的话：“态度决定命运。”
我后来总忍不住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自己当初的状态联系起来。我总会假设，如果当时自己的内心是阳光普照的，是不是生活也将降落在不同的地方。
生活没有假设。
大明带着我去了我们在曼哈顿的家，在位于上西区的一座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典型的美国标配装修，白墙、灰地毯、百叶窗。
美国的生活都像公寓装修一样大同小异。初到美国的几周，我都在办不能不办的事——买生活用品，办身份证件，考驾照，办信用卡、手机卡、保险卡，忙碌却不需要费脑筋。
对于其他初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也许是新鲜和兴奋的。但对于在外资投资银行工作了六年，每年都飞两次美国，每次都住四季酒店，去哪儿都有公司安排司机的我而言，这些平凡的琐事只是在不断地提醒我，我不再是投资银行的员工了，我只是个甚至不被允许在这里工作的配偶签证持有者。
我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还没有来得及冷静下来规划自己在美国未来的生活，生活就已经看不下去，主动蹦出来给我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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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要办的琐事，体检也算其中之一。
大明已经在华尔街顺利入职，福利保障非常好，我作为他的配偶，也享有同等医疗待遇。
于是我的保险生效后不久，我就约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在国内这些年，虽然投资银行的医疗福利也很好，但真的忙得顾不上体检，我上次体检已经是三年前了。
体检结束后，我去家庭医生那里取结果。家庭医生翻了翻报告对我说：“其他都挺好，但b超显示你的甲状腺有个阴影，也许是良性的结节，需要做个病理检查。”
医生神色淡然，我也没多想，觉得无非是个例行检查，确诊没事儿就可以了。
所以后来我学习到的经验是，美国医生和中国医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医生总会把最严重的情况都提前和你说清楚，而美国医生在确诊之前总会尽量轻描淡写。
病理检查并不复杂，就是用针去穿刺位于喉咙下方的甲状腺。美国很注重疼痛管理，所以即使是很细的针穿刺，也会提前进行局部麻醉，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和打了一次疫苗无异，检查之后甚至不久就忘了这件事。
过了不到一周时间，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我正在92街的超市买东西，手机响了，上面显示是家庭医生的号码。
“你好。”我接起电话。
“御夏，你好，我是魏医生。”对面传来家庭医生的声音。
那一秒，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通常和病人联络的都是护士。
“你的病理报告出来了，我们查到了癌细胞。”魏医生简洁明了。
“癌细胞？”我呆住了。
“对，就是恶性肿瘤，但具体类型和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确诊，你先不要太担心。”魏医生说：
“请问你最快何时有空，我们好安排内分泌科和外科医生会诊，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很麻木地和医生约了会诊时间，很麻木地挂掉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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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下已经半满的购物车，两手空空地走出购物区，在收银台外侧的长椅上坐下。
我的身体里似乎堵了一块石头，无法移动，坐着也觉得沉重。
我的大脑却变得异常活跃，飞速地闪过了无数念头。我想到三年前体检医生就提到我有甲状腺结节，我却没有进一步复查，想到我的舅爷和表姑都死于癌症，想到我在纽约除了大明举目无亲，想到我的母亲正独自在苏州照料我生病的外婆。
仿佛所有负面的内容都汹涌澎湃地在我的大脑里激荡，驱赶不去。
我想了很久，没有想对什么人说，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我就在超市门口的长椅上从白天一直坐到夜幕降临，直到身上有了寒意。
我犹豫是否应当给大明打电话让他来接我，但瞬间就被自己否决了。
那一刻，这世上是没有人能够帮到我的。于是我麻木地站起身，缓缓往回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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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逼自己将医生的话转述给了大明。
每复述一个字都是艰难的。不说，仿佛这一切依旧是虚幻的意念。说出来，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了。
大明静静地听我说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情绪变化，仿佛我刚刚告诉他的不是癌症，而是感冒。
“嗯，嗯嗯。”大明一直认真地听我说完，顿了顿说，“你不要慌。”
他非常冷静地提出了几个逻辑：“首先，甲状腺是独立的器官，应该危险性较低；其次，针管抽取的只是个别细胞，偶尔有异常细胞也许不代表就是癌症；最后，你是主动体检发现的，尚无任何症状，就算是癌症肯定也处于早期，应当很好治愈。”
紧接着，大明就打开电脑开始搜索相关的资料。他坐在台灯下的电脑前，一如往昔的每个夜晚。我抱着腿蜷在沙发上，看着他敲击键盘的背影，心中复杂莫名。
大明的冷静是出乎我意料的。一方面，这种冷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我；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怨恨，他凭什么这么冷静。
大明并不知道我的内心戏，只是专注地在美国癌症官网上寻找着相关的字眼。他一边搜一边读，甲状腺癌分四种亚型，最常见的一种比感冒的死亡率还低。
我凑过去一读，发现的确第一种亚型死亡率只有个位数，但还有一种侵袭性的亚型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我顿时又坠入未知的谷底。
那天夜里我睡着了，脑子里却乱七八糟，做了光怪陆离的梦。一会儿是魏医生告诉我“对不起，我误诊了”，一会儿是母亲打电话哭着问我“听说你生病了”，一会儿又有穿工作服的人来找我立遗嘱，问我财产怎么分配，我说我没有财产。
醒来，我晃晃脑袋，想让意识告诉我一切都没有发生，但逐渐清醒，过滤掉虚幻的部分，癌症的宣判依旧真实地写在昨天的记忆里。
那一瞬间我决定去旅行。距离会诊还有四天，我不能画地为牢。
去旅行。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挥之不去。
我从床上跳起来，开始收拾行李，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
没有休息好，也许是心理作用，整个身体是轻飘飘的。
去洗手间的时候，看到暗红的血滴在马桶壁上。
掐指算算，生理期竟比平时提前了一周。
我从小有痛经的毛病。若是平时大姨妈光顾，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赖在被窝里，哪儿也不去。
但此刻它又算什么。
我拖起箱子走出卧室，看到大明站在客厅里。
他穿着我买给他的套头衫，手里端着刚烤好的面包。
“你要去哪里，带着我好吗？”他定在那儿，无辜地望着我。
我抬头看了眼日历，今天是周四，不是周末。
我点点头，突然鼻子有点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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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租车上，我上网搜“一月旅行目的地”，弹出了我早有耳闻的名字：圣丹斯电影节。圣丹斯的英文是跳舞的太阳的意思，听上去炽热温暖。这是著名的独立制片电影节，此刻正在犹他州的帕克城举行。
我太需要一个有烟火气的喧嚣之地，让自己淹没在熙攘人群里。
这是我第一次在机场现场买票，运气还没有坏到家，居然买到了。
蜷缩在一排六座的小飞机上，身边有哄孩子的女人，有看报纸的商人，有熟睡打鼾的老人。他们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却觉得和他们隔了一整个世界。
为什么得病的不是他，她或者他，而偏偏是我？
我心里终于冒出了这个庸俗的问题。
小飞机很颠簸，穿过云层的时候，我看到乘务员手上托盘里的塑料杯飞到了空中，伴随着四下的惊声尖叫，大明紧握着我冰凉的手。
我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心中甚至有点邪恶地等待飞机坠落。
如果飞机坠落，我和他们的命运就都一样了，多么公平。
但我们还是平安抵达了，孩子会继续长大，商人会继续忙碌，老人会继续颐养天年。
而我，还要继续面对自己携带癌细胞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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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盐湖城，我们驱车半小时到达帕克城。
这是我第一次来帕克城，它让我想起了瑞士的达沃斯，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或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也许雪山里精致的小城，都有着同样精致温暖的味道。
夜幕降临，小城的主街两侧彩灯闪烁，映亮了地面的积雪。道路两侧随处可见电影放映场，许多没有银幕的学校和剧院都架起了临时投影，门口悬挂着形形色色的海报。
接踵摩肩的游客涌动在街道上，时而传来发烧友嘻哈的歌声，美国少年三五成群地呼喊，还有卸掉消音器的跑车不时从公路上高调通过，伴随着路人伸长脖子的惊呼：“快看！基努里·维斯！让·雷诺！”
我和大明在人群的拥挤下往前走，不需要讲话，不需要择路，不需要思考。
然后我们驻足在一家现场制作巧克力的商店门前，看落地玻璃窗里面有晶莹流淌的巧克力喷泉，热气升腾让玻璃变得朦胧，却依稀可见趴在柜台前盛装的孩子，和裹着围裙忙碌的售货女孩。我看不清却猜得到他们每个人脸上的欢喜。
我想到两个字，“镬气”，我以前总读成“锅气”，就是小炒刚出炉的时候，飘在菜面上那一层氤氲的热气。小的时候，当外婆从炉灶上端下刚烤好的猪油年糕，蒸汽会升腾在玻璃窗上。不知那夜的窗外，是否也有一双如我今天一样的眼睛，看着屋里的我雀跃的神情？
人间烟火，往复轮回。
我突然有种大彻大悟之感，人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想到几天前的自己还在因工作和搬迁的事情而消沉，恍若隔世。
又遐想着有一天我终会死去，然后飘在夜空中，看凡尘隽永，生生不息，我却再也不是这熙攘尘世中的一员了。
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身边的大明默不作声地，紧紧搂住我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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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两日，我们白天就在附近的雪场滑雪，夜晚在帕克城游荡。
盐湖城是举办过冬奥会的地方，有着绝佳的滑雪场，当时刚过完新年，雪场人很少，常常半小时也见不到一个人。
当时我在练习单板，在初级赛道上摸索前行，很快就被大明甩得无影无踪。偌大的雪场，即使是初级道也有三四公里长，滑一趟要近一小时。我孤零零地在雪道上前进，前进，世界失去声响，眼前除了雪还是雪。
我以为空无一人的环境会让我滋生恐惧，其实不然。
当世界只剩下脚下的滑雪板，身体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体内因生理期涌动的疼痛，还有三千米海拔下轻微的高原反应，使整个人达到了一种很专注的状态——每一步的平衡、每一分疼痛、每一次呼吸，都无比真实。
在这种极度专注的环境下，我几乎忘记了所有背景杂音，包括癌症。
后来回想，我想这是度过未知恐惧最好的方式了。
度日如年的三天时间，也便嗖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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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见到医生。
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切片，会诊。
然后又是数日的等待。
我鼓起勇气，从学术上去认识我得的病。
就像当初大明查阅的资料所说，甲状腺癌的病理类型分四种：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状癌、甲状腺髓样癌和未分化甲状腺癌。其中，甲状腺乳头状癌是甲状腺癌中最常见的类型，预后也是相对较好的，十年存活率高达90%。未分化甲状腺癌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五年存活率只有5%。
生与死，全都看数日后报告里的一个单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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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藿是我北大的同窗，性格外向，毕业就来了美国，后来居然嫁给了一个片酬还不错的好莱坞男演员，从此过上了比弗利太太般的生活。
她打电话来，张口就和我吐槽：“你知道我最近多不顺吗？院门口的花坛被车碾了，我按照摄像头拍到的录像找到车主，居然是某电影的制片人，半夜喝醉了，带了两个妹子酒驾。但戴维之后还想上他的戏，只能认栽。”
她吐槽吐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把我刚买的皮衣丢在餐馆找不到了。
“我的墨西哥保姆背着我和孩子说西班牙语。”
后来她终于说：“有人说在酒店看见戴维了，身边有别的姑娘”。我沉默。
换作过去，我一定会刨根问底，但此刻我却不知该说什么。
片刻，我决定用最高效的方法来安慰她。
“我得癌症了。”
她不语。
接着电话那边传出哭腔：“你等着我，我这就飞去纽约。”
24小时后，藿藿拖着红色的日默瓦旅行箱来到了我的面前。她脸色铁青，仿佛生病的是她不是我。
她见到我就连珠炮似的问：“你怎么发现的？确诊了吗？医生说怎么治了吗？”然后又死盯着我喃喃道：“你生病了怎么一点没瘦呢？脸还是那么圆。”
我一下子被她逗笑了，这还是我一周来第一次笑出声。我原本还有点后悔告诉藿藿，这下却开始庆幸，最艰难的审判有她这样的活宝陪我共度。
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友力爆棚”吧，死皮赖脸地破涕为笑，心甘情愿地不厌其烦。
晚上她睡在客厅的地毯上，我给她铺了两层厚厚的被子垫在下面。大明让她和我睡卧室，她不肯，说自己睡客厅可以在地上随意翻滚，哪有比地板更宽敞的床。
我知道她是不愿影响我和大明休息。的确，这一周我和大明身心俱疲。
大明先回房了，我和藿藿关了客厅的顶灯，只留一盏台灯，然后一起坐在她的地铺上，背靠着沙发闲聊。
藿藿没有再触碰生病的话题，反倒和我聊起了大学的事。
“你多有福啊，从研一开始就有大明照顾你。”藿藿说，“记得那时我们宿舍的开水都是大明每天来帮着打的。对了，他还会修电脑，各种版本的盗版windows系统他都有，我的电脑还找他重装过呢。”
是啊，掐指一算，我和大明在一起已近十年。他日复一日规律地进进出出，我早已忘了这个像家具一样存在的男人曾和我度过怎样的青春。
他也曾在大雨滂沱的夜晚站在宿舍楼下扯着嗓子向我表白。
他也曾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徜徉了无数遍苏州河。
他也曾在毕业时抱着我说终于毕业了，可以结婚了。
他也曾从美国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他穿着我给他买的廉价t恤，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比着剪刀手，露出不整齐的牙齿。
衬着昏黄的灯光，我和藿藿聊着聊着，笑出了眼泪。
回到卧室已是夜里12点，大明竟还醒着。
“你怎么还没睡？”我问他。
“哦，我忘了看表。”大明说，“你俩聊什么呢？”
“秘密。”我笑了笑，钻进被窝，关上灯。
灯光熄灭的瞬间，我突然被拽回现实。我想起来，明天是出结果的日子。
我突然明白大明为什么不先自己关灯睡觉了。他知道我是个多思之人。
我向他身边挪了挪，他反手拥住我。
“晚安，老婆。”他呢喃道。
我在黑暗中将头发埋在他的臂弯里，竟安然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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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藿藿陪我去见医生。
她用狐狸毛的围巾将自己包裹起来，双手不断放在嘴边呵气，一路都在夸张地描述着南加州温暖的阳光，仿佛生活在纽约的都是因纽特人。
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紧张。
光鲜漂亮的姑娘，哪里经历过癌症。那些冰冷的医疗器械、长长的穿刺针，我以前也看都不敢看，但真的落在自己身上，才发现人类是多么能屈能伸的生物。
癌症治疗中心是医院旁边一座单独的大楼，装修风格很像酒店，大理石的地面和墙砖，大厅还有人造喷泉景观。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约定的科室，门口的接待小姐微笑着让我们坐在皮沙发上静候，五分钟后，她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
今天见的是内分泌科医生，四十多岁的白人女人，笑起来有细密的鱼尾纹。
进屋后，她简单摸了摸患处，问了问我最近的饮食和睡眠情况。终于，她坐回自己的座位，低头看了一眼报告，然后抬起头。
她开口的那一瞬，我承认我的心脏都紧张地拧成了一团。
藿藿像个傻子一样缩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出。
“ptc（papillarycarcinomaofthyroid,甲状腺乳头状癌），”医生抬头笑笑说，“做个小门诊手术，切除掉就好啦！”
我太熟悉这个单词，ptc，就是十年存活率高达90%的那个亚型。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重新回到人间了。
“需要化疗吗？她要不要剃头发？”我听到藿藿追问医生。
“目前看不需要化疗，但也要根据切除病灶后进一步活检的结果来定。”尽管医生的每句话都至关重要，但我在听到ptc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已忘乎所以。
走出楼门，藿藿摸了摸我的头说：“我以为要上演蓝色生死恋呢，结果你连头发都不用剃啊！”
我感觉到她的手是温热的，不再冰冷。
藿藿的血液终于恢复了正常流动，开始给我讲她这两天的心路历程。
她说她来之前一夜辗转反侧，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探病之旅。她曾经去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但每次旅程之初都是怀着兴奋与期许，这是她头一次奔赴一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不知归途。
她在飞机上始终无法镇定，甚至还含了一颗速效救心丸，不然她怕自己会紧张得猝死。
“我真是个大福星！这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结果！”藿藿趁机邀功，“你这听上去还不如阑尾炎严重呢，我是被你骗来的，你要陪我吃好吃的！”
我紧紧搂住她的肩膀，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说：“你想怎样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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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藿在的那天，是我那前后几个月最开心的一天。
我也突然理解，有惊无险和失而复得，是生命中最美妙的两个词。
我们俩直接去了第五大道，吃了一顿人均100美元的牛排，然后挽着胳膊去逛街。
我们在北大的时候经常一起去逛动物园的服装市场，那时藿藿总拿着专用蛇皮袋装作进货的模样，用术语问老板：“这个款好走货吗？”然后不费吹灰之力用批发价搞定，晚上我们再一起聚在宿舍欣喜若狂地试穿斩获的战利品。
八年后的今天，我们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兴奋的心情与当年无异。
藿藿和当年一样，将演技进行到底。只是如今她装的不是进货小老板，而是比弗利阔太——算是本色出演。
走进奢侈品店，她总能开口第一句话就博得店员的尊敬。“前几天我参加你们的品牌活动，看到你们市场总监穿了一件黑白格外套，垫肩比去年的款高。”藿藿后来告诉我，进奢侈品店一定要先问衣服，因为游客都是问包包，买衣服的才是大金主，店员才会端茶倒水，把柜子最深处的稀缺款拿出来给你。
一边逛，藿藿一边和我介绍本季各个品牌的新款。她让我知道，摩纳（moynat）的马鞍皮包包最热卖，但其实尼罗鳄的包才最有收藏价值；芬迪（fendi）凭借peekaboo和bytheway两款手袋让原本已经要过气的品牌起死回生；德尔沃（delvaux）的短吻鳄包包一定要配貂皮肩带才完美。
换作平日，我会在心底暗笑她的物质和讲究。但此刻我却觉得一切都像广告片一样美好。
抛掉事关人性的部分，这些华物本身的确是美丽的，每个细节的质感都摄人心魄。
当我去拥抱这美丽的人间生活，高山绿野纵然明澈，红唇紫衫亦不容错过。若不趁姣好年华锦衣而行，待老去，只能在病房中灰棉素裹。
尘世欢纵，并无轻浮与深沉的区别。只要爱了，快乐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傍晚，我和藿藿在一家酒吧订了位，大明也来了。
我那晚喝断片儿了，只记得眼前一杯又一杯的血腥玛丽酒在闪动，藿藿放肆的笑声回荡在耳畔，还有大明胸前的温度。
后来大明说他新买的衬衫上糊满了我的口水和鼻涕。藿藿说，我那晚哭到上气不接下气。
大明说，告诉你个秘密，藿藿那晚也哭了。
藿藿说，告诉你个秘密，大明那晚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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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电视剧，也许这就是个不错的结局。
但现实中，手术还是要做，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确定性。
后来内分泌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讨论决定，先用保守方案，切除我左侧甲状腺，如果癌细胞没有浸润到淋巴，就不需要切除右侧。
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心情是很放松的，毕竟就是个不需要住院的门诊手术。医院的手术服非常先进，里面通了管子，旁边有旋钮，可以充进热气或冷气，随时调节温度。
我还顾着玩衣服，麻醉医生就进来了，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他就给我的点滴里加了一针麻醉剂，下一秒我就不省人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无梦的睡眠，等我睁开眼睛，手术已经完成。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门诊手术，对身体也是巨大的考验和摧残。
我的脖子被缠上了厚厚的纱布，还有支架固定着，我就躺在观察室里，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觉得腹部疼痛，痛到浑身的冷汗大颗大颗往下流。我想在床上打滚，但架着脖子动弹不得。医生过来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说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也许我是敏感体质，对麻药产生了过敏反应。医生也不建议再用止疼药，担心加剧病情。
我就只能一动不动地忍受着刀绞般的疼痛，望着天花板，让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旁边时不时传来其他术后病人的呻吟，中途我听到医生们奔去给隔壁床位的病人进行电除颤，后来又有一群人飞奔着将他推去了急救室。
“他怎么了？”我呻吟着问护士。
“看上去不太好。”护士叹口气，意味深长。
我的心轻轻地下坠了一下，却很快被自己身体的疼痛冲淡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六个小时，我当时想到了汉朝戚夫人被吕后做成人彘的故事，一时间竟有同病相怜的伤怀之感。
出院后，我一直戴着脖套，僵着脖子。麻药的副作用居然持续了两天，其间我始终有腹痛感，还呕吐过几次。
最难熬的伤痛不是来自躯体，而是精神。少了一个甲状腺，身体顿时处于甲减的状态，情绪也变得不稳定，抑郁，整个人心情低落，觉得世界变得灰暗。
恰恰在我身体和精神最不堪一击的时候，医生又告诉了我坏消息。
医生说，活检报告显示，我的少量淋巴有癌细胞浸润。也就是说，我的身体里还有癌细胞。
我必须再接受第二场手术，切除右侧甲状腺。
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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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手术的间隔期大约为两周。
我像废人一样待在家里，不能洗澡，不能转脖子，不能大笑，甚至不能大哭。
我没有任何讲话的气力和情绪。藿藿发的信息我不想回复。大明回到家和我说话，我也爱答不理。
但家人从国内打来电话，我得接，而且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的外婆近几年中风了两次，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不能受任何刺激。
我的母亲守在外婆身边，也经不起任何别的精神压力了。
我只能在电话里强颜欢笑，然后找借口挂掉电话。
其实每次听到她们的声音，我都委屈地想要大哭一场。
那两周我读了于娟的《此生未完成》。我看此书时，作者已因癌症不在人世。
文中写道，一次化疗结束后，刚十九个月的儿子土豆趴在她的膝盖上，奶声奶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她流着泪想：“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变成了草。”她还写道：“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的手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
还有她的丈夫，天天为全身骨头坏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擦屁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求老天让你活着，让我这样擦五十年屁股”。
于娟多么爱她的孩子和丈夫，多么爱生命，她不想死，她绝不放弃，可是，她还是走了。
看到这里，我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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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手术后，我整个人都像被抽空了一样。
失去了双侧的甲状腺，我彻底不能分泌甲状腺素了。
凡事失去后才懂珍惜，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甲状腺这个器官的存在，失去了却发现它那么重要。
如果一个人没有甲状腺素，会导致身材矮小、面部表情呆滞、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心跳慢、记忆力差、血压低，种种表现不胜枚举。
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医疗技术发达的时代，有药物可以代替甲状腺素。
终生服药，这在健康人眼里是个挺惨的事，但对病人却是福音。
我身体底子一般，医生在手术前说有小概率会发生的缺钙也应验在了我的身上，长期下去会导致骨骼脱钙，骨质疏松。
我只能像个贪吃的孩子一样，每天抱着家庭装的大桶钙片，大把地塞进嘴里。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身体终究是少了一个器官，再也不是从前那样完整鲜活。
我一整个月都在和身体创伤及激素缺乏导致的各种症状抗争，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
真的感到痛苦的时候，身边围绕再多人，也激不起自己讲话的兴趣。
我在疼痛和抑郁的过程中深深觉得，即使再亲近的人，也无法代替你承受痛苦。
人生的本质是孤独，深深的、深深的孤独。
我每天吃吃睡睡，习惯了和大明只有只言片语，时间久了，我们变得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真的是褒义词吗？最亲密的人变得客气，不是很悲哀吗？
但我又无力改变。
走过大风大浪，让我本能地在自己和健康人之间划了界限，我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包括大明。
我也一厢情愿地想，对于一个阳光男孩来说，突然强迫他面对这些生生死死的事，也真的是委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