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捧起她的脸，狠狠地吻了下去。
代驾司机适时地放起了音乐，当时响起的是《北京，北京》。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汽车驰骋在空荡荡的长安街上，两边华灯闪烁，我却不知身处何地。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吻着眼前的姑娘，在路灯的映衬下她的面容恍若一副梦中的画。
我抚摸着她柔软的头发，搂着她的腰，摸得到她光洁的脊背。我的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呻吟。我很多年都不曾发出这种不自觉的声音。
“跟我上去。”不知过了多久，车已经停在了我的酒店门口。我用命令的语气对她说。
“不要。”她头发凌乱地转过头去，胸部还在微喘着起伏。
“不要？我看你要不要。”我又狠狠吻了上去，手也放肆起来。
黄芙被我吻到快要窒息，我拉着她跑进了电梯。她低着头跟着我，我看得到她翘起的嘴角，笑着，一直笑着。
那一夜，我仿佛将自己默认为一个单身的少年，度过了肆无忌惮的一夜，一秒钟也不曾想起远在香港的蒋桃。
次日天亮，阳光照醒了我，身边已经空无一人。我依稀记得半梦半醒中黄芙好像有和我道别，说要赶早班飞机去出差。
坐在空旷的床上，我觉得有些头痛。打开手机，看到各种信息弹出来。
其中有一条是蒋桃的，说：“周末回来带两瓶湖南辣椒酱。”
另一条是黄芙的，说：“早安。”
我立刻被黄芙的信息逗笑了，我走到洗手间，顺便打量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
虽已年近四十，但我平时还算注意饮食，因此并没有发福，身材还算结实。
我举起小臂试了试，看到镜中自己的肱二头肌，突然觉得，岁月这把杀猪刀对自己还算客气。
****
一周后我回到香港，蒋桃问我：“让你带的辣椒酱呢？”
“什么辣椒酱？”我竟全然没了印象。
“你真是老了，记性差了。”蒋桃嗔怪道。
“我才不老！按照联合国标准，我三年前才刚刚脱离青年期。”我争辩道，逗得蒋桃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晚上我睡在蒋桃身边，突然起意，摸进蒋桃被窝。
我身下躺的是蒋桃，但我却满脑子都是黄芙，这让我格外振奋。
事毕，蒋桃倒在我身边喘着气说：“你是吃什么十全大补药了，还是因为我说你老，你不服气了？”
我在心里暗笑，心中满是成就感。
第二天起床，我打开手机，并没有新的信息弹出。我点开黄芙的朋友圈，看到她几小时前刚刚发的一张照片，是曼哈顿街角的一辆快餐车，车里的黑人洋溢着笑脸，将一杯咖啡递出窗外。晨曦下的快餐车亮得反光，我仿佛嗅得到那杯咖啡飘出的浓郁香气。
“早安，地球另一端的你。”我敲了一行信息给黄芙。
“我这里已是黄昏。”黄芙发来一张路灯的照片。
“你在做什么？”我问。
“我去探望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她住在长岛。”
“长岛我去过两次。记忆中，过了下午4点街上就空无一人。你要注意安全。”我叮嘱道。
“如果我被坏人抓走了，你会开着直升机来救我吗？”黄芙发来一个俏皮的表情。
我扑哧笑了，原来雷厉风行的她也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
“我很想啊，但有两个现实的问题：第一，我不知道去哪里找直升机。第二，我不会开直升机。”我坦诚地回答。
“哈哈，理工男，你好可爱。”黄芙发来一个笑脸。
黄芙是那种雷厉风行的女子，可以独自拎着手提箱，今天在伦敦，明天在纽约。我想象着她独自穿行在异乡的街道，和各色人种泰然自若地觥筹交错，突然觉得她是符合我内心深处的审美的。或者说，在我的世界里，从未交往过这样的女子。
我回想到十年前我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的画面，当时我满心都是对全世界的向往，也想要拎着箱子走遍全世界。但当时蒋桃的抗拒如同冷水，不仅浇灭了我如火的憧憬，甚至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激进。
假若当时站在我身边的人是黄芙，她一定会尖叫着搂住我，祝贺我，和我共同期待关于波士顿的缤纷生活。
我又为这样的假设而自责，我不该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比较，这没有意义。
黄芙此次在美国出差，一走便是两周。
在这两周里，我们习惯了睡前对对方说“早安”，醒了对对方说“明亮的梦”。
在其余对方熟睡的白昼里，各自繁忙地工作。闲暇之余想起她明媚的容颜，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周末晚上我在陪查尔斯读绘本，黄芙在和我发信息，我便总是停下来回复。查尔斯说：“爸爸，你怎么总是看手机。”我抱歉地摸摸他的头，觉得心中憋得慌，于是找了个借口下楼去了。
我在夜晚的小区里踱步，小区的喷泉哗啦啦地流淌，头上是满天繁星。我对着星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黄芙，却只是漆黑一片。
“突然想你。”我发了几个字给黄芙。
“我想回去，又怕回去。”黄芙说，“我怕我们之间没有了时差，却依然隔着距离。”
时差是个神秘的东西，它是时间，是空间，将一个人始终留在我的昨日，而带不到我的今天。
两周后，黄芙要回来了。
“我要从你的昨夜，走进你的今天了。”她说。
****
我让平时接送我的司机把车钥匙给我，我说我要自己开车。
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年不曾摸过方向盘了。我心跳很快，不知是因为开车紧张，还是要见到黄芙。我想是因为后者。
我把车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正想要下车去大厅迎接她，但想了想，还是决定留在车里等候。
我在车里放了一张许巍的专辑。一遍一遍播放，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敲我的玻璃。
我睁眼一看，黄芙正在距离我的脸10厘米的窗外，冲我笑。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脖子上挂了一串金属吊坠，敲窗户的时候，吊坠碰到玻璃，发出叮叮的响声。
我狂跳了一下午的心，在看到她的脸的那一刻，突然宁静。
我下车为她开门放行李，将她让进副驾驶的座位。
关上车门，我想要立刻吻她，却又手足无措，我索性咳嗽两声，将手指放在嘴边说，“嘘”，指指音响：“听，许巍的《旅程》。”
黄芙狡黠地指指我，便把座椅调低，半躺在我身边，不再言语。
我发动了汽车，驶出机场，驶上高速，两边路上漆黑一片，只听得到风声，许巍的歌声，还有黄芙的安静无声。
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回握住我的手。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一幕似曾相识，仿佛是在前世，我也曾这样握着一只手，在黑暗的路上如风奔驰。
那一瞬间，我的眼眶突然有一秒湿润。
到了我下榻的酒店。我把房卡放在她手里，告诉她我的房间号，让她先上去。
我在车里抽了一根烟。我很久没有抽烟了。
抽完烟我下车坐电梯走上楼，刷卡，推门。
我刚进门，就被她紧紧搂住，温热的唇封了上来。
她在我耳畔呢喃：“你是谁，是服务生还是快递小哥。”
我笑着回吻她，咬着她的耳朵轻声说：“我是敲错门的，没想到有埋伏。”
“我就是埋伏，你愿不愿意进我的埋伏。”黄芙低语。
“你说呢？”我将她环腰抱起，扔在了柔软洁白的床上。
黄芙趴在我的胸前，用手指划弄着我颈上的汗水。
“袁亮，我想让你知道，我无意伤害任何人。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黄芙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句。
我突然一阵感动，紧紧拥她入怀。
次日清晨，我睡醒。这次黄芙没有提前离开，她就躺在我的身边，长长的卷发散落在洁白的枕头上。
我从身后抱住她，吻她的脖子。她没有睁眼，只是抿着嘴笑着，回身把头埋在我的胸前说：“还想睡。”
“还想睡什么？”我用被子蒙住我们。
早餐过后，我距离下一个会议还有一个多小时，我问她要不要去楼下的公园走走。
我很多年不曾去过公园，认为那应该是小孩和老人的专属地。
走进公园，柳絮垂在湖面上，听得到蝉鸣和老年人的广播。
“我们好像老两口哦。”黄芙挽着我的胳膊，笑弯了腰。
走着走着，我有电话进来，我便在一旁接电话。黄芙站在湖边，穿着白色的背心、黑色的牛仔裤，站在湖边树下，捡脚下的石头打着水漂。石头掷出的瞬间，她束起的马尾辫飞到了空中。
我突然恍惚不知站在湖畔的身影是谁。像黄芙，又像别的人。
我突然知道自己觉得她像谁了。没错，她马尾辫飞起的瞬间，好像我刚刚认识的蒋桃。那个时候，蒋桃也常常在校园中央的湖畔等我，当我喊她的名字，她就会回过头，冲我灿烂地笑起来，然后奔向我。
我挂掉电话，轻声喊：“黄芙。”
那个束着马尾辫的姑娘回过头，灿烂地冲我笑，然后跑到我身边。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深深的眼窝，翘起的下巴。那么相似的背影，转过身，又是和蒋桃如此不同的面容。
她拉着我奔向旁边的草坪，几个老太太正围成一圈踢毽子。她冲上去也围进圈里，毽子飞起的瞬间，她纵身跃起，从侧面弯起膝盖不偏不倚地在空中接住，踢出一道完美的弧线，传给了对面的老太太。
“小姑娘有两下子。”老太太们纷纷赞赏。黄芙冲我打了个响指，得意地努努嘴。
我看清了面前的姑娘，这是一个和蒋桃截然不同的人。她会和我整夜地聊业务，她会冲进陌生人群中踢毽子，她会一个人背着包去登雪山，她会狠狠地和我在一起，然后在清晨离开。
有时我会想起萨特和《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他们开放而又彼此迷恋的关系。
萨特曾经这样评价波伏娃：“我觉得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我觉得黄芙也是一样。
我和黄芙不常见面。她有她的事业，甚至我不主动联系她的话，她都很少主动发信息给我。
但每次见面，又都是那么刻骨铭心，在一个个不同的酒店的夜晚，在一张张不同的床上、沙发上、地毯上、浴室里。我一次次大汗淋漓地倒在她的身边，没有语言，全都是画面。
有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在香港的家中工作。突然接到黄芙的信息。
“我在和一群投资人喝酒。来了几个特别能喝的，我估计今晚要破纪录了。”
我皱了皱眉头，回复她说：“少喝点，场面上的事儿都是假的。我对你才是真的。”
半晌过去，黄芙回了一句话说：“好希望你在这里。袁亮，我爱你。”
这是黄芙第一次对我说“我爱你”。我的心里狠狠地咯噔了一下。我想披上衣服冲出门去，沿着街道一家一家酒吧去找她，然后拉着她的手飞奔着离开，在街边人声鼎沸处将她拥入怀中。
但我在香港，她在北京。蒋桃此刻就坐在我的身边陪查尔斯念书。我甚至不能给她打电话，甚至不能多看一眼她发来的信息。
那夜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黄芙那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
我有时会思考，是不是所有的爱情，终将变成亲情。
每个周末我看着蒋桃在厨房切水果、煮咖啡的身影，我确定，我还是很爱她，分毫未减。只是这种爱，不知何时已从激情和爱情变成了一种笃固而综合的感情，里面有信任、有感激，像亲人，又像同侪。
每晚临睡前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蒋桃，但我脑海中最后一个想到的人却是黄芙。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蒋桃，但抓起手机，讲的第一句话是发给黄芙。
我并没有觉得愧疚，因为在我心中，蒋桃和黄芙仿佛是两个平行的轨道，安静地延伸在永不相交的时空中。
我和蒋桃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而我和黄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我，袁亮。
我甚至有时会思考最先进的婚姻制度应当是怎样的。我相信每个男人都在某一刻怀念过一夫多妻的传统旧俗，并且相信那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结构。但理性告诉我，一夫一妻是更稳定并符合现代人口比例的制度。
但我始终认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最终极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无法预见的未来，终有一天，人类会进步到下一个阶段，人类心智更加成熟，婚姻组合会有更多可能性。
但我有限的思维却无法具象，那样所谓的终极社会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
我心里一直坚信的“没有想要伤害谁”，其实只是在想，“没有想要伤害蒋桃和孩子”。
因为在我的剧情里，我和黄芙是一条战壕里的伙伴，一起在资本市场冲锋陷阵，一起保护着共同的秘密，一起期待每一次相聚，一起在一瓶瓶红酒和一滴滴汗水中看到最真实的对方。
却不曾想，黄芙原来也是会受伤的。
黄芙是那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我对她没有什么隐瞒。
黄芙知道，我无论在哪里出差，每个周五一定会赶乘末班机回香港。
黄芙知道，我带着蒋桃和孩子们去澳洲参加夏令营。
黄芙知道，我在我们共同有来往的一个慈善基金会认捐了100万元，用的是蒋桃的名字。
她不曾问过我的过去，更不曾好奇过我们的未来。
她曾经和我分享过她的人生哲学。她说，她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认为人终归是孤独的。”黄芙说，“很多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或替代你，也没有谁能够承诺陪谁到最后。”
“那乐观又如何理解？”我问。
“我只是不指望别人。但让自己快乐，过得好，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呀。”黄芙冲我挤挤眼睛。
****
2014年的圣诞节，北京满街银装素裹的灯饰。
圣诞节不是公众假期，国内照常工作。我和黄芙肩并肩走在长街上，两侧树上闪烁着星光，长街恍若狭长的银河。
黄芙往前跑了几步说：“好美啊。”然后回过头，俏皮地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向我求婚，就站在这条街上。你就说，女神嫁给我吧，然后打一个响指，让这整条街都像现在这样点亮！”
“好，那时整条街的人一定都会惊讶地停下来，然后为我们鼓掌。”我微笑地对黄芙说。
那一刻，我的眼神停在黄芙身上，那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画面，我相信一定在宇宙的另一个时空正在上演。
然后我的电话响了，是蒋桃。
她说查尔斯病了，接着传染了哈得孙。哈得孙身体弱，发烧后竟然惊厥了起来。
“袁亮你快回来，我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蒋桃的声音将我瞬间拉回现实。
“你怎么不带他去医院？”我问。
“你忘了，今天是圣诞啊。医院只有急诊，我怕孩子排队折腾一番会更严重。谁知道他竟会惊厥，抽了足足十几秒，袁亮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蒋桃带着哭腔重复着。
“你坚持一下，叫菲佣跟着你，孩子惊厥也很常见的，不要害怕，我搭最快的飞机回去。”我嘴上安慰她，心中已乱如麻。
正在此刻，黄芙脚下绊了一下，她情不自禁“哎呀”喊了一声。
“谁在你旁边？”蒋桃问。
“路上不认识的人。”我慌忙搪塞。
我看到黄芙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作声。
“菲佣今天休假出去了。救护车已经来了，我先不和你说了。”电话那边传来忙线声，我呆站在长街上，面前的火树银花，还有黄芙，全都没有了颜色。
之后我一直在打电话联络机票，和蒋桃沟通医院的进展，我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被黄芙带上了出租车，然后又怎样回到了酒店房间。
秘书帮我抢到了次日清晨的早班机票，我把出票信息发给蒋桃，听她说哈得孙住已经进了病房，查尔斯也被菲佣带回了家，我这才舒了一口气，一头倒在了床上。
黄芙始终默默地待在我身边，低头玩弄着手机。看我忙完了，她说：“你明天要早起，我回家去住吧。”
我抱歉地起身抱了抱她，说：“宝贝，对不起。害你没过好这个圣诞节。”
黄芙一如既往地包容地笑笑说：“孩子没事就好了。”然后裹上大衣和围巾，独自起身离开。
我想要去送她，但我知道，在酒店护送一个女子出门，终究是个不明智的行为，于是只开了一条门缝，冲她招招手，看她在走廊上远去。
次日凌晨5点，我起床奔向机场，到了香港直接打车去了养和医院。
我看到蒋桃正在病房给哈得孙讲故事。
“现在体温是37.5度，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再观察一宿，控制好体温，就可以出院了。”蒋桃抬头对我说。她穿着一件灰毛衣，头发贴在头皮上，戴着眼镜，眼睛和脸都发肿。
“你昨晚休息了吗？”我问蒋桃。
“在病房沙发上凑合了一宿。”蒋桃笑笑。
我走上前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拍了拍。
当天晚上我让蒋桃回去照顾查尔斯，我留在医院陪哈得孙。
养和医院楼下是香港赛马会，当天晚上恰好有比赛，直到深夜依旧传来意犹未尽的人们嬉笑着经过的声音。
病房内外，隔着一个世界。
我躺在狭窄的沙发上，听着身边哈得孙偶尔急促的咳嗽声，想象着昨夜蒋桃是怎样一个人将两个孩子带到医院，又在这个沙发上度过了怎样不眠的一夜。
那一瞬间，我突然第一次感到歉疚。或者说，是疲惫。
风花雪月，是生活游刃有余的人的奢侈品。
****
之后几个月，我和黄芙的联系变得少了起来。
2015年下半年，中国a股猝不及防地从高位疯狂急坠，我也变得忙碌起来。毕竟，对男人来说，工作永远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基金在二级市场有着不小的仓位，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和投资人沟通、解释，监管层也频繁向我们发起调查，让我疲于应对。
一次午夜重看《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台词让我感到恐惧。“这里有两个女人：一个一味坚持她的权利，她的权利就是你的爱，而你给不了她；另一个奉献自己，一无所求。你会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可怕的悲剧。”
激情散去，心中仍爱，但更多的却是沉重的不知所终。
我几次到北京，也没有主动联系黄芙。
其间我和黄芙只见过一次，是黄芙的生日。
我买了一块百达翡丽的钻表送给黄芙。当我付款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给蒋桃送过如此昂贵的礼物。
我知道，不论是蒋桃还是黄芙，都不是那种需要用物质取悦的女子。
中年男人和女人都是一座座孤岛，自给自足已是不易，还能时不时互相温暖就是荣幸了。无关爱情，无关财富，义气大于柔情。
但我情愿在我和黄芙的关系中增加一些物质的成分，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加简单，符合社会广义的情人模式。
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和黄芙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出路。但潜意识里，我很怕自己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
我明白，现在的状态终究不是可持续的，这样的状态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被打破，我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些，但我却不知如何做。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迂的，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酒过三巡，我对黄芙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黄芙咽下一口酒，然后望着我，默默不语。
那晚黄芙说她不胜酒力，从餐厅出来便打车离去了，并未随我回酒店。
后来餐厅服务员追出来说我忘了东西，打开一看，我心中一沉，是我送黄芙的百达翡丽。
一顿潦草的晚饭，竟成了我和黄芙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以后又是两个多月，我和黄芙偶尔联系，再未见面。
2016年1月1日，我过元旦假期，在香港家里温暖的床上苏醒。身边的蒋桃早已在屋外忙碌，客厅传来电视机里动画片的声音。
我翻了个身，打开手机。
我看到黄芙熟悉的头像发来了信息，我心中一跳，赶紧点开。
一共有两条信息，第一条说：“袁亮，新年快乐。”
第二条说：“我要结婚了。”
我心中一沉。
关于我和黄芙的关系，我做过很多种假设。我想象过我们经历鸡犬不宁、天翻地覆后重新组建家庭。我也想象过我会伤害黄芙，想象过黄芙的泪眼和哀伤。我也想象过平静地相忘于江湖，多年后在街角重逢，对彼此微笑。
但我却没有想到，在我们还若即若离的时候，黄芙竟然就这样甩给我一句话，要和别人结婚了。我突然有一种受到羞辱的感觉。
我自认为对黄芙也是一片真心，她的容颜几乎占据了我每个临睡前的脑海。
但也许在她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过是个游戏。
她不仅不需要我对她负责，不仅不会寻死觅活地挽留我们的关系，甚至不觉得我们的关系需要一个解释。
她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她要结婚了，不知道是和谁，更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
再也许，当我欣赏地望着她独立的背影穿梭在全世界，我就应当有预感，这样的女人，是应该送给我这样的结局的。
“和谁？”我问。我只敢问和谁，却不敢问他们是何时开始的。
“他也是做投资的。我准备和他搬去上海生活了。”黄芙一个“也”字，又一次刺痛了我，仿佛将我那一点点的特殊性也残忍地剥掉了。
“你会祝福我吗？”她问。
“当然。”我迟疑片刻，敲下违心的两个字。
“谢谢，我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黄芙说，“你是个很好的爸爸。”
我原本还想多问几句，或者约她见面，但我最终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口。我把手机丢在一旁，闭上了眼睛。
****
2016年对我来说成了空前黯淡的一年。2016年1月1日，我失去了黄芙，而这并非最痛的失去。在之后短短几周内，我又失去了我的工作。那一刻，我才真的坠到了谷底。
股市在2015年下半年从5100点跌倒3300点，到年底已经开始回暖反弹。谁知道2016年开年后，股市又开始新一轮的狂跌，在一个月内坠至2600点。
这新一轮的狂跌，将许多人最后的一线生机也彻底碾碎了，包括我。
我所在的基金之前上了杠杆，一月份新一轮下跌开始时，我们开始急撤，但无奈基金规模太大，想卖的时候发现大量仓位都卖不掉。
1月末，最坏的情形出现了。
我的基金和半年前相比回撤了20%，这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数字。
而监管层则将我们视作在股灾中大量抛售的始作俑者，也将我们拉进了黑名单。
对内对外，我两面不是人。我意识到，这次股灾总要有一些人出来背锅。我，毫无疑问地成了其中一个。
1月29日，我别无任何选择，向美国总部递交了辞呈。
那一年，我42岁。
人说四十而不惑，我却困惑到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
库伯勒·罗丝认为，人面对痛苦会经历五个阶段，即否认、愤怒、协商、消沉，最后才是接受。
我的前三个阶段，都在2016年1月底之前集中体现了。我也和监管层拍过桌子，在电话里向美国总部的人咆哮过。后来也放下架子哀求过，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但资本市场是个残酷的竞技场，成者为王败者寇，我的哀求只是帮我彻底坐实了失败者的形象。
当我抱着纸箱子回到家里的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工作日的白天走进熟悉的公寓楼，那一瞬间，我开始无可阻挡地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消沉。
消沉的表现是非常具体的。
每天夜里我都无法入睡，在漆黑的夜里，我像死鱼一样睁着双眼，听着枕边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每过去一秒我的心都会紧一下。我渴望深夜过去，又恐惧白昼到来。
每天清晨，我看着天花板，却无法起床。脑子里会无法控制地冒出投资人的身影，冒出我颤抖着在辞职信上签字的画面，偶尔会冒出黄芙那句“我要结婚了”。我就一直那么平躺在床上，一遍遍在内心问自己，起床的意义是什么，我拿什么去面对新的一天。
我终于病倒了。
有一天清晨，我睁开双眼，发现耳朵在鸣叫，天花板在旋转。我活动了一下颈椎，定睛，发现旋转得更厉害了。
休息了两三天，头晕耳鸣的现象丝毫不见好转。蒋桃陪我去了医院，医生初步判断是颈椎病。
蒋桃回家做了半天功课，为我列出了几家求医机构，分别是位于中环的理疗中心、位于旺角的老中医诊所，还有住在华富村的按摩师傅。她分别致电预约，排出了一份时间表，每天陪我满城跑着做治疗和康复。
我没了工作，也没了保险。每次去理疗中心都要花上千元的费用，我突然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担忧。和蒋桃商量后，我们决定将家庭司机辞退掉，每月能够节省两万元的开支。我头晕没法开车，蒋桃就每天担任起了司机的职责，开车带着我去看病，然后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
这么治了一个多月，天气已经转暖，窗外的鲜花都盛开了，但我的病却丝毫不见好。
每天我看到的世界都是旋转的，耳朵的轰鸣声越发尖利。这些干扰因素让我无法正常与人交谈，无法专注做任何一件事，甚至连最不费脑筋的电视连续剧都看不进去。
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突然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了。
旺角的老中医在为我诊疗了一个月后，有一天，他谨慎地提出他的建议：“建议袁先生去西医的精神科诊断一下，看看除了病理方面的原因，是否会有精神方面的因素。”
“精神方面？他不是颈椎病吗？”我听到蒋桃在我身边向医生质询。她的声音听上去那么焦虑，而我的心中却没有丝毫涟漪，仿佛这不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生命，而是一具和我无关的臭皮囊。
而正是因为我自己内心的麻木，我的理智告诉自己，也许医生的判断是对的，也许真的是我的精神出了问题。
蒋桃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去养和医院的精神中心看看，她精心设计了说辞，说去看精神科医生是为了治疗我的失眠。
蒋桃的小心让我觉得很可笑。她以为我会抗拒和恼羞成怒。但其实那时的我对什么都不在意，即使她劝我从楼上跳下去，我想我也懒得抵抗。
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蒋桃和医生认真交谈，而我则心不在焉地转向了身边的玻璃。玻璃窗外是中环广阔的海景，而我的瞳孔则聚焦在可以模糊分辨的自己的脸的影像中。整个右脸都在阴影里，横贯而过的法令纹填满了黑暗，严肃凝视的眼神，微微下垂的嘴角，就像克瑙斯写的小说人物一样，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一张阴郁的面孔。
“轻度抑郁症。”果不其然，西医给出了这样的诊断。
我的失眠、头晕耳鸣、失去行动力，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表现。
男人真的是很脆弱的东西。女人就像一根橡皮筋，平时软绵绵，关键时刻却又能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男人就像一根筷子，平时顶天立地，一旦遇到外力，说断就断了。
不就是丢了一份工作外加一个女人吗，袁亮，你至于吗？我在内心问自己。但身体却不受大脑控制。
****
之前的鲜衣怒马被另一种状态所替代，苦劳功劳如烟云飘散，如何在自暴自弃的路上将自己拉住，这成了一场和自己的斗争。
和自己做斗争原本是最孤独的事。但我有同伴相伴于侧，而这同伴，便是蒋桃。所谓伴侣，一不留神，便到了老来伴的阶段。
多年来，蒋桃像我生活中的空气，是我生活中最稳定的一个元素，稳定到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直到我生病，蒋桃才重新幻化回人形，有血有肉地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我变得很依赖蒋桃。早上醒来如果看不到她，我心中会很慌。直到我走到厨房门口，隔着玻璃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心才能够归位。
每天上午，她都拉着我去香港仔买菜。面对鲜活蹦跳的鱼虾，我躲之不及。而蒋桃则老练地抓起一只四肢乱舞的帝王蟹，用地道的广东话和老板讨价还价。老板显然是遇到了熟客，不仅亲自选了最肥的螃蟹给蒋桃，而且还随手抓了几只大虾丢进袋子，说是送给老客人尝鲜。“唔该啊老板娘！”蒋桃热情地道谢，低头对我讲：“这家的男人有两艘渔船，鱼虾都是自己捕捞的，不像别家，很多都是二手生意。”我表面不语，心中惊叹蒋桃竟将市井之物的来龙去脉摸得如此清楚。
每天中午我都会像个老年人一样午睡。奇妙的是，在黑暗的夜晚我总难以入眠，但在艳阳高照的中午，拉上窗帘，听着窗外来往的车辆声和轮船的汽笛声，我却反而睡得安稳。近二十年不曾睡过的午觉，如今却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休憩机会。
每天下午，我不愿出门，蒋桃就会在家絮絮叨叨给我讲很多外面的琐事，从社会新闻到街坊邻里的动态，从两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到晚饭的菜谱。她原本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知是年纪大了变了脾性，还是刻意讲给我听。我想是因为后者。她搜肠刮肚找来的话题，大多琐碎无趣，但偶尔也有颇为有趣的，让我忍俊不禁。每当看我露出笑容，蒋桃也会憨憨地笑起来。日子久了，有时蒋桃忙家务片刻没有言语，我都会忍不住问她：“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那一刻，我发现我很依赖她。当我常年在外而她守在家里时，我从未主动给她分享外面发生的事。但当我成了足不出户的那一个，她却成了我和外面世界的连接，成了我的眼睛和耳朵。
蒋桃知道我不愿去别人家做客，便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我突然发现，蒋桃竟然有这么多朋友。不同于我单调的金融圈子，蒋桃的朋友做什么的都有，有花店老板，有舞美灯光师，有保险销售员，有潜水教练，有独立博主，还有牧师。
蒋桃总会在茶几上铺一张印花餐布，在白瓷盘里摆上洗好的葡萄和草莓，还有她自己烤的奶黄酥和饼干。客人倚着沙发谈笑风生，蒋桃会选择紧挨着我的座位，在聊天时常常紧握我的手。
潜水教练说，他以前学的是精算专业，毕业后去了趟马尔代夫，发现爱上水底的静谧，便考了padi（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的执照，干脆以此为生。
舞美灯光师说，他就信塞内加，就信普劳图斯，就想在舞台上把这些名字留住，然后攒够钱，每年都能去乌镇美美地看一次戏。
保险销售员说，他从小就看不起卖保险的，长大自己却成了卖保险的，而且挺开心的。这就是成长吧，对舆论和定义看得淡了，自己觉得对，就去做。
牧师说，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起舞有时，喜乐有时，憎恶有时，争战有时，和解有时。
常有那么几句话，会让我心中一动，继而险些潸然泪下。
蒋桃看在眼里，也会赶紧趁热打铁，握着我的手说：“他们讲得真好。”
原来世间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活法。我开始理解，之前职场上所有的奋斗努力，所有的荣光和悲壮，都是我的工作，但那不是我。即使那些没有了，我依然是我。
同样的，蒋桃多年来不曾在外工作，但那只是职业属性的有无，蒋桃还是那个蒋桃。
她不曾在职场绽放，但她在岁月中收获着成长与从容。与她相识的每一个人，记住的不是某个公司的名字，而是一个叫蒋桃的人。
傍晚，查尔斯和哈得孙去游泳，蒋桃拉我一起去看。我看着两个半大的小伙子纵身一跃跳入水中，然后拍打几下便从池子这头到了那头，想着倘若此刻我跳下水，恐怕已不敌自己的儿子。哈得孙一个猛子游到我身边，从水中伸出湿漉漉的脑袋，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爸，我游得好吗？”哈得孙得意地问我。蒋桃弯腰用毛巾帮他擦擦脸上的水。
“游得真好。”我由衷地表扬他，看着蒋桃望着儿子的眼神，我突然觉得内心前所未有地宁静。这种宁静，是我在职场的十几年中从未体会过的。我试图去概括这种感受，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或许叫作“天伦之乐”，用西方宗教的说法或许叫作“喜乐和平”。
哈得孙扭身一个猛子蹿回水里，溅起的水花落在我和蒋桃身上。蒋桃一边笑骂“臭小子”，一边用毛巾也帮我擦了擦头上的水珠。
我近距离端详着蒋桃的脸孔，皮肤依旧细腻，但有了浅浅的眼袋和法令纹，但那安静的眼神，秀气的五官，和我在大学初见时并无二致。
“等市场好些，我就去找工作。”我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这句我一直不愿面对的话。
“随你，其实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怎么着都行。”蒋桃说。
我看着低头捋头发的蒋桃，心中暗笑，还是那个没主意的丫头。回想起十几年前她被迫辞了工作随我去了美国，后来又随我来了香港。白驹过隙，她的生活从来都在被动地追随，但她却始终以主动的态度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蒋桃在我抑郁的那段时间里话并不多，但在我身边执着地陪伴，就是最强大的扶持。我不得不信，这世上有一种力量和情感在平日隐藏于角落，却在危机时刻显现伸手。
我回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吸毒者的回忆录，他说：“在我和毒瘾对战的过程中，我的妈妈和祖母一直在我身边。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能够戒毒的原因——我有积极的世界可以回归。但对于许多其他吸毒者而言，他们的身后什么都没有。”
我感觉到自己在迅速地康复。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体内的力量在增加。我就仿佛是一摊稀软的肉泥，重新有了骨骼，逐渐直起了身体。
而我飞速康复的原因很简单：我并非一无所有，我有积极的世界可以回归。
有时我会设想，假如当初我和黄芙的事情被蒋桃知晓，或者我昏了头脑放弃蒋桃……每次设想，我都会脊背发冷，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假设没了蒋桃，我才真的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只要她在，事情就不会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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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很快过去了一大半。我的精神彻底恢复了，晚上能够正常入眠，体重也回升到了之前的水平。
蒋桃原本也是个不爱运动的人，但为了督促我，她和我养成了每天散步、每周爬山的习惯。经过半年的调养和锻炼，我的身体甚至比生病以前更加强健。
在我生病期间，市场也逐渐风平浪静下来。有一些猎头和之前的合作伙伴主动开始联系我，甚至开出了比之前更高的薪水。
看着这些橄榄枝，我越发觉得自己因丢掉上一份工作而崩溃是多么可笑和不值得。
事到如今，我反而不再着急回归职场。
“老婆，我们去度个假吧。”一日，我对正背对着我铺床的蒋桃说。
蒋桃没有立刻回头，我听到她整理了一下呼吸。“好啊，去哪里？”她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但尾音却在颤抖。
2016年8月，蒋桃给查尔斯和哈得孙报了名参加美国的夏令营，我们决定送他们前往。我和蒋桃也可顺便在美国乡下住一阵，体验一下神往已久的美国乡村生活。
夏令营在华盛顿的一所中学举办，我和蒋桃看着两个大男孩蹦蹦跳跳走进校门，和门口签到处的白人老师没说几句话就笑作一团，还在空中击掌为盟。
看他们游刃有余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我当年初到美国念书时的画面，那时我是一个从来没出过国的中国小子，用英语问路都要在心里准备好几遍。我在心中感慨，我的孩子比我更懂得适应这个世界。
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替两个男孩子担心的了。他们比我更懂得自己要什么。
查尔斯喜欢编程，他说他的梦想是进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去研究智能机器人。哈得孙喜欢音乐，他的梦想是进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后可以在全世界的音乐厅演奏。
我不记得自己少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我只记得我梦想高考取得好成绩，后来梦想去美国读书，后来梦想找到好工作。
只是我也不确定，这些能算是梦想吗？也许我和我这一代的大部分同龄人都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只是在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方向上闷头向前走，试图比旁边的人走得更快更远，却不曾想这条路通往何方，却不曾想这条路是否是自己初心的方向。
我回想自己这些年不眠不休的工作与觥筹交错，回想每一个周一和周五赶飞机的镜头，回想我面对过的诱惑和沉溺，回想面对失去时自己的手足无措。
回想到自以为是的孤独，回想起黄芙。其实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只是在放大孤独。
也许自己压根就没活明白。从小到老，我心中始终有惶恐和浮躁，始终有某种不安全感，始终有某种不确定。
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像我。无论外界风云变幻，我唯愿他们在峥嵘岁月和万水千山中保持从容，和平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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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孩子们送进夏令营，我和蒋桃一路驱车向北，在缅因州的科德角住了下来。
我们在爱彼迎上租了一套独栋的房子，门前有大片绿地，百年老树下错综的根部裹着厚厚的苔藓，草地的沟壑里有野花暗香。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清凉的空气里满是青草的味道。
上楼放下行李后，房东将我们介绍给了隔壁邻居。
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一生未曾离开缅因州。女主人古德曼太太是位有着典型美国北部的白皙皮肤的漂亮女士，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讲起话来眉飞色舞。男主人古德曼先生是一位中学退休老师，块头很大，人却十分温和，讲话速度比他太太缓慢许多。他就出生于缅因州，并计划终老于此。
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随古德曼夫妇去了镇上的周日集市。明亮的小镇主街上摆满了各类摊位：本地工匠摆出了自己雕刻的工艺品和陶器；酿酒人带着自家制作的梅子酒；养蜂人摊开一罐罐新鲜浓稠的蜂蜜；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首饰商人和艺术收藏家，趁机兜售存货。
古德曼太太也拥有一个小小的摊位，卖自己用七彩珠子串起来的项链和手镯。这些珠子并不高级，但经过古德曼太太的搭配，每一串的颜色都很有腔调。整个摊位挂满了串子，琳琅满目，竟成了整条街上颜色最鲜亮的一处。不断有过往行人驻足，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古德曼太太便不厌其烦地给对方讲自己的制作工艺和想法，顺便唠唠天气，指指路。遇到投缘的人，老太太还会干脆邀请她进摊位，拉开折叠椅让她坐下。
古德曼太太和往来宾客聊得不亦乐乎，古德曼先生则坐在旁边安静地读书，有了生意就负责收银。
“您太太真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我对古德曼先生说。
“可不是吗，”古德曼先生含情脉脉地抬头看了眼太太，对我说，“她可是我挖到的宝藏！”
古德曼先生说，他们俩是在大学相识的，当时古德曼先生是本地学生，古德曼太太则是从南方来读书的外州人。古德曼先生对他太太一见钟情，背着风琴在楼下唱了无数个夜晚的情歌，终于获得了他太太的芳心。
我冲古德曼先生挤挤眼睛说：“我和我太太也是在大学认识的，我也在她楼下唱过歌。”
古德曼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是啊，在那个年代，一副好歌喉比一张好面孔还要重要。”
他继续讲道，后来他和古德曼太太毕业就结了婚，在缅因州生活下来。古德曼太太接连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刚结婚那些年，我感觉她始终是挺着肚子的样子。回到家里，孩子的哭声笑声每天都是小合唱。”
“我们俩都喜欢孩子，但当时也没有帮手，连续有了四个孩子，让生活变得单调而忙碌。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给孩子换尿布。”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古德曼先生弯腰提了提脚上的凉鞋，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回头直直地望着我。
“大约二十年前，我们镇上来了一个女人，住了大约两个月。她父母是欧洲移民，她是葡萄牙和意大利混血，性格奔放。我们这里习惯行贴面礼，她与人头次见面就会行亲吻礼。”
“她长得好看吗？”我忍不住问。
“好看啊，长长的脖子，小麦色皮肤，喜欢穿很紧身的牛仔装。她爬上屋顶时翘起的屁股，我现在都记得。”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吹了声口哨。
“当时她叫我去了她姑妈家的屋顶，拎了两瓶意大利的红酒。我们就坐在屋顶上一边吃芝士，一边喝红酒。你别说，意大利的赤霞珠，还真是那些加利福尼亚的酒庄酿不出的味道。”古德曼先生说，“喝完酒，我说我回去了，她居然就凑到我身边，吻了我。”
我干咳两声，一脸坏笑地说：“好艳福啊，后来呢？体验怎么样？”
“什么后来？”古德曼先生的脸变得通红。他说：“我就一路小跑回了家，一整夜都没睡着。我真是没想到那女人会吻我，而且我当时还回吻了她。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秘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太太。”
“这就完了？这就是你的秘密？”我不甘心地问。
“对啊，我和我太太都是基督教徒，我是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还会吻别的女人。最不可饶恕的是，我后来一直对那女人念念不忘。”古德曼先生说，“你知道吗，她是纽约一所大学会计系的教授。女教授，天呐，我居然吻过一名纽约的女教授。”
“你觉得女教授这个职业很酷？”我问。
“那可不，谁不喜欢聪明独立的女人呢？”古德曼先生说，“其实后来想想，我还是害怕。”
“害怕什么？”我问。
“害怕失去我的太太。”古德曼先生诚恳地说，“我没那么坐怀不乱。只是当我想到有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会让我失去太太和孩子，失去现在的生活，我都不会去冒这个险。”
“我太太一直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业，但她有很多的爱好。她喜欢弹钢琴，喜欢去唱诗班领唱，喜欢烹饪甜点，这几年又爱上了制作手工首饰。”古德曼先生说，“我喜欢看她专注地串珠子的样子，看着她，我心里就特别安宁。任她什么女律师、女教授、女科学家，都没有我太太串珠子的样子迷人。”
我看着不远处的古德曼太太正在一边和蒋桃聊天，一边串着新的珠串。我想象着她戴着老花镜串五彩珠子的样子，一定极其专注，古德曼先生走过，她会目不转睛地微笑，壁炉照亮她脸上深刻的褶子，每一道褶子都记录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成长。
我突然想到蒋桃给曲奇饼上挤奶油的样子，也是那么专注，看着就让人觉得心中安宁。我突然意识到，我和蒋桃已经在一起二十年了。不知再过二十年，蒋桃会不会成为今天的古德曼太太，而我做个言听计从的古德曼先生倒也不错。
“你觉得我有罪吗？”古德曼先生问我，他皱起眼皮，额上布满白种人特有的沟壑般的抬头纹。
“你自然无罪。中国有句老话，‘食色，性也’。你不必为你并未付诸行动的念头而感到愧疚。”我试图安慰他。
“谢谢你，其实我一直需要有人告诉我这句话。”古德曼先生感激地拍拍我的肩膀。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我问古德曼先生。
“因为你是个异乡人，你终会带着我的秘密离开。而我也希望在我失去我的太太之前，能不为这个秘密所困扰。”古德曼先生低下了头。
“失去你的太太？”
“是的，她得了肝癌，已是晚期。”
我心中一颤。
****
午后时分，集市逐渐散去。古德曼夫妇晚上还要在镇上的朋友家用餐，据说那位朋友新酿了梅子酒，还买了从法国空运来的羊乳酪。我和蒋桃便计划自己回家去。当地鲜有出租车，走路又要两小时。于是我决定从古德曼夫妇的朋友家借一辆自行车。
美国老式的自行车很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流行的“二八大驴”。黑色的漆梁，后面有置物架，唯一的不同在于前面多了草编的篮筐。我将在集市上买的杂物扔进篮筐，上车试了试高度，回头问蒋桃：“敢坐吗？”
蒋桃竟瞬间红了脸，像极了二十年前初见时手足无措的样子。“你那老腰能行吗？”蒋桃问我。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拍拍后座。
蒋桃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哼，遛遛就遛遛。”
蒋桃上车，我奋力一蹬。终究是年纪大了，把手一歪，险些摔倒。但所幸我用力扶住车把，终于平稳地行在了田间的小路上。
两侧清凉的风从耳畔吹过，同样的一段路，坐在汽车里和坐在自行车上，风景竟如此不同。
我们路过麦田、辣椒地，还有养蜂人的木箱，还有堆满橙子和苹果的路边摊，一切都那么生动，各种自然的气味不断从鼻孔钻入。
“你上次骑自行车带我，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吧！”蒋桃坐在后座上说。
“咱们是1998年毕业的嘛！没有二十年，十八年而已！”我笑道。
“蒋桃，你还记得吗，”我边骑边说，“你第一次坐我的自行车，是因为我故意扎破了你的车胎。”
“你的劣迹，我当然记得！”蒋桃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我还利用了庞冠，说他得了肠癌，骗你去探望他。其实是我想见你。”我说。
“你的手段太下作了！”蒋桃笑得喘不过气。
“你说是不是无巧不成书，庞冠后来居然娶了个女医生，据说做肛肠手术是医院第一把刀！”我和蒋桃一边聊着过去的人和事，一边骑行在缅因州的小路上。
那一刻，我觉得我和蒋桃像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有人总结过，朋友的来源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一类是有着共同的人生志趣。
我和蒋桃有着二十年共同生活的经历，几乎认识彼此每一个朋友，这让我们有了起码的共同语言。
在人生志趣方面，此前我曾一度怀疑我和蒋桃是不一致的：她向往平淡生活，我却向往海阔天空。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们的志趣越发一致了：我们所念所想，不过是共同经营好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活。愿子女成才，愿老人安康，愿彼此笑口常开。总结起来，不过如此。
那天我骑车载着蒋桃行过的那段路仿佛很长很长。我眼前起先是麦田、辣椒地，后来我仿佛看到了北大西门的烤翅摊，还有蒋桃宿舍窗口的母猫，还有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的昏黄灯光，还有黑夜去昌平颠簸的路、蒋桃颤抖的身体、潮湿的红色格子的床单。
我还看到了刚毕业时出租房里的电视上在播放的《少林足球》，还有我打开门出现在黑暗走廊中的24岁的蒋桃，还有我们婚礼上掺着酒精的笑声、砸碎的玻璃杯、蒋桃眼中晶莹的光。
我还看到了去纽约的飞机，去香港的飞机，去北京的飞机，满天来来往往的飞机。还有繁忙的天空下，站在窗台上淡然不变的蒋桃的影子。
我还看到了查尔斯、哈得孙，看到了每次夜里凌晨走进小区，抬头熟悉的窗户里隐约亮着的灯。
我听到蒋桃在自行车后座上哼起了beyond的歌。
“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我的眼泪突然就控制不住地涌出来，被风吹干在脸上，然后再涌出来，涌出来。
****
在我们离开美国之前，我们去参加了古德曼太太的葬礼。
在那次去集市之后不久，古德曼太太就半夜突然发了高烧。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脏器已在衰竭。
古德曼先生尊重她的意愿，拒绝了鼻饲、尿管、呼吸机。
他带着古德曼太太回了家，唯一携带的药品是吗啡。
他们依旧每天坐在花园里看朝阳与落日，只是古德曼太太已无法开口说话。
古德曼先生每晚依旧搂着古德曼太太入眠，只是古德曼太太已无法反身回应他。
一周之后，古德曼太太坐在自家的躺椅上，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当时古德曼先生正坐在旁边串着她未完成的珠串，看到妻子的头歪了下去，他的眼泪哗地流下来，用颤抖的手给珠串打了结，戴在了妻子尚有余温的颈上。
古德曼太太的葬礼在科德角的一座海滨教堂举行。
古德曼先生双手合十，低头坐在前排的椅子上。
当牧师喊他上去为妻子致悼词时，他缓慢地从椅子上起身，走上台，摘下眼镜，用口袋里的手绢擦拭了一下，顿了几秒才开口。
对我们在一起的48年，我心怀感恩。她原本是个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唱歌、旅行，她上学时的梦想是去纽约成为一名百老汇歌唱家。但她终究哪里也没有去，留在我身边，为我和孩子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今天，我不打算在这里赞美我的太太，因为大家都看到太多，说了太多。
她是个粗心的人，她的老花镜丢了100次，我又帮她找到了97次。
她是个唠叨的人，有时夜里我非常困倦了，她却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讲完之后，她睡着了，我却失眠了。
她还是个爱哭的人，看电影会哭，儿子上大学会哭，我们家狗死的时候更是哭了一个礼拜。但从诊断出癌症到去世，她却一声也没有哭。
人生就是这样，携手一生，记住的都是点点滴滴不完美的小事，凝聚成我们心中的完美。
我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有一天也和我一样，在漫漫人生道路上，能找到一位像你母亲一样不完美的完美伴侣。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71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中依然充满悲伤。
我们习惯了有颜色的世界，但突然有一天它变成黑白色了，我此刻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不完美的48年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没有遗憾。这将成为我未来独自生活的支柱。不求光阴能复返，所幸此生无憾。
我亲爱的妻子，愿你在天堂得到安息。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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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春节过后，万物复苏。
我经过一年的修整，终于可以重新整理自己，回到职场。
我也想过，是否应该换个更生动的职业，例如酿酒师、潜水员，或者旅行作家。然而书到用时方恨少，到头来发现自己竟一无所长，除了金融知识，真的没什么发光之处了。
于是我还是决定脚踏实地地回到我擅长的领域，接受了一个外资基金的首席信息官职位。
2017年和2015年很相似，有着同样繁荣的开始。但经历过几轮动荡，如今的我更加冷静，不再会疯狂地上杠杆透支资本，也不会再逞一时之快而冒险。
在生活上也是一样。如今的我已过不惑之年，不会再疯狂地透支自己的身体，与人交往也更加慎重。
我在工作中常常遇到很干练的女性，无一不有着精致的外形、自信的言谈举止、生动的生活方式。我承认我内心是欣赏这种类型的女性的，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样的女性，往往也有着她们的不吝和不羁，就好像因玛丽莲·梦露而销量大增的香奈儿五号香水，总能给人一种“明知道是假的却感觉真实”的幻象。她们总会让我想起黄芙。
有时去上海出差，走在夜里的旧巷，看到前面路灯下有长发及肩的女子，我会有一瞬间，以为看到了黄芙。
但那个时候我玩得起，现在的我玩不起了。
我一直记得古德曼先生说过的话：“我没那么坐怀不乱。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让我失去太太和孩子，失去现在的生活，我都不会去冒这个险。”
男人们的酒局上总有戏言，说雄性原本就是多配偶动物，同时喜欢甚至爱上两个人，大家都有过。
但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美好”的古代了，那妻妾成群和睦相处的画面一去不返。今天是一个不再纵容人类原始欲望的时代，是一个用社会规则和道德包裹着的时代。这恐怕不是男人们情愿选择的时代。原始欲望最终挑战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老巢。
同时，我也不确定我是否还拥有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的能力。
我习惯了蒋桃身上的味道，她睡觉的姿势，甚至她叠的被子的形状。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玩笑、每一声咳嗽，我都能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意思。她对我也一样。
她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是驻守老巢的女主人。
如果有一天她不要我了，我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停止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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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夜，我梦到自己划着木船沿溪而行，一时忘记路之远近。忽逢一片桃花林，溪岸百步内，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其中一位女子站于水边，秀发如瀑，婀娜多姿。
她扭头，我大惊，看面容竟是蒋桃。
蒋桃见到我，仿佛不识。问我从何处来，并设酒杀鸡作食。她说外面尘世纷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我问她如今是何年何月，她竟不知。
蒋桃劝我留下，说此地乃是桃花源。
我大悟，原来我踏遍铁鞋所觅之处，竟是蒋桃之所在。
我欣喜若狂，便与蒋桃同住在这桃花源地。每日往来种作，怡然自乐。
日久无所事事，一日我忍不住撑船回尘世小住。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夜忘形。
次日撑船沿溪而下，寻桃花源所向，却迷失，不复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