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努力用舌头卷走勺子上的蛋糕,吧嗒着说:“真甜,小花孝顺。”
我的眼泪突然就夺眶而出。
我们一年有364天在自己年轻的世界里过着浓墨重彩的生活。而在平行的时光里,我的长辈,却在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望着天花板数着剩余的日子。
“是我不孝,我无法两全。”我不知是说给姥姥,还是说给自己。
室外的家人聊得热闹,完全没人留意到小房间里老太太在和孙女絮叨什么。或者即使留意到了,也不会来打断。
后来妈妈告诉我,姥姥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好,经常和人通着电话就哭了。她们几个儿女每周都来探望老太太,对她的现状也见怪不怪了。
我知道我离开这个房间后,又会回到我熟悉的生机勃勃的人世间。
而我身后的姥姥,又将长久地困在这满是中药和被褥上的汗水混合的味道的房间里,看着天花板,还有对面五斗柜上那些一年到头不得相见的年轻人的相片。
每年团圆饭的喜筵,是终于盼来的团聚,亦是又将面对的分离。全家福上每个人绽放的笑脸,也许就是祖辈们一年中最光鲜明媚的瞬间。
我们在各自的生命中度过着不同的阶段,曾经有过亲密的交集,但终将渐行渐远,最终生死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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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姥姥道别时,我顺便去隔壁房间看看偏瘫的大姨。
大姨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十年前她确诊患上帕金森病,现在不仅失去行动力,意识也不清了。
她的房间在姥姥的斜对面,也是一个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她的,一张是保姆的。
她被保姆用轮椅推出来。她的手腕向内弯曲着,脖子和嘴都无法控制地向右侧歪斜。
妈妈跟我说,已经不断叮嘱保姆多翻身,但大姨还是长了褥疮。背上黑黑的一大片,后来涂药护理,黑黑的一大片缩成了一小团,但中间始终有个血窟窿,无法愈合。而这个血窟窿,让大姨痛不欲生,会挣扎着发出“疼”的发音。
“看看这是谁?”妈妈在她耳边大声问她。
她张了张嘴,看着我,又仿佛没有看着我,目光游移到窗外。
问了几遍,她也只是嘴一动一动的,没有发出声音。
我突然想,在觥筹交错的团圆饭背后,不知有多少黑灯瞎火的屋里,都藏着这样一位行动不便的病人。
我向家人道别,准备出门离开。最后看了一眼大姨,她看似呆滞的眼睛里,似乎有东西在闪烁。
“小……花。”
我在出门的一瞬,依稀听到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心中翻江倒海。
我知道,在大姨那已不受控制的皮囊下,住着的仍是那个熟悉的人。
只是在她可预见的人生中,注定要被困在这具无用的皮囊中了。
对她而言,每一个张灯结彩的新年,都只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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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姥姥和大姨,我在其余可支配的时间里,见了几位自己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在西安待的时间短,就都依着我说的时间和地点随叫随到。我感念大家对我的迁就,但我也知道,对他们而言,见一个生龙活虎远道而来的小花,远比待在清冷的家中要有吸引力。
大年初二,我见了一个一直帮我预览稿件的读者。他平时在上海工作,也是只回西安三日。
“我不回家吃饭了。”他和我聊天的途中接了父亲的电话,草草告知。
几小时后,他就将踏上离开西安的飞机,去美国西部滑雪。
他是那种很炫酷的人。他会滑单板,会风筝冲浪,会水肺潜水,前不久还参加了为期两周的环台湾岛骑行。
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太多地方需要花时间了:有工作,有朋友,有爱情,有孩子,有兴趣爱好,却唯独没有故乡的老人。
我们一直在奔跑,不舍昼夜。我们努力奔向所谓的热忱梦想,那些看似更有温度的方向。我们也在努力远离我们没有勇气承担的灰暗,却不肯承认这是逃避。
这也是人之常情。谁不喜欢充满镬气的喜乐人间呢?
候鸟都是奔着南方的生机去的,人活一世,谁不希望每日都是繁花似锦。
每一次当身边有人衰老,我们都像在排演自己的衰老。在自己真正衰老之前,我们为别人哭了一次又一次,也为自己不可逆转的时光而哀悼。
我们也能够料想到,终有一日,我们也将成为儿孙勉强光顾的清冷之人。到那一日,我想我也能够理解他们。
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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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的夜里,万家灯火,炊烟四起。
我坐在爸爸的车里,望向窗外,路上异常清冷。清冷了好啊,说明大家都在家过年了。
在某个街角和路口,我看到人影和火影闪烁。
我看到裹着棉袄的中年人围着火堆,弓着背蹲着,拿着火钳,将一沓沓中间镂空的冥币丢进火中,嘴里一直嘟囔着,念叨着。旁边蹲着的女人低着头,偶尔用棉袄的袖子抹一下眼睛。
嘟囔多少,念叨多少,逝者已逝,再也听不见了。
在这团圆喜乐的新年夜里,是怎样的怀念与遗憾,才能让他们在寒冷的街头燃冥钱。
与其有一日我们沉溺于对逝者的追忆,与其让距离和死亡将我们隔开,留下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不如在活着的光阴里多给一些关怀与陪伴。
与其等到我们自己老去,老到无法自理,望着天花板却无法挣脱皮囊的束缚,不如在年轻的时候就坦然面对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去学习如何处理病痛与并不令人愉悦的家庭琐事。
青春终将逝去,我们终将直面那些需要承担的重量,是为成长。
成长并非都是在鲜花与掌声中欢腾。用沉默的脊梁去撑起家里的每一个人,用深沉的目光去关注每一个弥留的生命,能如是,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