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叫王子禾，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相熟的朋友。
王子禾的母亲叫刘清莲，为人很热情。我每次去她家串门，她都给我吃大白兔奶糖，还给我冲麦乳精。在我的印象中，她是慷慨而温暖的。所以当王子禾后来给我讲起他母亲的段子，例如每次吃火锅要专门端一口空锅打包剩汤，再例如为了省水在马桶水箱里放一块砖，我都半天对不上号，觉得他说的和我印象中的不是同一个人。
之后我又觉得惭愧。我们这代人的母亲都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走过来的，她们接受的教育告诉她们“学问勤中得，富裕俭中来”。时过境迁，她们所信奉的真理却突然成了年轻人调侃的段子，她们突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生活在这个已不属于她们的时代了。
这多么值得悲伤。
我突然想要写下王子禾家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看得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母亲。
80年代初
我叫王子禾，生于1980年。
我父母都是西安高校的教职工。我的母亲刘清莲，1954年生，一辈子都在校图书馆工作。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刘清莲是个风风火火的泼辣女人。
那时候我们住在高校分配给职工入住的筒子楼，左邻右舍都是父母的同事。20世纪80年代初，粮票制度还没有取消，邻里们总会把粮票悄悄交给刘清莲，然后刘清莲隔三岔五夹着一包粮票神秘兮兮地出门，不知去哪儿把粮票换成钱。那时面值1斤的粮票能换1角钱，刘清莲再用换来的钱从远房农民亲戚手里买低价的新米，一斤新米只要8分钱，还额外搭送一纸袋的江米条。
一来二去，一斤米就省下了2分钱。
当时我家隔壁住的是孙教授。那时候的工资都是分级且公开的。孙教授家两口子每月138元钱，我父母加起来每月126元钱。刘清莲一直觉得孙教授家条件更好，每月多出12元收入，内心有了“阶级差异”。
刘清莲想方设法填补这12元钱的鸿沟。
那个年代，每月的开销中，吃占了大头。要省钱，只能从吃上做文章。
孙教授家每周都吃一次肘子肉，香味一直顺着走廊窗户飘进我的鼻孔。刘清莲也买肘子肉，但她会等傍晚时分肉铺即将关门时去买，这时用同样的粮票总能多换到一些边角料。然后她将肘子肉和边角料一起拿回家剁碎，腌制，风干。每次炒菜时抓一把碎肉放在铁锅里先泡再炖，锅内沸腾时再下素菜，热气扑面，竟也是和孙教授家同样的浓郁肉香。
刘清莲擅长动手。家里的鞋架是刘清莲用纸箱改的，蜂窝煤也是刘清莲自己用手捏了晾的。刘清莲最擅长的是缝纫。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身格子中山装，是刘清莲用窗帘布给我做的，穿了两三个秋冬，很多老街坊至今都说：“那时候你像个小香港人咧。”
整个筒子楼的人都知道，老王有福，娶了个会持家的好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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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婆不等于好妈妈。我小时候没少和刘清莲较劲。
我们家住在北大街，街口有家十九粮店，里面卖的是果酱面包。我每次路过都被里面传出的奇香吸引，但刘清莲总是一句话“我给你做”，然后回家真的给我做了涂着果酱的油饼。
有些零食是她不会做的，比如跳跳糖、金币巧克力、大白兔奶糖，还有大大卷。
每次路过小卖部，我最想要的是有粉色盒子的大大卷。孙教授的儿子叫孙猴，他曾经把整盒大大卷一下塞进嘴里，然后吹出超级大的泡泡，当时所有的小朋友都无比崇拜地围着他。他觉得是因为自己吹泡泡的水平高，我觉得只是因为他有钱。我想，如果我有两盒大大卷，一定能吹出更大的泡泡。但这个雄伟霸气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因为无论我如何软磨硬泡，刘清莲每次去小卖部都只肯买一包无花果给我——大大卷要4角钱，而一小塑料包无花果只要5分钱。
“吃到嘴里没了就没了，这不是浪费钱？”这是刘清莲的口头禅。
有一次，孙教授给孙猴买了一个变形金刚，是个大力神，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后来好几个男孩子都先后买了变形金刚，有声波，有擎天柱，有飞天虎。有变形金刚的男孩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高端俱乐部”，课间休息的时候把几个变形金刚拿出来一起玩，放成一排，很是霸气。我非常希望加入这个组织，这是几十年后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高级会员身份。但刘清莲始终没有同意。
我6岁生日的时候，我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变形金刚，但最终刘清莲放在我床头的礼物，是一盒跳棋。当时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直到今天，我都很烦跳棋。
逆转
我一直觉得自己家是全院子最穷的，直到1986年，一切突然改变了。
1986年是刘清莲最自豪的一年，她后来足足念叨了半辈子。也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刘清莲省吃俭用的意义。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刘清莲和父亲的几个同事一起搬回了一个大箱子。放下箱子后，刘清莲慷慨地切一个大西瓜，分给在场的每个人。大家围着箱子一边吃西瓜，一边大声地聊天，感觉每个人都很兴奋。
后来我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一台彩电，一台带遥控器的18英寸的松下彩电。
据说那是刘清莲托了很多关系，从北京机场买的。当时院子里买电视机的有几户，但都买的是黑白电视机。于是我们成了全院子第一个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
那个时候，电视机是最值钱的电子产品，可以说是“富豪”的象征。可不是嘛，一台彩电要1000多元钱，那可是全家一年的收入。
从那之后，我们家成了院子里最阔气的家庭。尽管灯泡还是15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家门庭若市。
每到晚上7点，一些邻居就会带着孩子凑到我家，看《新闻联播》，然后是《警钟》，然后是《为您服务》。
后来爸爸不知怎么捣鼓出了闭路电视信号，有了电视剧和动画片。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时的画面——男人们穿着白背心，女人们穿着花睡袍，七七八八坐在床上和地上，各个目不转睛地看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我说我想当郭靖，孙猴说他想当杨康，因为他觉得穆念慈姐姐很漂亮。然后大人们就纷纷笑出眼泪，旁边的落地风扇吱呀吱呀地摇头来回吹着温暖的风。
此时的刘清莲，总是独自坐在缝纫机前，一边车线，一边时不时抬头看看电视信号是否清晰，如果有雪花，就赶紧起身去挪动一下天线。不论大家在我家看电视看到多晚，她都没有提过省电的事情。
每到夜深，邻居们散去的时候，总会再赞美几句彩电的效果，然后刘清莲就不厌其烦地告诉对方松下是日本最大的牌子，国产的金星牌就不会这么清晰云云。
后来几十年，刘清莲都为这台彩电感到自豪。
“孙教授家天天吃肘子肉，又怎么样？最后我们才是全院子第一个买彩电的。”刘清莲总要补上一句：“这就是节约的好处。”
90年代
90年代初，我的父亲评上了高级职称，终于拿到了和孙教授一样的工资，每月4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月薪280元。这些钱都被刘清莲小心翼翼地存在银行里。
我们搬出了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孙教授一家依然住在我们楼上，我和孙猴依然是同学兼死党。
那时，我和孙猴就像是西安的两个混混。我们初中时在同一个班，放学以后就一起满城晃荡。
刘清莲每天给我1元零用钱，孙猴他爸每天给他1元5角。这可难住了我。我和孙猴每天中午都一起去游戏厅打街机，打一个小时差不多要1元钱，但那样我就没钱吃饭了。孙猴和我就是那时结下的兄弟情分。他原本可以用5角钱买一个花豆腐干夹馍，但为了我，他每次都买两个干烧饼，和我一人一个。
我们中午去游戏厅的事终究是穿帮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被刘清莲拧着耳朵从游戏厅里拽了出来。至今我仍然记得刘清莲圆睁的怒目，以及额头上暴起的青筋。
刘清莲治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断了我的零用钱。从此我连那仅有的1元钱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铁皮饭盒，里面装着刘清莲亲手制作的爱心午餐。
其实刘清莲做的爱心午餐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煎鸡蛋夹馍，有时候是胡萝卜肉馅的饺子，有时候是煎饼卷土豆丝。
但我为了讨回那1元零用钱的支配权，只能鸡蛋里挑骨头地抱怨“吃的时候都凉了”。
刘清莲誓死捍卫财政大权，但又把我的话当了真。于是，刘清莲做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就是每天中午骑自行车来学校给我送饭。
从家里到学校单程骑车要半小时，刘清莲就这么蹬着自行车，每天变着花样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的面前，因为怕我吃不完把饭倒了浪费，她都会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吃，我不吃了她再把剩饭和饭盒带着，蹬着自行车回去。
多年之后，很多同学都记得我有一个每天中午给我送饭的母亲。这在当时让我无比尴尬，觉得在同学面前丢了天大的人。等我年过三旬，才开始体味到其中的母爱和温暖。
也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刘清莲为了每天中午给我做饭送饭，不惜放弃了去教研室工作的机会，而选择留在相对轻闲的图书馆。
那两年，她每天中午都用馒头就着我吃剩的残羹剩饭，花五分钟站在我们校门口吃完，然后匆匆赶回单位上班。据说门卫曾经把她当成新来的清洁工，还私下打听这个清洁工是不是家境特别不好，不然为什么每天啃干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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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钱去游戏厅了，但我和孙猴并没有因为贫困而放弃一起浪的决心。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上映了，轰动一时。据说平日5角钱的票价被炒到了5元钱都买不到。看过的人都说尺度很大，没看过的人都心急如焚，担心这部电影第二天会不会下映。
我和孙猴也急眼了。且不说5元钱对我们来说是巨款，而且就算凑到钱，我们俩也没有路子去搞票。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票！
某天放学后，我和孙猴在电影开场时借着人流的掩护从地上摸着爬进了和平电影院的大厅。然而，进去以后并没有我俩的座位，我们就坐在逃生门口的地上，希望不要被发现。可惜管理员不是吃素的，电影还没开演，我们俩就被一束手电筒的白光照得睁不开眼，被活活生擒。
之后我们被管理员带到了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联系家长来接，否则不放我们走。看着管理员满脸横肉的黑脸，我们只能灰溜溜地给家长打电话。不久，刘清莲就出现了。
还没等我看清刘清莲的表情，已经被一个大巴掌打得眼冒金星。
“你长本事了，这次丢人丢到社会上了！”刘清莲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不是最爱省钱了吗？我这不是帮咱家省钱吗？”我辩解。
“你还有理了？”刘清莲声色俱厉，“我省钱光明正大，你这叫偷鸡摸狗！”
我再一次被拽着耳朵拖出了房子，一路上刘清莲都铁青着脸。
晚上睡觉前，刘清莲推门走进我的房间，表情和缓了很多，手里还捏了5元钱。
“你真想看电影就买票去看吧。”她把钱放在我的桌上，说，“你记住，省钱和占便宜是两回事。”
她放下钱就转身出去了，关门时又留下一句：
“我是爱省钱，但我从来不占便宜。”
1999年
1999年，父亲已经是西安高校的正教授，月薪也达到了20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四平八稳地工作，月薪1000元。
这一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
孙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孙教授全家出动送孙猴进京。孙教授借了一辆大suv（运动型多功能车），离开学还有两周就动身上路，说沿途还要去济南和天津观光。
我却完全没有孙猴的待遇。
父亲向来不操心家务事，刘清莲心里是想去送我的。但她算了算账，来回火车票加上住学校附近的旅馆的钱，去送我一趟恐怕要上千元的开销。她就又被惯性逻辑打败了：“你一学期生活费也就这个数，我去送你实在太不值。”
我就这么赤裸裸地被自己的亲妈标了个价格，丢上了轰隆隆的火车，奔向了未知的前途。
我手里拎着大蛇皮口袋，里面装的是刘清莲给我准备的酱菜、腊牛肉、烧饼，甚至还有油泼辣子和醋。当时我不想带这些东西，但她说北京什么都贵，能从家里带的就带上。
后来我下火车的时候，蛇皮口袋在地上磕了一下，瞬间涌出黑色的液体，浸透了蛇皮口袋的外层。空气中顿时充斥着酸溜溜的醋味，我知道，醋瓶子在里面磕碎了。
当时周围来往的人向我投来不屑的目光，我非常尴尬。原本就是初到京城的外地学生，配上这个滴答着醋水儿的蛇皮口袋，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更狼狈了。
那一刻我怨极了刘清莲，在心中向她咆哮。
我就这么拖着滴答着醋水儿的蛇皮口袋，一路顶着旁人嫌弃的目光，硬着头皮挤上公交车，奔向了我的学校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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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沉浸在了大学自由愉悦的空气中。
我喜欢一勺池畔清朗的笑语和书声，我喜欢和兄弟们在球场上粗着嗓子喊“你丫”，我喜欢长安街一望无际的华灯，我也喜欢校门口酒吧里回荡的许巍的歌。
我忙于我的功课，我的篮球和啤酒，我的社会工作，还有那些分分合合的姑娘，炽热或冷漠。
我很快也有了经济来源。大一时家里还每月给我300元生活费，大二开始我就不需要了，我不仅有两份稳定的家教工作，而且还在中关村电脑城帮人组装电脑，装一台机器挣50元。
在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中，原生家庭渐行渐远。刘清莲和她精打细算的生活，仿佛成了上辈子的回忆。只有在收到她寄来的酱菜或在寒暑假回家时，我才会意识到，原来她还在那里。
2002年
大三的寒假，已经是院学生会主席的我回到西安，一起回去的还有我的女朋友，她顺便随我来西安旅游。
女朋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和我同级，是学校合唱团的副团长，在学校也算风云人物。
我追她也花了不少心思，在她们宿舍楼下弹过吉他，在学校广播站点过歌，礼物更是没少送，她现在骑的自行车、用的诺基亚手机都是我送的。这次回西安也是我虔诚邀约，买好了硬卧下铺的票，她犹豫再三才同意。
我原本无限憧憬这个假期，结果却糟透了。这都怨刘清莲。
我和女朋友刚下火车，就见刘清莲在出口接我们，一如既往地穿着她的白衬衣和黑裤子。我开心地迎上去，寒暄过后，我问：“爸的车停哪儿了？”
刘清莲说：“没开车，火车站停车费太贵，咱们坐18路公交车直接就到家了。”
于是，我和女朋友拎着行李，跟着刘清莲去了公交车站。火车站的公交车站排队的人很多，还有很多抱孩子的人和抽烟的人。时不时有人大喊“借过”，然后狠狠撞过去。我一直小心护着女朋友，心中充满愧疚。
终于到了家，我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一股类似下水道和霉菌的味道。
我知道这味道的来源。刘清莲省水，她每次洗澡的时候都会把浴缸塞住，然后淋浴用过的水就存在浴缸里。她平时用这些水涮拖把拖地，再用涮过拖把的水冲厕所，可谓一水三用。此外，她还用淘米的水浇花，后来洗菜甚至洗鱼剩下的水也被她用来浇花。
“你阿姨环保，是节水节电标兵。”父亲对我女朋友说，“这都是你阿姨从电视上学来的生活小窍门。”
据父亲说，刘清莲从电视上学的“窍门”可多了。据说有一天，刘清莲突然神秘兮兮地不知从哪儿搬回一块砖头，然后打开抽水马桶的水箱，把砖头放了进去。结果砖头太沉，放进去的时候把阀门给压弯了，马桶坏了，工人来修了两次才修好。
“后来我问你阿姨为什么要往马桶水箱里丢砖头，她说可以减少水箱容量，省水！”父亲讲得笑出了眼泪，女朋友也跟着哈哈直乐，我却在一旁抬不起头。
刘清莲在一旁不在意地说：“要是全人类都像我这样，地球可以多转一亿年！”
放下东西，父亲说要请我女朋友去下馆子。刘清莲在一旁说：“下什么馆子啊，在家吃吧！”父亲坚持，说：“人家姑娘第一次来，可不能怠慢了。”
父亲问我女朋友：“闺女爱吃什么呀？”女朋友也直爽，说：“我最爱吃火锅！”
于是我们就向楼下的竹园村火锅店进发了。
我负责点菜。按照老习惯，我点了一个鸳鸯锅底，又七荤八素点了一堆菜。一家人聊学校生活，聊西安这些年的变化，好不愉快。
在大学里当了一个学期的饿死鬼，我和女朋友战斗力都很强，把点的菜都吃得一干二净。我用漏勺在锅里捞了好几遍，确认再也捞不出东西才作罢。
买单前，刘清莲认真检查了水单，确认所有菜都上了，才点点头交给父亲。
然后刘清莲做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她从常背的环保袋里掏出了一口锅。没错，一口锅，就是那种带盖的大蒸锅。
然后她不慌不忙地将火锅连锅端起，将里面的残羹剩汤一股脑儿倒进了自己带的空锅里。盖上锅盖，双手端着，说：“走吧。”
“妈，你带这剩汤做什么？”我问。
“回家还可以下面条呢！”刘清莲言之凿凿。
“路上洒了怎么办？”我说，“当年你非让我带着酱油醋去北京，最后醋瓶子碎在包里，醋在大街上流得满地都是！”
“你知道你为了省点钱，会造成多大麻烦吗？”我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刘清莲怔了怔，说：“我自己端着，不会洒的。”然后她端着锅，低着头往门外走去。
女朋友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你怎么能那样对阿姨说话！不就是打包火锅汤吗，我们家出去吃水煮鱼还打包辣椒呢，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麻烦啊？”
她说完就出去追刘清莲了，父亲也指了指我，扭身往外走去，空余我一人站在狼藉的桌前，呆若木鸡。
2008年
本科毕业后，我又留校读了研究生，后来留在北京的一家信息技术企业工作。
女朋友换了好几个，最终回归单身。
2008年的我，在北三环租了一套每月租金3000元的房子，一室一厅，过着北漂生活。
从1999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度过近十年光景，刘清莲竟从未来看过我。
2008年初，刘清莲退休了。她告别了她三十年如一日守望着的校图书馆，以每月1800元的工资阔别了她安静的职业舞台。
退休后的刘清莲并没有经历什么心理上的过渡期。她迅速进入了居家模式，猫在家里的单元房内，每天早起锻炼，煮粥下榨菜吃早餐，打扫房间，做简单的午饭，午休打盹，买菜，做简单的晚饭，看电视，睡觉。
她的每一天在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简单地重复着，重复得如此自然，仿佛她之前三十年的职场岁月只是一场梦，退休后这深居简出的老人生活才是她真实的样子。
但我很担心，这样的刘清莲是否会迅速地衰老。
我想，让刘清莲来北京看看。
我在网上抢到了两张奥运会比赛的票，拳击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属于很热门的比赛。
我兴奋地给刘清莲打电话，我说这个夏天你们来北京吧。刘清莲却拒绝了。
“我不去。奥运比赛我从电视上看得更清楚。”随着年纪的增长，刘清莲越来越固执和难以说服。
我让父亲帮我做工作，但几天过去，父亲的劝说工作毫无进展，刘清莲死活也不愿意离开西安半步。
正当我一筹莫展准备约别的朋友去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刘清莲突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说她要来北京。
她突然的转变让我惊呆了，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孙教授去世了。”父亲在电话里沉痛地告诉我。
孙教授几十年来一直是父母的近邻和挚友。相对于我们家的节约，孙教授一直比较想得开，老两口这些年常常出门旅游，从新马泰到俄罗斯，南北跑了个遍。孙猴有时也会跟着，他们家有不少全家旅游的照片，全都摆在他们家的博古架上。客人来了，孙教授总会指着照片口若悬河一番。
孙猴在北京结了婚，虽然没买房，但在通州租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孙猴的老婆前不久怀孕了，孙猴马上就要变成猴爸爸了。孙教授老两口听到好消息就冲到了北京，陪着儿媳妇去产检，看到了b超里那个黑白的小人儿形状，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们回到西安就拿着b超图片到处给人看，那么模糊的一团，他们就生生看出了哪个是鼻子哪个是嘴，还能看出鼻子长得像孙猴。
正当准备享天伦之乐时，孙教授的身体却不好了。赶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从确诊到去世，一共只过了两个月时间。
去世前两天，刘清莲和父亲去探望孙教授。
也许是回光返照，孙教授那天红光满面，撑着精神聊了很多。
孙教授说他患病这两个月通读了《金刚经》。
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事到如今，已不畏死。所幸在此前也没有辜负了岁月，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再无遗憾。
“我最庆幸的事，就是在我查出生病之前去了趟北京，和儿子一起住了几天。”孙教授拉住刘清莲的手说，“小刘啊，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家人团圆难再得。”
这句话成了孙教授留给刘清莲最后的话。
刘清莲回家后发了两天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句话她听了千百遍，从一个弥留之际的人口中道出，却是别有一番震动。
两天后，孙教授停止了呼吸。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刘清莲喃喃地对父亲说：“我要去北京。”
****
2008年8月初的一天，刘清莲启程进京。
父亲要帮忙料理孙教授的后事，并未同往。我本来想给刘清莲买机票，刘清莲执意要坐硬卧，后来双方妥协，买了一张软卧票。
刘清莲的火车8点到，我害怕奥运期间道路戒严，天不亮就出了门，提前半小时抵达了火车站。我找了一个塑料椅子坐下，发了一条信息给刘清莲：“我在火车站南侧的肯德基门口等你。”
我没有收到刘清莲的回复，我想，是不是刘清莲的手机不能漫游，于是我买了一张站台票，进站去接她。
刘清莲的火车到了，我却没有看见她。我给她打电话，无人接听。
8点半了，火车上的人都走光了，我却一直在站台前转悠。奥运期间安保严格，我觉得旁边的保安一直在盯着我，真怕下一秒他把我叫进小黑屋问话。
我看表，距离我抵达火车站已过去整整一小时。
我想，刘清莲的手机肯定是不能用了，我只能去车站广播站播放寻人信息找人了。
广播站在火车站的最南端，我又穿过偌大的火车站大厅。我一路小跑，心中开始有些恐惧，如果把刘清莲弄丢了该怎么办。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的余光看到我刚才停留过的肯德基门口，站着拎着大包小包的刘清莲。
我赶紧跑过去，冲到刘清莲面前那一刻，我几乎要流泪了，刚才的焦急和委屈一下子涌上胸口。
“妈，你的手机是不是不能用，找不到你真急死我了。”我带着哭腔说。
“我的手机能用啊，你不是让我在肯德基门口等你吗？”刘清莲若无其事地说。
“能用？那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我怎么知道你收到没有！”我的脸一下气得涨红。
“你发了我肯定能收到啊，干吗要回复。漫游短信每条一块钱呢。”刘清莲理直气壮。
我一时语塞：“那你怎么也不接电话？”
“漫游接听每分钟一块五呢，你都说了在肯德基门口等，我在这儿等着不就行了吗！”刘清莲继续理直气壮。
我彻底被噎得说不出话了，深呼吸了两下，说：“走，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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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和刘清莲难得的一周时间的二人世界。
身边很多生了儿子的女同学都说，她们最憧憬的画面就是将来身高一米八的儿子搂着自己逛商场，然后自己买裙子，儿子在后面买单，那多么有面子。
我也想让刘清莲拥有这样幸福的时刻，我也希望成为让她骄傲的那个人。
周末我带刘清莲来到崇文门新世界商场。
我搂着刘清莲瘦小的肩膀，刘清莲将我甩开，说：“不会自己好好走路啊。”我只能耸耸肩，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在她的身边。
我能看得出她是快乐的。她脸上表情舒展，安静地走在我的身边，那一刻我想像得出她当年走在父亲身边的样子。
剥去岁月的老茧，原本的她，应当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据父亲偶尔提起，当年第一次见到刘清莲的时候，她穿着白棉布衬衫，齐耳短发，笑起来会出声。
而我面前的刘清莲，依然是白棉布衬衫，齐耳短发，只是衬衫边缘都发黄了，短发里夹杂着灰白色。在新世界商场熙攘的人群里，她心无旁骛地关注着自己的脚步，关注着身边的我，而不是橱窗里的任何陈列。
我想买东西给她。我多么希望她能透过橱窗看到一条心仪的裙子，然后走进去像个孩子一样举着裙子在镜子前面旋转，爱不释手。然后我就可以在一旁夸赞她不输岁月的美丽和优雅，再潇洒地掏出信用卡，在收款机上方划出一道任性的曲线。
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每当我看到一家适合她的店铺，试图带她进去，她就会用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拽回来，说：“不看不看。”
我们就像视察建筑空间一样把商场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一家店都没有进，不到一小时，就已经没地儿可去了。
我想带刘清莲坐下喝杯果汁，刘清莲从环保袋里拿出一个保温杯，说：“我自己带水了。”
后来刘清莲说：“等我去一下洗手间，然后就回家吧。我给你做羊肉汤面。”
趁她去洗手间排队的空隙，我的一股不甘心涌上后脑，转身走进一家女装店，看到中央模特身上穿着的紫红色连衣裙，厚实的料子上镶着小黑珠子，我想刘清莲穿上会多么端庄。我叫来营业员，简单形容了一下刘清莲的身高体型，然后就付了账，甚至在付钱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条裙子的价格，好像是1000元出头。
刘清莲从洗手间出来，我把装着裙子的纸袋递给她。她的脸一下涨得通红。
“你疯了吗？你的钱多得能烧了吗？”刘清莲看了一眼纸袋，“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这么艳的颜色？赶紧拿去退了！”
“不能退。”我说。
刘清莲气得一时语塞，半晌说不出话。
“你这不是在孝顺我，你这是在气我。”刘清莲冷冷地说，“这件衣服我一辈子也不会穿的。”
一路上，刘清莲都没怎么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和她说话。
****
两天后，我买了票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时间是晚上7点，我和刘清莲4点就出发了。抵达工人体育馆已经将近5点，四周洋溢的欢乐气氛令人振奋。穿着蓝色t恤的赛会志愿者们将我们引导到队伍里，同时笑盈盈地向我们介绍了比赛内容和场次。
“有这么多外国人来看比赛啊！”刘清莲悄悄对我说。
看着四周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我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人，突然感到深深的自豪。
“那当然，这可是奥运会！好多人跑半个地球来看呢。”我骄傲地跟刘清莲说。
5点半的时候开始过安检区，我们都是按照志愿者的引导，先查票、对着摄像头照相，然后把随身带的小包放进传送带，手机和钥匙等金属物品拿在手里待检。
“您的钥匙可以带进去，但这把瑞士军刀按规定不能带入场馆。”工作人员很耐心地对刘清莲说。
刘清莲配合着把瑞士军刀放在桌子上，工作人员又说：“我们这里不能进行保存，所以请您以后重新购买。”言下之意，就是这把瑞士军刀要被丢弃了。
“那可不行！这是我老同事从瑞士给我带的，可好用了，我都随身带了好几年了！”刘清莲急了。
后面排队的人还很多，我赶紧劝说刘清莲：“这个不值钱的，我回头再给你买一把。”
“算了算了，我不看了，我在门口等你吧！”刘清莲情急之下居然准备打退堂鼓。
我当时脑子都要爆炸了，耐着性子说：“我的亲娘，赶紧入场吧，这门票可比瑞士军刀贵多了！”
我最后那句话好像奏效了，刘清莲一步三回头地被我拖进了场馆。
场馆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座位，中央区域是拳击台，拳击台四周还有一圈裁判座席。在南面的空地上，正在进行欢腾的歌舞表演。
我们入座后，打开入场时发的小塑料袋子，里面放着可充气的加油棒。我把我和刘清莲的加油棒都吹起来，两个棒子互相击打，能发出类似金属的声音。我和刘清莲都高兴了起来，总算把瑞士军刀的事情忘到了脑后。
7点比赛开始，中国选手登场。我们随着啦啦队的引导，全场起立，大声呼喊：“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了起来，我们也随着大家的节奏一起敲击加油棒，尤其在选手进攻的时候，大家的加油声和他进攻的节奏仿佛吻合了一样。比分在一分一分地累加，最后经过四个回合，比分变成了13比4，中国选手大胜，成功进入半决赛！
在裁判宣布中国选手获胜的时候，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声响，太高兴了！场馆里还适时地奏起了欢快的中国民族音乐。在尖叫与欢呼声中，我回头看刘清莲，她竟然哭了。
散场时人很多，夜色晴好，我和刘清莲索性决定徒步回家。
伴着北三环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刘清莲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这代人，从‘文革’走到今天，从农村走进城市，从筒子楼走进单元房。我们看着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在变化，看着国家一点一点在富强，看着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我们心里欣慰啊，觉得这么多年的愿望都实现了。
“我从农村考学到西安的时候，觉得生活已经到头了，没法更好了。谁知道如今还能来北京，还能亲眼看到中国选手获胜，这是我当年做梦也不敢想的。
“年纪越大的人越爱国，这个你们不懂。我们父辈都是老革命，你姥姥一针一线给人纳鞋底，你姥爷南征北战，还被子弹打穿过骨头。刚刚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一幕该多好，该有多激动、多骄傲。
“我们和父辈们吃过的苦，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