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沟通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在沟通时的幻觉。我们已经说太多，但还没有学会聆听。

——威廉·怀特

几年前，我儿子的校园生活遇到了一点麻烦。他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于是开始抗拒上学，每天早晨都在挣扎。他变得不愿参加班级集体活动，也不写家庭作业。他的老师给我写了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他的学习成绩已经一落千丈。

随后几周，我和她互发了好几封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我知道这位女士内心深处非常关心我儿子，希望他好，我能感觉得出来。将心比心，我想她也知道作为母亲我的心情也一样急切。但我们似乎就是不能真正理解彼此的意思。她想让我儿子按时完成她布置的家庭作业，而我儿子依旧不做作业，她可能认为我不够配合，总在为他找借口。而我觉得作为唯一能帮助我儿子的人，她似乎看不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揪住细节不放。与此同时，我儿子夹在中间备受折磨。

最后，我不得不给校长打了电话，希望能亲自去见他一面，好约上老师一起谈一谈。我得承认这也许不算是个好主意，因为把她的上级扯进来会让局面变得更加紧张。这次会面一开头就很糟，并且很快我俩就陷入了无谓的争论。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帮儿子，就必须在情感层面上向这位女士示弱。

于是，我有意识地调整了坐姿，让自己更加面对她本人，而把校长放在自己的视线之外。她的左手正放在桌上，我伸出手轻轻按在她的手上，然后说：“我真的很抱歉，可能我有时候会让您觉得不可理喻。因为我太担心我儿子了。他只有一次读四年级的机会。如果我说的话让您感觉是在发脾气，我向您道歉。我只是希望他能在学校顺利地过完这一学年，看到他过得这么煎熬，我实在不忍心。”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她的反应。我发现，她本来紧绷的嘴角慢慢放松下来，脸上严厉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如果只是发电子邮件，我绝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细节。然后，她说：“请不要过虑了，西莱斯特女士。我一直在鼓励他，一直都站在他这边，而且会竭尽所能让他顺利完成功课。您知道吗？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我真的很爱他。”

从那一刻开始，这位老师就变成我儿子最大的拥护者。这么多年来，我跟孩子的老师谈过无数次，但那次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因为谈话效果十分明显。在那之前，虽然我们已经通过电子邮件聊了好几周，但从未真正地与彼此产生情感连接。

我不知道她那时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我最初对她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她的职务而不是她这个人上。我只把她当作我儿子的老师，而没想过她只是一个年轻女士，一个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管理一个班级、整天跟一群吵闹的孩子打交道的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她看成了我儿子成功路上的障碍，而不是为了获得师范学历努力还完大学贷款、为了教师理想甘心从事清贫的工作、只为跟孩子在一起的老师。

一次交谈使我们完全理解了彼此，冰释前嫌。

过去的这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科技应用的无限可能。2000年，我们每个月发出的文字短信大约是140亿条。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880亿条。而到了2014年，人们发出的短信已经多达5610亿条。在这14年间，文字短信的数量增加了约5470亿条。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同时，电子邮件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2011年，人们发了约1050亿封电子邮件。而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期将达到2460亿封。sup/sup

说不定你会认为这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但这些数据反映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情况，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对21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75%拥有手机的人都发过短信，sup/sup其中发短信最多的是经济最落后国家中的两个——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正在改变他们的沟通方式。

这对我们的交谈技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因为就文字信息对社交模式影响的调研来说，其研究方法也都在每天改进。而且，很显然，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就算我们能够监测出自从智能手机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行为变化的趋势，也很难证明它们之间谁是因、谁是果，或者存在因果关系。

即便如此，还是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表明，科技的日益发达、社交媒体和短信文化的兴起已经让人们进行高效沟通所需的最为关键的几个能力发生了退化。

其中一种叫作移情能力。2010年，密歇根大学的一个团队将30多年内共72个研究项目的成果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份报告。sup/sup他们发现，大学生的移情能力下降了40%，而且绝大多数下降发生在2000年以后。“因为在网络上交‘朋友’变得轻而易举，这让人们在别人遇到问题而自己不想回复时选择对其置之不理。”这些研究项目中的一名研究者说，“这种行为模式也转移到了线下。”

我发现，这种发展趋势极为令人担忧。移情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能够对他人的感觉感同身受的能力，能把自己代入他人的处境，理解他人的思想状态。这不只是能够发现某个同事伤心了，还要去想象他经历了什么，以及试想如果自己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感受。

要产生移情体验，我们必须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人联系起来。我们得问问自己：“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乐意吗？”“如果有人不经允许就翻看我的信箱，我会怎么想？”而我就需问自己：“如果每天要跟25个四年级学生打交道，那是什么感觉？”

移情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能力。就连六个月大的婴儿的举动都会显示出他们具有移情能力。《白人种族主义》（whiteracism）这本由社会学家皮纳尔·巴图、乔·费金、赫尔南·维拉三人合著的书中写道：“移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情能告诉我们孩子的哭声是不舒服还是饿了，能让我们从微笑中感到愉快、从哀叹中感到悲伤。移情让我们相聚并能够交流。”sup/sup

移情是有意义的沟通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一点无须争辩。但当今人类的沟通方式几乎很少为我们提供移情的机会。一份社交媒体应用报告曾指出，将近一半的网络好友关系都是“非对等的”。sup/sup换句话说，在网络上，你所认定的“朋友”有一半并没有把你当作朋友。调研中的一位参与者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他认为自己在遇到紧急事件时可以电话求助的朋友的联系方式，研究人员在给名单上的人打过电话后发现，只有一半人表示愿意帮忙。

一些专家说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乐观主义天性，所以容易把一些关系想得比实际上更深厚。另一些专家又提出，自从人类的社交抱负（有时候是专业抱负）变成获得更多“朋友”以后，人类在人际关系上的乐观更是与日俱增。“朋友”这个词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动词，如果我们说一些人是我们的“推特好友”，那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每条140字的推特。

罗纳德·夏普是纽约瓦瑟学院的英文教授，他和自己一生的红颜知己尤多拉·韦尔蒂合著了一本名叫《友谊的诺顿之书》（thenortonbookoffriendship）的书。2016年，在一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他曾谈起友谊进化论的定义。“把朋友当作投资和商品是整个友谊的概念中最让人深恶痛绝的。”夏普教授说，“友谊不在于别人能为你做什么，而在于在彼此面前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朋友在一起什么都不做，只是彼此陪伴，这样的理念可能已经成了一种消亡的艺术。人们太过于急切地想把交友的效率最大化（通过发信息和发推特），而忘记了朋友的意义。”sup/sup

正如夏普教授所说，有意义的情感连接需要投入时间去陪伴。交谈正是人类独特的陪伴方式，有时候会很复杂，有时候像一团乱麻，经常也会变得漫无边际。所以，成功交谈的另一大要素是：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