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勒对性和身体的态度改变了我对女性身份的思考。遇到她之前，我一向尊重、遵守作为女性的潜在规则。不是说在圣路易斯我没有找到什么榜样。我确实有一个榜样：高中老师莫瑟里（moceri）女士，她的出现就像一枚炸弹。她身体瘦小、金发碧眼，总是穿着最短的裙子，搭配最具挑衅性的鲜艳低胸衬衫。当她以风骚的步态笔直地进入教室时，下巴稍微向上抬起，流露出一种来自内里的力量，一种自信而强大的女性能量。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女人，你可以保持完整的女性气质，同时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当她审问学生，或批改期末作文时，她不用提高嗓门就让学生感到紧张害怕。在我看来，当她与任何男性站在一起，她不需要挺起胸膛，或用别的常见策略，就能建立“强势”的领导地位。

同时，美国中西部的保守文化教导我，在表达性欲时要极其谨慎（实际上，它们要求我应该完全压制性欲——只有男人才允许感受“那东西”），而且不要随便暴露身体。第一次到法国南部改变了我对裸体的看法，但我仍然强烈觉得，女人不应以男人的方式表达性欲。我们可以被男性勾引，但不是勾引男性。如果男女彼此相爱，那么女人与男性睡觉是允许的。今天，我们可以更自由开放地表达女性气质和欲望，但与弗勒见面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遵守的规则是歧视女性的！（现在，我们仍旧能读到无数大学校园和工作场所性骚扰、性歧视的报道，说明我们还任重道远。）这些性别歧视的规则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的一部分，甚至当我一旦偏离了这些规则，我就感到内疚和自责。根据法律，性骚扰只有成为就业、晋升、教育的要挟手段，或出现在大学等环境中才算是犯罪。但女性着装暴露通常被认为是性骚扰，可见性别偏见无所不在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让人难以察觉。这些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女性的自信，但我们还不能承认这点。

弗勒的锐气是富有感染力的。b过去做出选择时，我自然而然地采取他人强加的标准：“你必须/应该/一定要这样做”，现在，我开始想象自己也能脱离限制。/b弗勒有意忽略他人的期望，让我明白我可以找到更真实的自己。她甚少出于叛逆而打破规矩。她打破限制是为了做更重要的、更实际的事情。她懂得如何了解自己真实的愿望和需求，这让她能超越各种障碍和规则，看到更宽广的世界。她俯下身子穿过地铁站的十字转门，因为她找不到付款的理由。她在沙滩裸露上身晒太阳并非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而是因为她没有必要晒出晒痕。

这种自由与实用的结合让我着迷，它教我不要这么严格地对自己。我曾经一直将努力学习摆在首位，以最高的期望要求自己，以获得成功为目标。与弗勒相处的日子教会我，生命中同样重要的是尽情享受生活，享受新的文化和新的环境。我不必迎合他人，或随大流。

这种超越约束、回归真我、追求实用的能力成了我的生活根基，特别在职业生涯中。我在任何工作中都瞄准要实现的目标，而非一开始就找出失败的理由。我注意到，如果人们深陷在各种理由中（为什么某个愿望无法实现，为什么某个目标无法完成，等等），他们就会成全失败。这有点像滑雪。如果你一直盯着岩石、缝隙和障碍物，你一定会撞到它们上。但是，如果你专注在终点上，那么，滑雪板会毫不费力地将你带到那里。弗勒穿越凯旋门环路等事情鼓励我寻找自己的方向，用我的方式绕过别人设置的规则和强加的标签。

在国外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个灿烂的夏天，我真的像巴黎人一样生活，不再踏足旅游景点，还掌握了无数的法国俚语。我和弗勒还有她的朋友整天待在一起，参加各式聚会，在夜总会中流连，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巴黎夜生活。毫不奇怪，弗勒还带我们绕过保安，进入只有贵宾和会员才能入场的夜总会，如传说中的切斯卡斯特（chezcastel），这是我最伟大的一次“壮举”。

我刚刚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却要再次暂缓与巴黎的恋情。我立下决心，一定要转变规则，重返巴黎。

职业选择的困惑

大学最后一年快结束时，我不知道能从事什么职业。我对解构主义理论兴趣浓厚，但不知道如何运用。大多数朋友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已经规划好职业道路。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是可靠而实在的工作，可我没有学过经济学或数学。还有一些朋友投身法律和医学等赚钱行业，出色地完成了本科课程要求和标准化考试，准备走一条漫长而有价值的道路。但这不是我。我毫无头绪。

说真的，我只想回巴黎。我需要回去，但想不到办法。而且，学年结束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选。我只能决定随大流先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再申读法学院。上法学院的念头并没有那么强烈，我难以想象自己投身法律行业的样子。我的父亲是极为顶尖的律师。一年前，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辩论时，我还坐在观众席上。这是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dayo'connor）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第一年。我记得她听着父亲辩论时表情严肃，好像听到一些难听的言论一样。父亲赢了官司。他告诉我，法官不仅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判，还“喜欢”他，说了很多赞美的言辞。这与我看到的情景不符。可我相信父亲比我更懂得聆听。你看，我并没有认真旁听这个案子；我只是观看法官的举动：他们如何定位自己？使用什么词语？当他们举起手臂时，他们如何掀开黑色袍子上的优雅袖子？整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美丽动人，就像剧院一样。但是，我能想象一辈子在这样的场景中表演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没有为考试的大日子认真准备，这不是我的作风。我没有买什么大部头的备考资料，只是交了考试费，来到考场。整个过程都是被动应付，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向后走”（yallantenreculant）。考试时间是早上，我疲惫地站在队列中，在笔记板上签了名，还没开始就感到被击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家伙递给我表格，用机械的声音说明考试注意事项。他可能是负债累累、急需外快的法律专业大一新生。

这个新生给出一个信号，我们开始答题。带着临阵退缩的心情，我打开小册子，开始回答第一道题。读了题目，再看下面的多项选择，似乎没有一个答案能选。我眯起眼睛，重读了问题，试图集中注意力。最后，我毫无把握地选了一个答案，移到第二题。十分钟后，我还没有完成三个题目。测试手册上的词语开始变得模糊。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回答第六题。现在，我很清楚我不想做律师。我在这里毫无意义，赶快逃跑吧！这个决心让我浑身轻松。我站起来，手中握着试卷，凳子发出吱一声尖叫。后面几名学生抬起头，然后又低下去。我觉察到监考人脸上掠过一丝惊慌，他示意我坐回座位，我径直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我不考了，请将我的成绩从档案中删除。”这个法律专业的学生挺起头，歪向一侧，抬起疲惫的眉毛，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但你要知道，你犯了一个大错。”他告诉我我可以离开了。我自信地朝门口大步走去，无视考场中所有否定的目光。

我自认为没有营销技能，只好到校园就业指导中心看看什么工作适合我。职业辅导员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对面，问了一大堆问题，听上去像《十七岁》杂志那些“爱情配对测试”。“告诉我，你喜欢做什么？”“你参加过什么俱乐部吗？”“你的课外活动有哪些？”“你喜欢一个人工作还是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我认真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期待她能帮我逃离困境。从这些周到细致的问题中，我们总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喜欢“与人合作”。在辅导员看来，这个“独特”的品质符合不少“有趣的工作招聘”。这些小册子放在墙壁倾斜的金属架上，她鼓励我翻阅一下，尤其找出喜欢协作精神的公司。接下来的半个钟头，我都在翻阅这些皱巴巴的材料。离开那里时，我比之前更困惑。

不过，我知道自己想在历史中留下印记。我记得幼年时，妈妈让我在巴黎的石膏地板上留下一个小脚印。我现在只是不知道什么领域能发挥我的特长。当我打算从事公共关系（pr）的工作时（因为我“喜欢与人合作”），弗勒在关键时刻救了我。她将我介绍给她叔叔，欧莱雅的主管人员。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实习工作，地点在巴黎！

结语

人们常说“跟着你的激情走”，但是，如果你的激情不能立即给你满意的工作，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找到忠于激情的事业，那么你如何跟着激情走？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我属于巴黎，我愿意冒一切风险到那里去。b有时候，你需要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跟随直觉，顺从时势，就像在凯旋门环路中投入到迎面而来的车流中一样。/b

我们选择导师时会遇到一种奇怪的情况。我们通常将导师设想为教师或上级。我们崇拜他们，将他们神化，以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寻找导师并不一定意味着接近你认识的最高层、最成功的人物。而且，导师指导你的时刻也不一定在办公室或会议室。你可以选择挑战常规的（甚至颠覆性的）人做导师，他们能激发你，挑战你，在你需要时提供无穷生存智慧。对于我，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成为导师，例如，弗勒。这些导师可以单纯以本色个性指导你、启发你，鼓励你做回自己。

今天，我们可以使用大量的网络平台（如linkedin）和评估工具（如glassdoor）来找工作。你不用和我一样走进可怕的就业指导办公室寻求帮助。也许，我们更容易弄清的问题是自己想做什么，较为困难的是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在求职路上，你一定体验过我的挣扎，在家中或空荡荡的办公室中茫然地对着电脑屏幕。我曾看到自己的女儿在求职时经历过同样的挣扎。她们试图弄清楚自己是谁，在乎什么，如何让自己喜欢的事物变成职业。除非你选择追求一些道路明确的职业——如法律、医学或学术——否则，这条道路是非常艰辛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的方法是，首先要弄清楚我不想要什么，以此选出我最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超出了工作类型，因为，我想要的是生活在法国）。然后，我对渴望的事物迈开大步，虽然这是危险的一步。最后，弗勒的简单建议可能是最诚实、最有效的：当你有疑问时，只管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