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巴黎（一）

我的巴黎新室友弗勒（fleur）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让烟气逗留在肺部，喃喃问道：“你认识巴黎吗？”

她说话的方式让人觉得巴黎是她的密友或情人。我羞怯地承认，几个星期前我到过巴黎几天，参观了卢浮宫、罗丹博物馆、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然后就赶往法国南部。弗勒缓缓地从口中吐出烟气。她表示难以置信，将手举到嘴上，调皮地发出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偷笑的声音。从那时起，弗勒认为她的义务就是让我在大三期间能真正地过上法国生活，而不是像游客一样只参观发霉的博物馆。她将毫无保留地给我介绍她的巴黎夜生活（pareebynight）。

第一次短途旅行时，弗勒让我坐上她的“电动车”。不幸的是，这辆“自行车加强版”并没有后座。弗勒说：“没关系，如果被警察拦下，我们只管微笑，让他们相信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她喜欢施展女性魅力得到自己的所需，她说：“我也会说你是美国人。”并认为这是有用的。弗勒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样，一切都是为了尽情体验，不顾一切风险。我不想成为扫兴的人，于是跳上蓝色的“公路小战士”尾部，凹凸不平的金属架嵌入我的大腿内侧。弗勒大笑起来，叫我下车。她坐在车上用脚推着车子走了一段路，发动了车子，然后回头说：“上车！”车子猛然加速，我抓紧她的外套，畏缩着，心想这个早晨身上肯定会多几处瘀伤。我不让自己过分担心，将注意力放到四周划过的灯光。弗勒左冲右突，占据路上任何空位，好像车道、红绿灯和行人根本不存在。

我们很快冲进凯旋门“星形广场”的八车道圆环。我紧闭双眼，祈祷能够平安无事地走出来。弗勒向我解释了“游戏规则”——我不知道这些规则是她发明的还是写在某个手册中。这并不重要，因为弗勒觉得规则都是用来破坏的，或至少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扭曲。在轰鸣的喇叭声和路人愤怒的叫喊声中，她提高嗓门向我解释：当进入凯旋门圆环时，你要尽快躲到中心地带。“不要看左边迎面而来的车辆，”她高声说，“顺服你是他们的责任！”她告诉我，一旦到达环形中心，你要立刻加速，不要让离心力将你绊倒。然后，瞄准“星星的一角”——环形多个出口之一——快速转向这个方向。一定要迅速，不要思考太多。这样，你穿过迎面而来的汽车，挤出了圆环。“实际上，你应该屈从右边的车辆，”弗勒解释说，“但如果这样做，我们永远不能杀出重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数数有多少车辆随时冲向我们。她只是跟随直觉，优雅、轻盈和熟练地穿过迎面而来的车流。我将很快了解到，不论面对任何生活的阻挠，弗勒都以同样的坚强意志和天生的敏捷面对。“好了！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她说。

再遇巴黎（二）

上大学前，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在国外度过一个学期——当然，那个地方是巴黎。四年前，我发现了那个美丽而自由的文化，我需要再次回到它的怀抱。我和巴黎的恋情还没有进入约会阶段，只是刚刚见过面而已。我们需要相互认识。确实，我需要过巴黎的夜生活！

大多耶鲁大学学生都喜欢选说英语的室友，但和美国人住在一起是我最不乐意的事情。我想成为法国人，不只是学法语这么简单。我做了很多侦探工作，发现了一个名叫弗勒的法国学生（弗勒的法文意思是“花”，我很快意识到她取这个名字是很讽刺的）。我希望一抵达巴黎就去找她，说服她做我的室友。她的名字不在学校安排的室友名单上，但我设法找到了她母亲的电话号码。

“哈罗？”对方咯咯地笑，嗓门很高，听起来像个孩子。

“你好，我是莫琳·波普金（maureenpopkin），我想和您女儿通话。”我用生硬的法语紧张地说。我们的对话特别困难，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室友”这个词。现在，法国人用“co-loque”表示室友，这是同房者（co-locataire）或同租者（co-renter）的缩写；你一定会因这个词爱上法国人对独立精神的迷恋。除了不能说出“室友”这个词外，我也不能讲清自己想要什么。我只能简单地说“我要和你女儿一起生活”，这种说法非常直截了当，虽然听上去让人生疑。幸运的是，穆·鲁（mouroux）没有被冒犯，她说我的法语很好，很高兴与我见面。

鲁夫人是一位艺术家，住在巴黎第14区，离女儿住处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在她的房子里，油画从地板铺到天花板，巴黎午后的橙色阳光照在这些油画上，也照在她红色的头发和布满雀斑的双手上。我们见面后，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印象派的价值。鲁夫人明亮的蓝眼睛闪闪发光，她在公寓里敏捷地走动，对油画指指点点。我用粗略的印象派知识吃力地奉承她（某个夏天，我曾在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工作过）。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陷入沉默，用手托着下巴，研究某种颜料。遐想了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回过神来，想起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接着，她说的话让我吃惊：“我很高兴见到你，但是弗勒的叔叔最终决定租她公寓的另一半。”我的心碎了。我还以为，我们生动的交谈以及我对她作品的兴趣能说服她，让她觉得我够资格成为“小烧锅”（cocotte）的室友——小烧锅是她给女儿起的昵称，可爱但并不十分傻气，随后我才知道，弗勒绝对不是那种甜美的女孩。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沮丧地回到繁华的街道上，缓缓走到阿雷西亚地铁站街，回到酒店。

即使我不能有一个法国室友，我也可以拼命地学习法语。最后一招是，我在第7区找到一个国际天主教女子宿舍，那里规定所有学生只能说法语。我站在巨大的锻铁门前，门内是简陋的包豪斯式方形石头大楼。失望给我隐隐的阵痛；我曾想象生活在一个雅致的“巴黎老房子中，外面铺满了葡萄藤”，这是我在心爱的儿童读物《马德琳》（imadeline/i）中读到的。现在的情形是，一位修女在迎接我，她穿着整洁的修道袍，护送我沿着简陋的走廊走到一个房间里，这是个几乎空荡荡的白色房间。途中，几个学生礼貌地抬起一直低着的头，说：“你好，姊妹。”我需要像基督徒一样称呼她们为“姊妹”吗？这次我的选择是否太过了？我担心会做出亵渎犹太信仰的事情，虽然我从来不曾虔诚过。当我们遇到一个年纪较大的修女时，我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她向我介绍，她是修道院院长，我的圣母。

“我会住在天主教宿舍里。”我打电话告诉远在圣路易斯的父母。妈妈说：“可是，亲爱的，你是犹太人！”我语带讽刺，喃喃说道：“天啊，谢谢你的提醒，我差点忘了。但是这里很自由。”我希望情况确实如此。我接着说：“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学到法语。”给女修道院长问好时，我努力说出“您好，圣母”的字眼。我还要吃力听懂其他外国人说法语时的口音。第五天，我的“姊妹”通知我有电话找我。鲁夫人亲昵的女高音从话筒中传来。她告诉我，弗勒的叔叔决定不租公寓的另一半，他总是个不可靠的人。她问我还有兴趣吗？那一刻，我兴奋得要尖叫起来。

再遇巴黎（三）

第一次见到弗勒，我就知道她与其他女性不一样。那天，我一个一个地拖着几个行李箱走上六楼，然后在两居的小公寓里整理行李，这时突然听到门用力关上的声音。弗勒说了声“coucou（较随意的‘你好’，通常只对熟人使用）”，从房间角落偷看进来，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了房间，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两下。她坚持让我立即到厨房里。那是面积很小的前厅，放着冰箱、烤箱和炉灶等简单必需品。在那里，她可以边抽烟边了解我，也可以说她在考问我，看看我是否很酷，能和她玩到一块。弗勒背靠窗台，手中夹着香烟，盘问我关于食物、派对和学校科目的问题。她对所有事情都持有强烈的意见，而且直言不讳。

弗勒让我想起在新浪潮电影中自由叛逆的法国女性。我曾经看过电影《朱尔和吉姆》（ijulesandjim/i）。它大致讲述一个三角恋的故事，两个男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电影的名字颇有欺骗性，它省略了最重要的女主角凯瑟琳。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凯瑟琳的（由迷人的珍妮·摩露饰演）。更准确地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不能定义的凯瑟琳，关于那些想拥有她的男人，也关于她持续不断地逃离一切标签的渴望。

电影一开始，朱尔向吉姆讲述他所有的罗曼史，到最后，他沮丧地发现无法找到合适的恋人，只能在咖啡桌上描绘理想的女人形象。后来，他们都爱上一个女性石雕（出自男性之手），于是决心追求像雕塑一样完美的女人。看起来，这两个男人最想要的是一个理想的女人，她像石雕一样不能说话，甚至不能移动，只是能够符合他们对完美的看法。难怪他们见到凯瑟琳后神魂颠倒，因为凯瑟琳大胆独立，拒绝任何标签。

在电影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凯瑟琳和两个男性追求者打赌。她伪装成男人，脸上贴着胡子，头发向上盘到报童帽中，身穿宽松的裤子和一件纽扣衬衫。她大摇大摆走在巴黎街道上，引来一个男人问她借火。当这个男人说“你好，先生”时，她向朱尔和吉姆露出得意的笑容，她赢了。在那个时刻，谁不想成为凯瑟琳呢？因为，她突破了经典的女性形象，能以任何形象出现。她美丽、性感，让人渴望、喜爱、崇拜，但却总是遥不可及。可以说，没有任何标签可以限定她。

弗勒是凯瑟琳的现实版本，而且，在许多方面，她是我的另一面。她金发碧眼、活泼时髦、稍显狂野，但同时也非常务实和坦率；而我长着黑发、小心谨慎、冷静异常，是一个内向的梦想家。一个深夜，我们从派对中走出来，我抱怨厕所根本用不了，弗勒一挥手，满不在乎地说：“这不是问题，你只需学我这样。”她叼着烟，松开牛仔裤，毫不客气地脱下裤子，蹲在人行道上两辆汽车之间。方便完后，她留意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不禁晃了晃头，笑起来：“看，这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好像觉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很多个夜晚，我看到她放松地躺在浴缸中，旁边的马桶盖上坐着一个男性朋友，他们闲聊着。我对她的淡定自若感到惊讶——为什么她不安排别的时间聊天？她肯定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不会一边洗澡，一边让同学观看。有时候，她做爱后身上只披了件床单，让我与她的男朋友见面。我觉得，所有这些古怪的事情并非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更重要的是，弗勒无意间教会我如何保持从容和自信，特别是对性和身体坦然自若。她从不是个暴露狂，但是，她自然地面对了自己的本性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