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邀请我去每年夏天在轻井泽召开的夏季研讨会上演讲。在那里，我可以有两天的时间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曾难以会面的商业领袖交往。我们度过了精彩的时光，在避暑胜地召开研讨会为我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毫不拘束的方式，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商界高层领袖。

《日本第一》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了影响。比如，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本书成为政府高层的必读书。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曾来过哈佛大学，住在艾略特楼。他意识到，当英国皇家海军离开东南亚时，这个区域的最大保护者将是美国。尽管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但李光耀仍不觉得自己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想前往美国待几个月，成为一个更有智慧力的人，于是决定去哈佛大学从而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所以我在《日本第一》出版前就已经认识他了。

《日本第一》出版后，我相信书中的很多想法和观念与李光耀试图在新加坡所实践的不谋而合。他邀请我去新加坡，但我不是非常确定到新加坡后他对我有什么期待。直到某一天晚上，那对我而言是一个真正的高潮。

在李光耀的邀请下，我来到他的住处并被带进一个房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李光耀的儿子、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以及时任总理吴作栋等都在座。当下，我即发现这是一个关于日本的圆桌讨论会。刚从日本回来的李光耀主持会议，就像一个老教师在教导未来的新加坡领导人。他对日本的相关情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后转向我问道：“傅高义教授，你怎么看？”我则对他的想法和说明加以补充。所以，在那里我们和高级官员—未来的新加坡领导人一起学习日本的经验教训。

李光耀对日本制度的两个方面特别感兴趣。一个是警察“交番”制度，李光耀曾派遣官员去日本学习警察治安岗亭制度如何运行，他还从日本邀请警方官员协助新加坡建立一个相似的制度。

另一个就是劳工关系。李光耀想要建立一个像日本那样有着良好劳资关系、鲜少罢工的劳工结构。他还非常担忧新加坡企业的雇员频繁跳槽，导致企业难以看到长期培训计划带来的价值。他想要找到一个方法能让企业长时间留住员工，从而充分利用高水平培训带来的好处。

新加坡的邻居—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另一个认为自己国家能从日本学到东西的国家领导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马哈蒂尔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李光耀，但出于国家尊严，不想在公开场合强调这件事。事实上，我相信当李光耀在新加坡有所行动时，马哈蒂尔会加以改造后在马来西亚做相似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马哈蒂尔时，他在哈佛国际发展咨询集团研究所工作。他被邀请到哈佛大学做一到两天的发展项目的报告。一次晚宴上，他被安排坐在我旁边。那一整晚我们都在谈论日本以及对马来西亚有所帮助的项目。

马哈蒂尔关注的议题和李光耀截然不同。他需要日本企业的投资，想要了解如何与日本人共事以及如何招商引资。他与日本商人在马来西亚的汽车和钢铁交易上有过两三次不愉快的经历，因此对日本企业仍有些警惕。

《日本第一》出版两三年后，马哈蒂尔出版了自己的书《向东方看》（ilookingeast/i）。我觉得他在写这本书时从我的书中参考了很多，书中涉及日本已经达成的目标以及他想要将某些日本制度引进到马来西亚。他希望这本书增加日本企业投资马来西亚的兴趣，也想把日本职业道德这一要素引入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政府一九七九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正是《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我想起了一段轶事，和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中国人有关。一九九九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美国处理贸易问题以及加入wto的相关问题时，我邀请他与一群哈佛大学教授会面。他结束了在麻省理工的演讲后，和我们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他讲了一个我以前听过的故事，大致如下：

大约在十或十五年前，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率领一个代表团访美。他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关于上海和中国发展状况的简短报告。在报告问答环节，听众中有人问他中国是否能从日本学到一些经验，朱镕基通过他的译员回答称：“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傅高义教授。”

现场每个人都大笑起来。朱镕基转头问他的翻译：“我讲错什么了吗？”翻译回答：“刚才问您问题的人就是傅高义教授。”作为经济规划师，朱镕基总理密切关注国外研究动向，可见他早就知道这本书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正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的阶段。很多人阅读这本书的中文版作为他们努力学习日本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并不那么认同日本看起来已经成为第一的观点。由于中国领导人正在思考结构调整的规则，很多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人员试图指出中国如何基于国家利益，发展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制。

中国对日本有着很大的兴趣。当然，有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学习日本模式从而使自己的工厂取得更大效益，从八十年代开始便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来学习日本工厂制度。

现在中国已经在尝试发展所谓的“集团”，有点像日本大型国有企业中的“财团”。其目的在于发展至能参与全球竞争所需要的经济规模。

韩国的情况是，书出版后，我被邀请去韩国做过一些小型的非正式讲座。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讲座被广泛宣传。

没有一个韩国人会公开赞美日本。他们从来没有公开出版这本书。不过，有一个韩国朋友给了我一本译成韩文的《日本第一》。这个译本在韩国政府内部传阅，却并未正式出版。我也听说韩国外交部做了一份在国家领导层内部传阅的五十页上下的摘要。

换句话说，韩国热切地想知道日本做了什么，但是他们不希望通过公开而尴尬的方式出版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或者冒险让我在大量读者面前公开赞美日本。结果就是，我被邀请去给小型研究所或政府人士做演讲。

而我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公开研究活动就更少了，而且我在台湾书店发现了五个不同版本的书，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得到出版许可协议，盗版现象很普遍。任何一个想出版自己版本的出版社，都会自行印行。然而，有些翻译并不好。同样，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三个不同的出版机构印行了各自的译本。

有人问这本书在不同国家的影响，这取决于在哪个国家以及他们通过何种方式发现各自的需求。在美国，比如美国企业在日本的压力下做了一些事情。在新加坡，有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试图找到让自己国家变得更好的方式，他从日本的经历中找到了两三个他认为有必要学习的想法。

我想说，我的书是由不同国家发起、一个更大型的学习日本的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由忧国忧民的政府、商业领袖以及那些为了使体制进步而通盘考虑制度问题以期达成各自独特目标的领导们所主导的。

拉尔夫·纳德被称为美国当代消费者维权运动之父。1965年，他经过长时间调研后，写出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揭露当时美国车企罔顾消费者安全的经营策略。这本书及其引发的社会呼声，直接促使美国出台《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

1979年7月，索尼公司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个人随身音乐播放器“walkmantps—l2”，改变了全世界消费电子行业的格局。至1998年，walkman在全球的销量达到了2.5亿台。

威廉·大内是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籍管理学家，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任教。曾出版《z理论：美国商业如何面对日本的挑战》《m型社会：美国团队如何夺回竞争优势》。

贾雷德·泰勒是美国著名右翼杂志《美利坚复兴》的资深编辑，也被欧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一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作家。16岁前一直居住在日本，返美后转而推崇“白人至上主义”。1983年时曾出版著作《旭日的阴影：对日本奇迹的批判》。

埃德温·赖世和，又译赖肖尔，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外交学以及东亚问题专家，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是费正清的同事。1962年至1966年间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曾建议美国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969年东京放送电视台与大不列颠百科社在日本合资组建的出版社。

1992年正式改名为“株式会社东贩”，讲谈社、小学馆、文艺春秋、新潮社、集英社等日本主流出版社皆为其股东。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成立于1946年，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企业协会组织。

日本最知名的避暑度假胜地之一，位于长野县。

日语“交番”即派出所，为日本警察体系中最基层的机构，虽然没有专门的拘留室、侦讯室，但可以及时处理各类治安问题。日本最早的“交番”出现于18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