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六九年，在日本研究领域，我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家庭研究。那几年中，鲍勃·贝拉（bobbellah）教授离开哈佛大学后，我便接手了他的日本社会研究课程。“日本社会”是一个涉猎宽泛的论题，我想要呈现一个宽阔而系统的思考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我的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那里学到的。他经常鼓励我们去思考整个制度体系的所有重要层面。
政治和经济都是体系的一部分，家庭和价值观也是体系的一部分。在读过关于日本社会的基本著作后，我想要依靠采访和田野调查来完成自己的著作。
自从我准备开日本社会的课程后，我决定在一九六九年夏天去日本实地了解政治和经济现状。这也让我和一位日本老朋友野田一夫（kazuonoda）再次联系上。我和他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九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富永健一（tominagakenichi）的婚礼上，当时就一拍即合。他对日本的商业、政治和官僚系统非常了解，富有批判性思维和宽阔视野。他后来成为玉川大学（tamagawauniversity）和宫城县立大学的校长。野田毕业于东京大学，取得社会学学士学位，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过吉姆·阿贝格伦（jimabegglen）教授的助理研究员，阿贝格伦教授在野田的帮助下对日本企业管理做了开创性研究。野田是一个非常自信、开放的人，完全不像典型的日本人那样拘谨严肃。
野田成为我接触日本商业领袖最佳且唯一的渠道。一九六九年，他做了一系列的电视节目，由此采访了很多知名日本企业总裁，在商界和官僚机构有非常多的熟人和关系网络。野田也是索尼总裁盛田昭夫、丰田汽车集团总裁丰田章男、ibm日本公司总裁椎名武雄等商界高层的高尔夫球友。
经他介绍，我得以见到商界人士和高级官僚。我自己的方式是，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商人或官员进行采访，集中了解我想要知道的内容。野田教我的方法则是，和这些人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结成自然的人际关系后就可以谈论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样我才可以学到更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会更加坦诚。如果我能从社交场合得到十五分钟有用、有价值的材料，那就很幸运了；这十五分钟对我而言就是一笔宝贵财富。
通过和哈佛大学日本同事的友谊，我也建立了与日本高级官员间的人脉网络。
我能以自己的方式写出《日本第一》的原因之一，和我在这个课题上所学到的知识一样，是通过我能建立起来的个人友谊而获得的。
哈佛大学可能是最受亚洲人欢迎的美国教育机构。很多日本官僚机构中的人员会来哈佛学习进修。他们在哈佛时，我通常会去结识他们，并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后来我在日本碰到他们时，我们的关系就会很亲近。
特别棒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日本外务省的精英官员。外务省的一个计划是，每年都会将一位四十岁左右、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哈佛学习。这些人在哈佛求学期间，我和其中很多位都见过面并成为了朋友，比如曾担任驻美大使的大河原良雄，曾任驻英大使的北村洋司，曾担任多个国家大使、现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裁的藤井弘昭，后来担任驻俄大使的渡边幸治以及现任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我还和现在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加藤紘一（katokoichi）、小和田恒在哈佛时结识。当藤井弘昭担任外务省在首相官邸代表时，他引荐我和前首相大平正芳谈过几次话。在三木武夫任首相时，村上和夫担任外务省代表。村上是另一个我此前在哈佛认识的日本人，他为我安排了对首相三木武夫的采访。类似的经历是，我还见过前首相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宫泽喜一等人士。
野田和我合作得非常好。他有社会学思维，因此能帮我认清制度体系的社会学背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野田和我应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托，为该委员会组织一次关于日本组织的会议。我们决定邀请商界高层人士和政府官员与学者一道出席会议。我们请他们提交一篇基于自己经验写成的会议论文，讨论自己所在的组织及组织成员。其中一位参会高级官员是日本通产省前次长大滋弥嘉久，他谈论了通产省的复杂架构和决策程序。
我们将论文收集起来后出版成书，由我担任主编，论文集名为《日本的组织和决策》（ijapaneseorganizationsanddecisionmaking/i，一九七五）。我们的目的是扩大英语研究圈内对日本商界和政府机构的理解。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我开始着手考虑写《日本第一》，我觉得自己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和数据来为日本的成功提供背景和分析；相信自己能够为这段特殊时期的日本作出精确和详细的诠释。甚至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本书的前提和论证是基于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回头再看这本书，尽管日本经历了更困难的时期，但这些描述和分析仍然有效。
我写《日本第一》的时候，就知道一定会在美国引发论战。那时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对日本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功越来越不满的情绪。正如我在书中写的那样：“五十年代早期，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音响等产品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如今却席卷了整个市场。”“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美国的汽车出口量仅为其几分之一。”“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达一百亿美元，尽管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美元贬值，但逆差仍不见好转。”
我知道自己的书和我本人也会遭受情绪化的攻击。“傅高义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打量日本。”“傅高义在日本的时间太长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客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更恶毒的话语。
这也是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如何来回应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能引起深思熟虑的美国人的注意。我原本认为“日本是第一”，但后来决定更换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太过观点明确。我担心人们可能误会，认为我是在说日本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或者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最后，我决定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作为完整的标题。我知道即便如此，也会冒犯到某些美国评论人士。但是我觉得这更加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基本论点：鉴于自身局限性和体量，日本解决了自身问题，成功应对挑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但无论如何，有些美国人误会了。他们对我赞扬日本进行批判，并要我对日本人变得傲慢自大而负责。
显然，这些人只是读了标题，没有注意到我在文中指出了日本的局限性，并认为将日本模式进行“批发”“同化”是不恰当的。他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在这本书的日语版中，我写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序言，警告日本人要小心自大骄傲的危险。
我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一个世界主义的爱国者。在日本和美国，当人们简单地满足于阿谀奉承时，我常常批评这种心胸狭隘和自以为是。我在写书时，内心关切的是美国利益，我希望美国能做得更好，对来自日本的挑战能作出建设性的回应。
《日本第一》并不是我唯一的畅销书，但可能是最能反映“我”作为一个人的状况的著作。我看到自己人生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帮助美国人树立起对亚洲文化的一种既抱有同理心又有现实主义的理解。我试着和外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去理解他们和他们的社会。然后我回到家就会说：“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帮助我们提高自身、改善社会。”
无论如何，执着地向人们说教要对外国人更有同理心、要改善我们的社会，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过去相信、现在也依然强烈地相信美国人能从日本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我想，美国人可能难以接受要向一个曾在战场上被自己打败并在一九四五年后帮助重建的国家学习。但我觉得，美国人如能像日本强烈渴望学习西方那样向东方取经，一定会获益匪浅。
此处为作者笔误，实际应出自第二章《日本的奇迹》。
此处疑为作者笔误，查询相关资料，应为“罗伯特·贝拉（robertn.bellah）”。
塔尔科特·帕森斯生前为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也被视为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