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产生写《日本第一》的想法是在一九七五年。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十五年期间，我几乎每年至少去一次日本，最长会待两个月。一九七五年，我获得一次学术休假，因此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苏珊娜和我在日本度过了一学年。当时戴维已经上大学了，我们带上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斯蒂文和伊娃。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再次拜访朋友，重游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住在日本时去过的旧地。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那会儿，我们有时间仔细观察事物，在过去十五年间事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的时候，路上车子很少，可选择的食物和服务也非常有限。当新鲜的外来食物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时，通常很昂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人们热衷于通过储蓄来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我还记得当日本首次引进拖拉机时，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个农民被问到是否打算购买一辆新拖拉机，这位农民回答称：“拖拉机太贵了，而且现在还在试验中。”他预测大概两年内，等一些问题被解决后，价格应该会下降。他决定等到价格降下来、质量也有所提升时再买，并准备从现在开始攒钱。
我觉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远远落后于美国。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写道：“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都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据我所知，我们是极少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之一。一九六〇年我准备回美国时，把电视机便宜卖给了土居健郎。这是他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因为一台全新的电视机那时还非常昂贵。为了学习日语，我们买了索尼最新出的转盘式磁带录音机，回美国之前也将它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六户人家中的一家。这也成了这户家庭拥有的第一台磁带录音机。这户家庭就像土居家一样，他们不得不存一段时间的钱，才能买得起崭新的电子产品。
但当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访问日本时，日本实力的发展让我改变了看法。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前夕，我短暂地回到日本，住在一家小旅馆。屋外都是夜以继日工作的建筑工人。他们正在为这座城市预计将接待成千上万来此观看奥运会的游客做准备。我走到涩谷附近一个我们曾居住过的社区，非常惊讶—为了拓宽道路，建筑工人们拆掉了长达整整七英里的房子。我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系列的建设是特殊情况，因为日本要为奥运会做准备。然而，奥运会结束后，日本仍在继续建造并扩大经济规模。
我在第二版《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九七一）中记录了对这十年进步的最初印象。一九七一年，有两点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在一九五九年时认识的日本家庭非常渴望学习美国。就像之前提到的，我们邀请六家人来我家小聚，他们却一门心思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就像我们想了解他们那样。十年后，他们依旧对此感兴趣，但那种迫切感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西方生活的精髓”。这些家庭已经结束了学徒期：“他们保留日本习俗并不是因为尚未学会西方模式，而是因为他们更爱日本模式。”
一九五九年我第一次见到这六个家庭时，他们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止步不前，“感到日常生活岌岌可危”。十年后，“银行存款变多了，物质财富更丰富了。另一个全国性的共识是，日本经济前景（如果有的话）一片光明，对物质福利的焦虑感几乎消失殆尽”。
一九七五年，我用整整一年时间来检视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我被这些变化震惊了，其速度比美国快得多。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含义。如果说日本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高速成长，那未来还能持续这样的发展速度吗？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在《日本第一》里，我提出日本能够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我在书中给出的事实是，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成功地解决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基本问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从日本学到了经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有其他作者写了日本经济奇迹的著作。一九六二年，《经济学人》记者诺曼·麦克莱恩（normanmcclane）用金融数据展现日本未来的发展，他的调研结果和课题项目最终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这一时期，我仍在做心理卫生研究，也没有继续写作关于日本的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著作。麦克莱恩的文章是我在《日本第一》出版后读到的唯一一篇。
一九七〇年，赫尔曼·卡恩（hermankahn）的书《新兴的超级大国日本：挑战与回应》出版。卡恩从日本的相关数据中推断并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追赶甚至超越西方，他还预测日本很快会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
不过，我的角度有所不同。我思考的是日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相比经济增长率，我更关注其别具一格的社会结构，比如教育系统，从而来回答“是什么使日本自成一体”这个问题。自从第一次来到日本，我就一直在琢磨所有这些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变化。
我刚开始考虑论述日本这十五年的进步时，还只是想写一篇长论文。起初，打算用一年时间做准备，写一本关于日本财团的书，因为当时对美国学者而言，这几乎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人写了日本政府和政治家，还有一些人写了日本官僚机构，所以我决定将兴趣聚焦在日本的商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通常会在正式写作前对所有制度进行系统性思考。随着时间推移，我总结了日本十五年来的进展，并构想了不同章节的标题。对财团研究愈多，我就愈加意识到商界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故事是日本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是，我停止撰写关于财团的文章，转身投入写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我试图通盘考虑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帮助日本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创造了比世界所知的其他地方更快的发展速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写到的那样：“一九五二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迅速增加，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我相信美国可以从日本即将发起的真正挑战中获取很多经验。
我开始着手写《日本第一》时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很多研究时必须参考的话题还没有被写过。我意识到大学不会一直是我了解日本的最佳场所，因为很多教授讲的日本课程笼统且充斥理论，却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实地调查。因此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在读过一些著作后，我决定最重要的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实地调查，去采访和参观日本的政府机关、工厂和农场。
一九五九年，为了洞察日本主流家庭的样态，我访问了大约二十至二十五位准备结婚的日本人，设计的问题诸如：新娘家希望能得到什么东西，新郎家又希望获得什么，以及新郎新娘在有能力结婚前都会碰到哪些问题，等等。我把自己的调研结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比起以往跟教授对话或采访，实地调查让我对真实的日本家庭状况有了更好的切身感受。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我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旅行，经常会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我曾受阿部德三郎教授邀请，花了两周时间在山形县观察当地的农村家庭。阿部教授是我在一次社会学会议上认识的，他是山形县三河村一位富有的地主家的儿子，二战前曾在德国学习社会学。
可能因为我的名字中有“vogel”，他就以为我会讲德语，其实我只会一点点德语。不过他仍和我讲德语，我则用日语回答他。事实证明，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向我讲授乡村生活，把我介绍给其他人，以及帮助分发调查问卷，让答卷人放心回答。因为有他的帮助，我了解了很多乡村生活的情况。很多年来他一直用德语给我写信。
另一位日本社会学界的友人佐佐木彻郎（tetsurosasaki）带我去了仙台附近的渔村，这是他实地调查中的一处。他带我去拜访了村里的其他家庭，还去了其他村子。由于他的协助，我得以一窥渔民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
这是我着手了解农民和渔民日常生活的途径。这两位朋友都受过社会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事一线实地调查工作，对不同社区中的日本家庭日常生活有实际了解。我也花了几天时间跟着另两位教授逐个走访村庄，一位是福武直（tadashifukutake），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的著名专家，另一位是川岛武宜（takeyoshikawashima），著名的民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