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积极的一面是，没有完全成为当地团体或社区的一部分，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避免一些礼尚往来以及约束日本人的人情世故。

如今，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出现表现得自在多了，他们更直接也更放松；很多日本人也希望外国人能说日语。这些年来，我和很多日本人建立起亲密温暖的友谊，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忠实的朋友，尽管有时候他们会很敏感；我相处得最好的几位日本人都更为开放、坦诚。如果有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疏远又僵硬，我则会让他们保持这份令他们感到舒适的界限感。

回首在日本的两年，是我和苏珊娜这段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很好地一起工作，花很多时间一对一地讨论日本家庭。

至于苏珊娜作为女性在日本社会的经验，那时女权意识或者女权运动即使在美国也尚未真正具有影响力，到日本的外国女性也没有关注日本女性是否被不公正对待。实际上，苏珊娜主要关心的是想出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的方法，以及在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中照顾好我们的儿子。

这里没有让苏珊娜可以方便地找到她想要的食物的超市。为了买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她不得不去邻家小店，并艰难地使用日语交流。

我想那时候从美国来的女性，无论单身还是已婚，都会遭遇很多适应问题；与现在相比，当时两个国家在生活水准上的差距要大得多。如果我们想要美国的药物，就不得不去位于东京市中心有乐町的药房购买。我们也没法经常在邻家小店中找到要买的东西，因此每到周日就不得不去寻找能买到那些东西的商店。

苏珊娜对日本女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在日本的外国女性，比如那些跟随丈夫到日本做生意的美国妻子。她们一般是在丈夫的公司内见到日本家庭主妇，通常对日本主妇最深刻的印象是正式而拘谨。她们回到美国后，可能会和自己的朋友说：“呃，日本人很羞于开口。”

出于研究的需要，苏珊娜会登门拜访日本的家庭主妇，往往会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她很喜欢那些曾拜访过的日本主妇。当她们想要了解苏珊娜的时候，非常放松开放。即使在四十年后，这些主妇中还有苏珊娜最好的朋友。苏珊娜从这些女性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何管教孩子，如何做出各色食物，如何调教自己的丈夫。我想，苏珊娜将这些与她对话的日本主妇看作一面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不过无论何时，只要她们的丈夫在场，她们就拘谨得多。

美国妻子可能会为日本妻子感到遗憾：“可怜的女人，她不能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但是当我太太和那些日本妻子交流时，她们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谁要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既拘谨正式又无聊，我还不如和自己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出门，更好玩。”在接触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后，苏珊娜对事情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主妇非常享受和苏珊娜的交谈，她们喜欢问她一些美国家庭的细节。主妇们非常有预见性地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国际化的社会即将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为这个更国际化的时代做好准备。

因此，她们明确想要了解美国女性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提问总是一个接一个。她们会考虑这些给出的既定方法，是否能接受，能否适用于日本的相应情境。

最后她们会想出自己的方法。面对这些深谋远虑的日本中产阶级女性，苏珊娜完全不觉得她们是受压抑的，并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和女人起居时间不同步的情况远甚于美国、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的社会中，这些中产阶级女性是非同寻常的社会组成要素。

某种意义上而言，父亲更像一个只会在晚上和周末出现的远方客人，而家庭的核心群体是母亲和孩子。

正是基于这些经验，苏珊娜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专业的家庭主妇》。她认为，正如日本男性为自己的工薪族角色而努力工作那样，日本女性也在认真扮演家庭主妇这一平行角色，并表现出相近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孩子们去幼儿园后，她们就打开电视，收看那些指导妈妈们如何处理各种亲子问题的电视节目，她们也会大量阅读育儿书籍。

我和苏珊娜在为我后来的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做采访时，合作得非常好。原本计划我们合著，我完成初步草稿，再由她润色修订。但是，我们回到美国后，她对这本书的写作感到不满。她认为事情比我设想的更难概括，想要集中精力写一些特例。而我最初的想法是在我完成初稿后，她可以将此稿打磨得更完善。苏珊娜尝试着这么做，但最终没有完成，于是她对我说：“你把稿子拿回去吧，自己完成它，把它当作自己的书，重写一遍。”

最终我写完了这本书，尽管采访是我们合作完成的。不过我仍想强调，我们俩对此所做出的贡献是一样的。我们拿各自的观察进行讨论，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我想她也是如此。

然而，最令人难过的是，我和苏珊娜的婚姻并没有走到最后，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离婚了，结束了这段二十四年的婚姻。不过，我和苏珊娜私下的关系即使到现在也不坏。离婚的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继续学习中文和日文这两门语言，而且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如果这些不是同时存在，我想可能我们的婚姻不会结束。渐渐地，我们有了分歧，并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幸运的是，离婚后，我们仍重拾友谊，虽然相隔遥远，还常常保持联系。后来，我向艾秀慈（charlotteikels）求婚，我们现在仍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的这两年，我们相互分享在完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喜悦和艰辛；除非发生例外情况，我们开始在日本人面前感觉自然，也开始享受并尊重他们的习惯。我们从未遭遇任何针对我们个人的反美举动，但有时我们的确看到了所谓的反美迹象。

我记得一个微妙的例子。我们到日本后不久，在六个采访家庭中碰到一位祖母。这位祖母跟我们讲了蝴蝶夫人的故事。故事是，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个日本女人相遇后坠入爱河，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有一天这个美国人突然离开了。日本女人早因为与美国人在一起而切断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美国人离开后，她就陷入了困境。

回到家后，苏珊娜和我讨论起这件事，我们都认为这位祖母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来到日本并待下来的外国人的焦虑：这些外国人会向日本人介绍一套全新的价值观；而当他们回国后，受其影响的日本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原有的人群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位老年女性希望和我们保持距离。

另一个案例则有关公共议题，且涉及国家政策。一九五九年，日本和美国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九六〇年一月，双方宣布达成协议。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对此感到满意，有一部分人害怕这只会让日本成为对准驻日美军基地的苏联导弹的目标。

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外举行游行示威，示威者也与警察在街头发生激烈冲突。美国国内电视台报道了关于游行示威的新闻。我们父母看了美国的新闻广播后打来电话说：“在他们杀掉你们之前，快点离开日本。”

但我们没有感受到针对个人的威胁。当然，我们一直远离示威人士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地方。最主要的冲突发生在一九六〇年五月，而我们计划于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离开日本。

没有料到的是，就在那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hagerty）预定飞抵羽田机场。

那天，我们打包完毕后，带着行李打车前往羽田机场。到机场后，哈格蒂的飞机已经降落，示威者和警察封锁了通往机场的道路。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最后九百多米的路程到达出发地，包括爬上并越过铁丝网。

上万名示威者手举写有反美标语的牌子。苏珊娜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绝不可能准时赶上了。”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开始担心示威者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很明显就能看出我们是美国人。我当下甚至担心苏珊娜和当时只有三岁半的戴维的安全。

我们走下出租车，告诉周围的示威者我们必须去赶飞机。他们知道我们是美国人，还是帮忙把行李箱从机场外隔离的铁丝网上传过去，让苏珊娜和我翻过铁丝网，还把我们的儿子从铁丝网那边传了过来。当我们越过去之后，他们鼓掌欢呼，和赶飞机的我们开玩笑。最后，我们成功赶上了。

在日本两年的最后时光，示威者们给了我们一次戏剧性的欢送。这是我生命中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两年之一。我以博士后研究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希望对真正跨文化的家庭和心理卫生进行研究”。这段期间，我沉浸于日本生活中，发现自己对日本本身的兴趣远远高于社科研究，对研究日本社会也有了更大的兴趣。

这两年也让我有机会结交了最长久的友谊。我们的研究对象，住在市川（为了保护隐私，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称之为m町）的六个家庭，直到今天还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彼此认识，甚至连孙辈们也相互认识。因为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有很多相识超过四十年的日本人，我才能对日本社会有更深入、更广阔的了解。

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与很多热爱日本文学或某个时段日本历史的同事相比，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就是解释日本现在何处，并将其介绍给美国。

但是回想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还是会怀念那些狭窄的道路，从露天小餐馆飘来的食物香味，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忆起我们在研究日本和日本人的时候，碰到的那些坦诚而慷慨的人。

克莱德·克拉克洪及其妻弗洛伦斯·克拉克洪是最早一批提出文化研究理论的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构架”曾经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威廉·考迪尔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一本比较日美社会文化的专著，之后研究兴趣转向心理卫生，关注社会文化对人心理卫生带来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医疗人类学领域的奠基人。

罗纳德·多尔是美国当代研究经济社会的专家。20世纪70年代，因对英国生产模式与日本生产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享誉学术界。之后，著有《企业为谁而在：献给日本型资本主义的悼词》。

日语中的amae（又译为“依赖”），史密斯将它定义为“依靠他人的好意”，是一种高度的信任，能让人与伴侣、父母甚至自我间的亲密关系得以更进一步。或如土居健郎所说，这是一种“将对方的爱或善意视为理所当然”的情绪。这是一种孩子气的爱，正如它的另一种翻译所展现的那样，“举止如同被惯坏的孩子一样”。

指用冰块来冷冻食物的冰柜。

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主导了一项旨在将美国在海外剩余作战物资出售后用于资助美国与世界各地教育文化项目的法案。之后相关教育文化资助项目也成为战后美国软实力对外输出的重要象征。

“匁”为日本的和制汉字，相当于中国的计量单位“钱”，即1两的1/10。日本现行货币中，5日元面值硬币的重量正好为1匁。

1960年1月19日美国与日本正式签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该条约暗含了日本实施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确认驻日美军的法律地位。《条约》签署前后，日本国内曾爆发大规模抗议运动，被称为“安保斗争”。鉴于抗议活动规模之大与激烈程度，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访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