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眼前的棺材，安德鲁绞尽脑汁想要想起死者的名字。里面躺着的是个男人，这点他非常确信。但可怕的是，他对此人的名字完全没有印象。他努力地回忆着，觉得他不是叫约翰，就是叫詹姆斯，可就在刚刚，杰克这个名字又突然闪过脑海。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参加了成千上万场葬礼，肯定会在某些时刻出现记忆短路，这也无可厚非，但并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一股厌恶感浮上心头，他痛恨自己竟然连死者的名字都忘了。

如果能在牧师提及之前想起死者的名字该有多好!这次的葬礼并没有悼词单，或许他可以查看一下工作手机。但那算作弊吧？估计是的。如果教堂里坐满了前来吊唁的送葬者，偷瞄一眼手机或许不会被察觉，很容易蒙混过关。然而，现场除了他，只有牧师一个人，根本无法实施计划。通常情况下，殡葬承办方也会出席，但那人今天请病假了。

令安德鲁不安的是，自从仪式开始，旁边的牧师就时不时地看看自己。在此之前，安德鲁并未跟他打过交道。有些孩子气的牧师说话有些颤抖，而教堂内部的回声结构无情地放大了他的颤音。安德鲁搞不懂这是不是出于紧张，他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想要安慰眼前的牧师，可似乎收效甚微。要给他竖个大拇指鼓鼓劲吗？不合适吧。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又看了看棺材。或许他叫杰克吧，尽管他死的时候都七十八岁了，自己也没碰到几个叫杰克的人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至少，目前没几个。五十年后，当养老院里住满了一堆叫杰克、韦恩、“小叮当”、“气泡果汁”的老头儿老太太们——腰上刻着的类似“前方五十码正在施工”意思的部落文身也变得不可辨识——那可真的很奇怪了。

上帝啊，集中精神，他告诫自己。他在场就是要为踏上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可怜人送行，见证他们的最终时刻，替亲友献上充满敬意的悼念。要有尊严地离开——这是他的座右铭。

不幸的是，对于这个不知是叫约翰、詹姆斯还是杰克的人来说，基本无尊严可言。验尸官的报告显示，他是蹲厕所的时候死的，当时正在读一本关于秃鹫的书。更为悲惨的是，安德鲁去现场才发现，那本介绍秃鹫的书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好书。当然，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随手翻了几页后，安德鲁就发现该书的作者脾气极为暴躁，他花了整整一页的篇幅来诋毁红隼。而死者偏偏将这一页折了个角，粗鲁地留下记号，或许他也同意作者的观点吧。脱下橡胶手套的同时，安德鲁在心中暗暗发誓，等下次看到红隼——或任何隼的同类，他都要诅咒它们，算作对死者的一种哀思。

除了另外几本鸟类书籍，整幢房子里找不到一丁点儿可以推测出死者性格的物件。既没有唱片，也没有影碟，墙上没有一幅画作，连窗台上都找不到一张照片。唯一能看出点儿死者癖好的就是厨房橱柜里堆的大量干果麦片盒了。因此，可以推断出，这位名叫约翰、詹姆斯或杰克的先生是个敏锐的鸟类学家，身体消化功能极佳，除此之外，安德鲁便一无所知了。

安德鲁一如既往地仔细检查着房子的里里外外。这是一栋古怪的都铎式平房，在梯形街道的房屋群中赫然挺立，显得尤为突兀。他把房内翻了个遍，直到他确信未曾遗漏一丁点儿能与死者亲属联系上的证据才罢休。他还去敲了邻居的门，但那些人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没留意到有这么个人存在过，也就根本不曾发现人已故去的事实。

牧师依旧小心翼翼地演讲着，等他说到上帝时，安德鲁根据经验得出，仪式要接近尾声了。他必须想起死者的名字，这是原则性问题。他已竭尽全力在做一个称职的吊唁者——即便现场再无他人，他也表现得如同参加那种几百名伤心欲绝的亲属在场的葬礼仪式一样毕恭毕敬。他甚至在跨进教堂之前就取下了手表，他不想让逝者最后的一段旅程受到一丝丝干扰，哪怕是秒针的嘀嗒作响。

可以确定，牧师已经在说结束语了，安德鲁必须作出选择。

约翰吧，他决定，他肯定叫约翰。

“而且我们相信，约翰——”

答对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生活得不尽如人意，孤苦伶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没有亲朋好友的相伴。但我们可以放心，仁爱善良的上帝正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到来，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孤单的旅行。”

一般葬礼结束，安德鲁便会迅速离开现场，不作逗留。仅有几次未能脱身，不是被迫跟殡葬承办方扯东论西，尴尬得说不出话来，便是撞上了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后者的数量多得令人咂舌，他们在外面闲逛，尽说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为了避免此类的麻烦，安德鲁早已熟能生巧，一溜烟地便逃开了。可今天，教堂布告栏上一则“疯狂仲夏宴”的通知让他分了心，那欢快的语气使人不安。等他回过神来，才感到有人在不停地拍自己的肩膀，活像个不耐烦的啄木鸟。回头一看，原来是牧师。近距离看上去，他似乎更加年轻，眼眸浅蓝，金色的头发整齐地中分，仿佛是他妈妈精心梳理的。

“嘿，你叫安德鲁，对吧？还有，你是议会的人吧？”

“是的。”安德鲁答道。

“所以说，没找到他的任何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