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nsa还花大量精力去“黑”国外的计算机网络，这一行为在nsa的预算表上美其名曰“攻击性网上行动”。2011年，美国情报机构曾经实施了231次“攻击性网上行动”，大多数是由nsa发动的。当cia的信息操作中心逐渐扩张起来后，也加入了“攻击性网上行动”的行列。显然，这些行动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
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当nsa大范围地窃取其他国家的情报资料，监控外国人动向时，在nsa内部，每天接触机密文件的员工也不会逃过nsa的检查。在nsa或者cia的求职者中，有的人的确是和基地组织有关或者“背景不干净”的，为了确保机构内部没有敌国间谍，nsa每年都会对雇员进行背景调查，fbi、cia等其他情报机构也是如此。在曼宁泄密事件发生后，国会马上命令国家情报委员会建立一个内部甄别体系，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nsa内部有两个专职人员，负责监控雇员们的工作状态，如果发现哪个人一次性下载大量文件，或者进入不常用的加密数据库，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接受进一步调查。这个内部监控的计划每年也会耗掉数百万美元，然而，筛查的范围仅限于nsa的内部雇员，因此，像斯诺登这样的承包商雇员，即使他在nsa内部网站的不同区域下载了海量的高度机密文件，nsa的检查小组仍然无法察觉。
随着人员的扩编和财政预算的不断增加，nsa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窃听美国公民的电话、网络，窃听其他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窃听各国通信电缆、收集机密情报，已经成为nsa的“日常功课”。根据《外国情报监控法》的规定，nsa不可以将美国公民和境内的合法居民作为监听对象，不管这个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如果nsa的雇员在监听外国目标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美国公民的通信信息，除非其中包含重要的情报或者犯罪证据，否则应该销毁。
虽然nsa的行动需要得到外国情报监控法庭的批准，大多数时候，法庭也没法掌控nsa的行动。在布什政府授权nsa可以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实施监听之后，nsa的权力滥用现象就越发严重。2003年，nsa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转换器上安装秘密窃听软件，已经能够随意监听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和电话信息。
在窃取信息方面，nsa和cia有明确的分工合作。nsa认为，通信信息、硬盘驱动上的数据是有价值的，cia则愿意负责静止的消息。因此，经过双方的讨论，cia负责窃取硬盘，在电脑中植入窃听代码，nsa则负责网络技术方面，在cia工作的基础上，窃取外国的数据。
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监督情报机构，保护公众免受情报部门滥用权力的监控。如今，情报委员会宁愿将时间放在削减nsa的预算、左右nsa的人事变动上，而不是调查nsa的行动是否侵犯了公民利益。这也是情报委员会未能发现、制止nsa未经授权监听美国公民的原因。
2006年，司法部同意，nsa可以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截取医生与病人、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谈话内容。一般情况下，医生、律师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谈话被视为个人隐私，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当其中一方位于美国境外，或者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时，nsa即可对其谈话内容进行监听。
2008年，nsa被国会赋予新的权力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频频违反隐私法律规定，越权执法。一年下来，nsa滥用权力的次数达到了上千次。根据nsa的内部统计，从2011年5月到2012年5月，nsa共有2776次未经授权而搜索情报、存档受法律保护的通信资料，其中有的是无意间获得的，比如程序出错、设置出错等原因，有的则是明知违规的情况下进行的操作。
2008年，nsa曾将华盛顿的区域码和埃及国际长途的电话编码搞错（一个是202，一个是20），结果拦截了大量来自华盛顿的通信记录。当时，这个错误并没有让nsa的领导层知道，华盛顿也毫不知情。事后，nsa的监督人员称，nsa毕竟是一个由人来管理、运作的单位，监督程序繁杂而费时，有时难免出错。
缺乏足够限制的环境，使得nsa的员工变得傲慢、大胆起来，不仅监视fbi、cia的高级官员，有的人甚至利用手中的便利资源，实现个人目的。在美国特工和安全人员中，离婚率普遍较高，这和他们的工作性质也有关系。不过，也有人是因为利用工作机会监视伴侣，被发现后而遭遇离婚。
2013年，有一位nsa的安全人员利用手中的监听资源，偷偷监视自己的伴侣。由于nsa拥有一套可以拦截一切数据的基础设施，大多数人的通信信息都可被这一设施自动截取，因此，nsa的安全人员如果想要查看妻子或者丈夫的邮件和通话记录，只需要轻松拦截，就可以获得对方的邮件、口令、通信记录和信用卡信息。
这样的案例在nsa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平均一年大约有一例。不过，nsa还是给这样的行为取了一个代号：loveint（爱情情报）。nsa内部安全人员会定期接受背景调查，比如接受测谎仪的测试。背景调查只是为了找到内部的间谍和泄密人员，拒绝合作的人将面临解雇。违规者通常在这个时候“不打自招”，像loveint这样的违规案例，一般不会涉及重大的监控法令，当事人会被处以行政处分或者终止聘用。
20世纪70年代，短波通信和卫星通信占据全球90%的通信，绝密的外交电报也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发送的。于是，美国在全世界建立通信监听站，在太空中放置大量的侦察卫星，通过这些通信手段，nsa可以截取各国的通信信息，实现对全球各地区的实时监控，nsa随之进入了一个窃听的“黄金时代”。
如今，这些曾经让nsa引以为傲的设备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美国人的监控欲望了。为了让全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无一遗漏地汇集到nsa总部，美国又将监听网撒向了海洋——随着光缆的发展，国家之间的越洋电话都是通过海底光缆进行通信的，于是，nsa的监控对象则从太空回到地球，进入海底寻找新的目标。
1988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开发出海底光缆，彻底改变了通信的方式。光纤的发展使得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的信息转化成光束，经由一根头发丝一般的导线，就可以迅速传递到千里之外。1991年，第一条跨越太平洋的海底光缆建成并投入使用，随后，各国开始在海底铺设光缆。1997年，英国旗帜电信公司将1.7万千米的光缆铺到了北非、中东和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也相继铺设了数千米长的海底光缆，到目前为止，光纤已经取代了短波和卫星，成为新世纪的通信方式。
为了重新回到窃听全球通信的“黄金时代”，nsa便打起了海底光缆的主意。早在海底光缆开发出来的第二年，nsa就招揽了一批通信专家，寻找切开光缆、窃取光缆信息的方法。随后，nsa派特工人员搭乘间谍潜艇潜入海底，将深埋在海床下的光缆切断并带进了潜艇工作舱。nsa的行动并没有被运营商察觉，不过，他们也没有找到处理信号的方法。
从法律上说，窃听海底通信是违反国际公约的，美国的法律也禁止nsa截取国际通信。正因为如此，美国海军派遣潜艇执行间谍任务时，情报官员永远三缄其口，即使面对媒体的盘问，也是含糊其辞，不愿意承认军方的窃听行动。
从技术上说，窃听光缆信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方面，光缆运营商不会笨到不加任何保护措施，让用户的数据资料随便外泄，在数百米甚至数千米深的海底进行窃听行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另一方面，即使窃听到信号，如何将海量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情报，也是nsa需要面对的重大技术问题。
即使如此，美国也不太可能放弃对海底光缆的窃听，以便获得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情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nsa在全世界搜集通信专家、密码专家，研究世界上最先进的破解通信密码的方法。
nsa有自己的警队、购物商场、体育设施和自设的电视网络，有专门的播音员播放新闻，通过内部电视线，还可以看到无人机拍摄到的阿富汗地面情况。nsa和cia共享一个高度保密的互联网络，接上这个网络，可以听到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谈话，也可以听到其他国家军事演习中士兵的通话。拉登搬到阿富汗之后，nsa就通过这个网络窃听了拉登的卫星电话，两年时间里，记录了超过2000分钟的通话内容。正是凭借nsa的窃听，美军找到了拉登在阿富汗的军事训练营，无人机的轰炸虽然没能击毙拉登，却也把他吓得再也不用卫星电话了。
nsa在窃听通信信息方面的确是行家，美军在中东的许多军事行动都要依赖nsa的窃听技术。不过，由于顾及的范围太广，信息太多，nsa也有过重大的失误——未能成功防范“9·11”恐怖袭击。nsa每小时截听200万次来自全球的通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重要的情报，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正是因为这样，“9·11”事件中的5名劫机者就住在nsa总部附近的民居，甚至可能和安全人员一起乘车驶过一号公路去华盛顿机场，而这些，nsa竟然浑然未觉。
面对庞大的数据，虽然有严格的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意使用和外泄这些数据，但nsa本身就面对巨大的数据处理压力。为了存储和分析庞大的数据，nsa专门打造了一个名叫“accumulo”的数据库，数据库的众多机器中存储着p级的数据（1p=1000t=1,000,000g）。accumulo支持多种格式的数据，任何来源的数据都可以进入其中，此外，它还具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可以将数据制成图表，建立数据间的链接。
尽管如此，网络公司每天生成大量的数据，如facebook用户每天生成的数据超过500t。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nsa只能选择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来存储，这也决定了，accumulo只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发挥它的分析水平。2013年，nsa在犹他州建设的密码破译和数据分析中心总投资达到了12亿美元，同时，还在马里兰州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的高能计算机能储存容量达到5zb（1zb大约是1万亿gb）的数据，可以存储全球网民未来一百年的通信数据。
全方位、多角度地掌握海量信息，的确让世界各地的私密动态都掌握在nsa手中。为了储存、整理、分析这些数据，nsa将陷入一场持久战——通信数据每天源源不断地产生，nsa就要一直想办法提升计算机系统的分析能力，扩大数据库的储存空间，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广泛吸纳雇员、不断增加预算，用美元将nsa堆成情报界的超级王国。
三以反恐为名的情报之战
2013年，距离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12年。在这12年里，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各类恐怖组织，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国家机构都朝着一个目标倾斜——反恐。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议题，不管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一以贯之地执行着反恐政策，同时，反恐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的重点。
2002年7月，布什政府公布了《国土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确保国土安全的四个任务：边界与交通安全；国内反恐怖活动；预防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恐怖袭击；应对和处理紧急情况。随后，《国防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继发布，美国正式将恐怖主义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为此调整国家战略部署。在《抗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中，布什政府阐明了美国对恐怖主义即将采取的策略：循序渐进地瓦解、削弱，最后消灭恐怖主义组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会给军方一次性拨款250亿美元，作为反恐的专项费用。2003年，美军开支继续上涨，国防预算达到了3793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11.7%，其中专门用于反恐项目的开支为27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特别拨款36亿美元，给援助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2004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5亿美元，又增长了5.7%，其中用于国土安全项目的预算为260亿美元。
美国政府在军事力量上大笔投资，建设反恐作战部队，更新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将情报机构划入了反恐的阵营。除了增加反恐情报的预算，招收情报人员，改进电子信息的截取手段，联邦调查局的职能重心也从打击国内外犯罪转移到反恐侦察，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参与到这场反恐大战中。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情报部门逐渐将反恐当作唯一的工作重心，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反恐，“打击恐怖主义”也为任何立法、军事行动提供了适当的理由和充分的依据。
在固有情报部门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新增了许多情报组织，新增与重组的部门加起来，达到了263个，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均增添了负责情报、反恐和国土安全工作的办公室。国防情报局（dia）的雇员从原本的7500人扩充至16500人；fbi的打击恐怖活动工作组从35个增加至106个。
2004年1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情报机构改革法案，决定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成立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如果说，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为了防止珍珠港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一次的情报机构改革法案就是为了防止“9·11”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国家反恐情报中心（nctc）成为美国政府的情报总库时，每天负责为总统提供有关恐怖威胁的简报。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允许nctc浏览美国公民的档案，还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政府文件、卫星图片、机密电报等大量情报。将公民的数据信息收集、整理、分析，这些行为都是严重侵犯公民隐私的做法，是法律禁止的，在以前的情报工作中也是不允许的。可见，从反恐之战开展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将公民隐私先行弃之一旁，将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土安全放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
政府赋予情报机构权力、金钱和最高的授权，情报机构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没有人知道花了多少钱、雇了多少人的情报计划中，情报机构似乎没能发挥其有效作用，反而渐渐变得庞大、笨重，而且越来越神秘。nsa每天拦截、存储17亿条信息，其中包括电子邮件、通话内容和网络上的即时消息，先进的电脑设备帮助nsa轻松完成了数据的传输和存储。但是，分析情报的工作依然要靠人工完成，这也是情报网络迅速扩张，但是情报处理效率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人员的迅速扩张，许多情报分析人员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缺乏相关的经验。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对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区的了解非常少，不懂那里的情况，也不熟悉他们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机构只能广泛撒网，希冀在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到线索，罗列出一张长长的“恐怖主义者黑名单”。
从2001年到2007年，有关恐怖嫌疑人的信息已经达到了40万条；到200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55万。2013年，嫌疑人的人数从55万上升到87.5万，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涨。不断增加的数据让情报机构的甄别负担更重了，想要在海量的信息中分析、甄别，找到真正的恐怖主义者，根本就是“missionimpossible”。
由于这份名单并非监控名单，而是被情报机构列为“潜在恐怖分子”的信息库，因此，nsa或者fbi都没有将其中的某个人当作重点对象，进行进一步的监控和调查。而且，名单上所列之人遍布全球各地，有的人生活在非洲、美洲，有的人就在美国本土活动，就像波士顿爆炸案中的两名嫌疑人一样，他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平日里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生活。情报部门永远不会想到，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或者俱乐部里的拳击手，有一天会成为恐怖袭击的发起人——如果真是这样，情报部门的侦察任务就更繁重了。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全力缉拿发起恐怖袭击的凶手。这时，长期负责监控通信信息、掌握国内外重要情报的nsa向fbi提供了一份可疑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嫌疑人的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等。fbi在拿到nsa提供的名单后，便派出特工行动，找名单上的嫌疑人进行约谈。随着调查的深入，特工们发现，这份名单非但没有帮助他们找到袭击事件的真凶，还侵犯了那些守法公民的隐私。
经过fbi的查证，名单上的人要么是“查无此人”，要么就是普通的守法民众，查到最后，联邦特工白忙活了一场，还险些因为侵犯公民隐私而惹上麻烦。由此证明，nsa的全面监控的确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数量过于庞大，而且大多数都未曾经过证实，在关键时候并不能真的起到作用。在重大的事件中，还可能耽误最佳的调查时机，针对“9·11”事件的调查便是如此。
当fbi的探员将nsa的监控数据看作有力的线索时，便放弃了其他更有用的线索，结果导致fbi的调查精力被分散，原本有用的线索也失去了进一步调查的机会。对此，nsa的官员却不这样认为，“如果没有nsa的情报线索，波特兰等市的恐怖分子也不会轻易被抓获”。
在美国发起反恐战争的十多年后，类似“9·11”事件的恐怖袭击还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将恐怖分子比喻成“毒蜂”。毒蜂在用毒刺刺向人畜，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内脏器官也会随着流出，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毒蜂”一词形象地比喻了那些为了实现攻击与报复，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恐怖主义者。
对此，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在就职演讲中曾说，成功的情报工作是战胜恐怖主义的基础。事实证明，多年来的情报工作并没有成功阻止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也没能让人们回归到平静的生活中。
nsa从来不会因为一两次的失误而放弃“撒大网、捕大鱼”的监控行动，自从2009年底特律发生一次未遂的恐怖袭击之后，nsa对数据库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修建新的数据管理中心，频繁扩大数据的容量。尽管许多人认为，要想找到潜在的恐怖分子，不能只靠大面积的撒网，而应该针对具体对象深入地分析，找到具体的危险。显然，痴迷于全面掌控的人并不信这套，所以我们看到，nsa的数据中心越建越大，存储能力不断升级，情报人员要想找到目标人物，却要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苦心搜索，结果可想而知了。
“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的严加防范，基地组织将目标转移到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和英国等地，开始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袭击事件。2004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市城铁发生10次严重爆炸，190人当场死亡，1240人受伤；没过几天，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和布哈拉州发生5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伤；4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栋联合国办事处建筑遭到恐怖袭击，至少造成3人死亡；5月，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首府体育场发生爆炸，车臣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被炸身亡。
这些恐怖袭击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都不曾波及美国本土，这也让曾经深受重创的美国人喘了一口气。近年来，情况逐渐糟糕起来。2008年10月28日，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希尔瓦·艾哈迈德在索马里发动了自杀式袭击，成为第一个生长在美国的人肉炸弹；2009年，美国逮捕了三名企图在纽约地铁实施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这些人都拥有美国的合法居留身份，也都在靠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地区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2009年年底，一名曾经受过恐怖组织训练的尼日利亚青年企图炸毁从荷兰飞往底特律的飞机，可惜行动失败。种种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正再次向美国本土进发。
2011年，被美国政府视为头号敌人的本·拉登被击毙，长达十年的反恐之战貌似以美国的胜利告终。然而，奥巴马或许没有想到，反恐之战并没有就此结束。2013年4月15日，正在举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波士顿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在爆炸案发生之前，情报部门没有丝毫的防备。
爆炸事件发生后，波士顿警察局局长爱德华·戴维斯参加了国会听证会。戴维斯说，fbi等执法部门的确与地方执法部门有密切的合作，但是合作过程中不存在反恐情报的共享。通常情况下，都是地方执法机构向联邦层面的执法部门汇报信息，联邦执法部门却没有信息反馈，两边缺乏双向的情报互动。
讽刺的是，早在爆炸案发生之前，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曾经提醒说，塔梅尔兰（爆炸案嫌犯之一）是极端组织的支持者，fbi也曾对他进行调查，最终因为找不到证据而放弃对他的进一步监控。当然，fbi不曾将这一信息通告地方执法部门。
对于常规性的、国与国之间的情报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秘密打入对方的组织内部，借以搜集情报。面对恐怖组织，这个方法就不太可行了。情报人员几乎无法打入恐怖组织内部，更不用说进入高级决策层。像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秘鲁的“光辉道路”，他们只招募年轻的成员，在招募之前，他们会对候选者的家世、性格、经历考察得非常清楚，甚至比cia招募特工还要谨慎，因此老练的谍报人员几乎不可能打入其组织内部。
情报上的不对等使得美国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来，深入到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让美国人一谈到“恐怖主义”就神经紧张，全国上下进入了“后反恐时代”。有人将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在全国造成的紧张氛围和50年代麦卡锡煽起的“反共”运动相比较。
或许有人觉得一个是政治运动，一个是防御国家安全的行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不过，它们确有一些相似之处——给美国的民主自由蒙上污点。当时，麦卡锡大肆渲染共产党已经侵入政府和舆论界，开始煽动人们互相揭发，导致一些著名人士受到政治迫害。四年后，随着麦卡锡在选举中遭到选民唾弃，社会上的恐怖氛围才得以消除。
在反恐的名义下，情报机构对美国公民和全球公民的信息进行监控、搜集，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后果，也没有造成无辜人士的受害，但监控行动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清楚地掌握一个人的大量资料。针对某个单一个体，nsa可以通过监控所得的信息了解其性格、职业、社交圈子、私人生活等方方面面，日后如果政府对这个人感兴趣，就可以从资料库中将其调出来，用数据资料拼凑出一个人几十年的完整生命，对于个人来说，这是珍贵的生命历程，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对于情报分析员来说，可能只是计算机里的一个低级的存储单位。
许多与美国敌对的恐怖分子，他们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无法和美国抗衡，于是选择黑客入侵美国的金融系统、通信系统和水电基础设施的方式，这类行动成本很低，如果成功的话，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由于网络世界不存在边界，对手的身份也不明确，可能是好奇贪玩的青少年，可能是带有商业目的的犯罪团伙，也可能是外国敌对势力。黑客只要抓住网络系统中的一个漏洞，就可以发动袭击，到那时再防御已经晚了。因此，情报部门觉得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方法，所以，五角大楼和nsa都在提升自己的网络攻击能力，以应对无国家边界的网络之战。
2010年，谷歌和nsa就网络反恐方面的合作事项展开谈判。谷歌将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前提下为nsa提供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nsa不会直接监视用户的网络搜索和电子邮件活动，而是通过谷歌这个中转站。反过来，nsa会协助谷歌调查服务器被黑客袭击的事宜——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帮助，谷歌很难遏制网络上的袭击活动。在谷歌之前，硅谷地区的高科技公司也都在和nsa等情报机构合作。
十几年来，“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人一向自以为无人敢犯的本土观念，也改变了美国人的隐私概念，使得美国政府很轻松地将手伸入每个人的生活。政府一直强调，反恐的政策会在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之间寻找平衡点。事实证明，情报机构根本就没有顾及民众的隐私，而是在反恐的名义下将调查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从2001年开始，不论是美国人搭乘国内的飞机，还是外国旅客进入美国领土，所有人都不能携带液体，行李、背包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个人还需要脱掉衣服，近乎赤裸地走入进行安检的x光机。即使所有人都在抱怨过于严格的安检程序，美国人还是愿意默默接受。“棱镜门”之后，共和党并没有向奥巴马政府施加压力，“棱镜计划”得以继续施行。从民意调查上来看，美国民众依然愿意为了防范恐怖袭击的威胁，在隐私问题上做出更大的让步。或许，“9·11”事件真的让美国人吓破胆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