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诺登抛出重磅炸弹

2013年7月31日，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获得了俄罗斯为期1年的临时庇护，两个多月来，炒得沸沸扬扬的棱镜门事件终于告一段落。斯诺登，这个可能沦为世界孤儿的叛逃者，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区，过一段安稳的日子了。

斯诺登有了着落，棱镜门掀起的波涛却没有平息下来，从2013年5月开始，“棱镜”、“斯诺登”、“监听”、“公民隐私”这样的字眼一直占据着媒体的头条，由此引来的侵犯公民隐私、政府权力滥用以及对他国公民权利的侵犯，将是一个持久讨论的问题。那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斯诺登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回溯时间，从5月20日讲起。

2013年5月20日，斯诺登乘飞机离开夏威夷抵达中国香港，藏身于一家酒店。几天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文件交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并且告知发表时间。按照计划，6月5日，英国《卫报》抛出了第一颗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在过去六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fbi）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

6月7日，美国媒体开始集体轰炸“棱镜项目”，《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是《美国政府承认通过网络收集海外情报》，其他媒体也报道了“棱镜门”的消息，如英国《卫报》继续曝光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称美国国家情报总局从电脑网络中收集到大约30亿份情报，英国《独立报》则质疑可能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受到美国电脑网络的监控。

“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不敢想象，乔治·奥维尔在小说《1984》中的虚构描写，竟然成了21世纪的现实，在夸赞作家极具前瞻性的同时，美国人也不由得拿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进行比照，充满疑虑地问自己一句“我真的生活在1984年吗？”

在《1984》中的大洋国，“老大哥”（bigbrother）可以通过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时刻监控着党员和人民的一举一动。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低声细语大一点，就能够被老大哥听到。此外，他在某一特定时间的一言一行，都处在被人监视的状态。思想警察从头到尾监视着所有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接上你的线路，获得你的动向。

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不禁让美国民众的神经为之一颤。就在棱镜门曝光的几天内，《1984》这本写于60多年前的小说销量一路飙升，一度登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就在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棱镜门”时，却没有人知道媒体是从什么人的手中拿到了政府的高级绝密资料，所有媒体的报道都称其为“告密者”。

6月9日，“棱镜门”的主角现身了，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此前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夏威夷项目的美籍技术承包人——爱德华·斯诺登。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位年老的、深谋远虑的阴谋家，而是一位年仅29岁的小伙子，又是一个电脑高手。这不禁让人想到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和阿桑奇遭遇的外界评价差不多，有人说，斯诺登和将美国外交密件交给维基解密的士兵曼宁一样，是个卑鄙的告密者；也有人说，他将美国政府的黑幕公之于众，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人知道他手中还掌握着多少政府的高级机密文件。大概是因为有了曼宁的前车之鉴，斯诺登的行动更稳妥，也做了更周密的打算。

到达香港后，斯诺登在一家豪华酒店里藏匿了两个星期，随后，他联络了媒体，将手中的机密文件交了出去，与此同时，他在酒店里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采访视频在“棱镜项目”曝光五天后发布。在这段长达12分钟的视频里，斯诺登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坦言，之所以决定将掌握的机密公之于众，纯粹是因为自己的良知不容美国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是为了让公众知道“这个庞大的监察机器”的存在——“你什么错都没有，但你却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也许只是因为一次拨错了的电话。他们就可以用这个项目仔细调查你过去的所有决定，审查所有跟你交谈过的朋友。一旦你连上网络，就能验证你的机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措施，你都不可能安全。”

为了将真相告诉世人，他选择牺牲一切，包括工作、收入和女友，“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让我良心不安”。至于为什么放弃匿名告密，斯诺登说：“我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他非常佩服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泄密给维基解密的布拉德利·曼宁。不过，他在泄密之前认真挑选了文件，保证材料内容只关乎公共利益，一些可能造成更大影响的材料被他提前过滤掉了，因为“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在他决定将第一份材料提供给媒体时，同时做了一份关于自己的声明，他知道自己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而遭殃，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告知公众，政府在以他们的名义做些什么事儿。

实际上，早在斯诺登飞往香港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开始四处搜寻他的行踪。斯诺登在夏威夷的nsa项目工作了大约四周的时间，之后，他突然说自己患有癫痫，需要请长假休息，并且可以不要薪水。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依然没有上班，公司也找不到他人。于是，公司通知了nsa的情报官员，毕竟，斯诺登掌握着nsa的高级机密。

按照斯诺登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基础设施系统，用来截获任何通信数据。无论是电子邮件、信用卡信息，还是手机信息、通讯记录，都会自动地保存在国家安全局的巨大终端，平日里，他们不会查看这些数据，等到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从中调取。

从请假由夏威夷逃到香港，联系媒体，发布秘密文件，到公布个人身份，每一步都在斯诺登的计划内，而事实也按照他的设想，一步一步地将棱镜门炒热，将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件事随即在美国政坛引起了动荡，不少情报专家对此大吃一惊。在白宫发言人宣称斯诺登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出面解释说：“没有人监听你电话通话的内容，政府所做的仅仅是分析电话号码以及通话时长，然后从中找出有‘恐怖主义嫌疑’的通话。”

听起来，奥巴马似乎理直气壮，丝毫不觉得监听行为侵犯了民众的隐私。这个监听电话和网络的项目从2004年小布什执政时期就开始了。而情报机关从事这项工作的逻辑是“对于公众来说，百分之百的安全和百分之百的个人隐私不可兼得”，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损害民众的部分隐私也是十分必要的。

“棱镜门”之后，皮尤公司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6%的民众认为国家安全局在获得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出于调查恐怖主义的目的而追踪数百万个美国民众电话的做法可以接受，41%的民众则认为秘密监听计划是不可接受的。

秘密监听计划是否合法？政府的权限是否过大？美国政府和民众始终争论不休，奥巴马政府极力为监听计划辩护，称自从“9·11”以来，美国依靠监听网络破坏了50多起恐怖袭击计划，使得美国本土没有再次遭受恐怖袭击。当然，也有一些国会议员说棱镜计划是奥巴马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丑闻，应该立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管。

不管政府、民众的争论如何，从皮尤公司的民调报告可以看出，在“9·11”事件留给美国人的伤痕尚未痊愈的时候，在波士顿爆炸案留下的血痕尚在眼前的时候，一向将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放在第一位的美国人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为了安全，宁愿放弃部分隐私。可是，一些自由派人士还是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2013年6月11日便起诉了联邦政府，称其在棱镜项目中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违反宪法，请求联邦法院下令终止这一监听项目。

就在美国国内因为斯诺登的告密变得一团糟时，斯诺登却从居住的酒店退房，转移到另一地点居住，他行踪神秘，转瞬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就在外界纷纷猜测，他是前往北京，选择“投靠”中国政府，还是受到了香港政府庇护，换到了更安全的藏身地时，斯诺登再次现身。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的确找到了斯诺登的藏身地点，并派有专人保护，以防他发生意外。

斯诺登再次露面，接受了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斯诺登透露了棱镜项目针对中国的监听行动。美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发动黑客行动侵入中国网络，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网络，其目标多达上百个，其中包括大学、商业机构以及政界人士。美国不仅仅对中国发动黑客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黑客行动总共有6万多起，其攻击模式是先让黑客进入主干网络，随后便可一次入侵成千上万台电脑，这样一来，省去了一一入侵的麻烦。同时，美国政府还可透过网络巨头如谷歌、微软、facebook等公司，读取任何人的电子邮件，这些大公司和情报机构合作，将网站注册用户的信息提供给情报部门。

斯诺登的一系列爆料让白宫陷入了混乱当中，各个部门的官员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对他恨之入骨，声称“追至天涯海角，也要让他得到正义的审判”。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则直接称斯诺登为“卖国贼”。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认为，斯诺登是泄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项目细节的叛徒，而且，他不是一次性泄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可能泄露更多信息。美国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以防中国为其提供豁免和庇护。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认为斯诺登的行为是“最恶劣的叛国”，前众议员保罗表达了他的担心，“美国政府里有人可能用巡航导弹或无人机杀死斯诺登”。

6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表示，fbi已经开始对斯诺登曝光棱镜项目一事展开刑事调查，也就是说，美国官方正式对斯诺登采取了行动。fbi的任务是调查斯诺登在泄露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的过程中，触犯的法律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政府官员的态度不同，31%的美国民众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23%认为他是叛徒，另外46%的人表示很难做出回答。当问及斯诺登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时，25%的人表示赞同，35%的人表示反对，其他人则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为了引渡斯诺登，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律师锁定了数十项罪名，包括在美国、中国香港两地都属违法的“公开官方机密”等，如果证据充足，fbi将提交法院，对斯诺登进行起诉。在美国官方尚未对斯诺登做出裁定时，在白宫网站上，美国民众发起了为斯诺登请愿的签名行动，请愿书称：“爱德华·斯诺登是国家英雄，应当立即全面赦免他因泄露国家安全局秘密监控计划所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行。”

按照规定，如果网站在30天内收集到10万个签名，白宫将会对此做出回应。结果，在短短三天时间里，就有6.5万人响应，截止到6月24日，请愿活动收集了超过10.7万个签名。不过，美国政府表示，斯诺登的泄密给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计划向斯诺登前往的任何国家提出引渡要求。此前，因为受到重罪指控和通缉，斯诺登的护照已经被吊销。

在香港，民众则认为香港政府不应该将斯诺登交给美国。6月15日，由20多个团体、数百人组成的示威者冒雨走上街头，从香港市中心的遮打花园走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示威者高喊中英文口号，支持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项目的斯诺登，谴责美国侵犯市民权利和隐私，并且要求美国尽快澄清事件，终止监听计划。示威者吹着口哨，佩戴着印有斯诺登头像的面具，一位抗议者手中拿着奥巴马头戴大耳机的海报，暗示奥巴马是最典型的间谍。

示威游行引来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关注，从始至终保持沉默的特首梁振英终于开腔。梁振英放弃了“不披露，不评论”的态度，给出了一个温和性质的声明：“在斯诺登一事上，当相关机制启动后，特区政府将按香港的法律和既定程序处理。同时，特区政府亦会跟进任何香港机构或香港人的私隐或其他权利被侵犯的事件。”

香港媒体在棱镜门曝光后，对509人做了民意调查，结果49.9%的人“反对”或“强烈反对”香港政府引渡斯诺登，17.6%的人说应该将他交给美国，其他人则拒绝回答或尚未形成意见。在“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国者”这一选项中，33%的人认为他是英雄，12.8%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者，23%的人认为他“介于两者之间”，其他人觉得自己无法评论。

斯诺登带着90天的旅行签证进入香港，从法律上说，他可以停留到2013年8月18日，在此之后，他如果想继续留在香港，就必须申请避难。而在签证有效期内，他不能向香港政府提交避难申请，除非美方提出指控，对其发出通缉令，斯诺登才可以申请避难。

从法律上说，香港可以选择主动移交斯诺登，或者在美国发出通缉令，而且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斯诺登遣返回国。因为早在1996年，美国政府就和香港地区签署了引渡协议，允许美国从香港引渡刑事案件嫌犯回国。香港曾经将一些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如涉嫌金融欺诈、内幕交易、恐怖主义、虐待儿童的嫌疑人遣送回美国。此时，如果美国政府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香港可以拘押斯诺登60天，在此期间，美国需要为提出正式的引渡请求做准备。但是，如果美国的引渡请求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外交或公共利益，中央政府有权否决。

不管怎样，斯诺登选择了一个绝佳的战场和美国政府周旋。在香港，他不会立即被遣返，而且香港的媒体自由，有多家外媒驻港，可以随时发布最新消息。不过，他也可能面对国际刑警的追捕和美国政府的刑事问责。

就在奥巴马政府被斯诺登搞得焦头烂额之时，g8峰会即将在英国北爱尔兰举行。此时，斯诺登也紧跟形势，在g8峰会召开的前一天继续爆料。英国《卫报》在6月16日又公开了多项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2009年英国伦敦召开g20峰会时，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曾设立“间谍”网吧，吸引与会代表使用，借此读取各国官员的邮件，以窃取情报。除此之外，英国的特工人员还在电脑上安装了邮件拦截程序和按键记录软件，甚至潜入与会代表的手机，监听他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政府通讯总部”安排了45名分析师，全天监控峰会的动向，汇报谁参加了峰会，谁在峰会上打电话。这次监控很可能是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通力合作的项目，英国当时的监控目标有南非、土耳其，美国方面的目标则是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

文件显示，2009年4月1日，梅德韦杰夫到达伦敦的当天就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时间在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举行会谈后的两个小时。情报人员发现，俄方领导层的信号传输方式有所改变，于是，梅德韦杰夫打往莫斯科的一通卫星电话被监听。此前，美国一直辩解说，所有监控电话和互联网的行为都是为了反恐，这一消息的曝光让奥巴马政府难以自圆其说。

《卫报》的报道一刊出，英国随即将斯诺登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禁止他登上飞往英国的航班。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英国和美国在情报上的联系。有消息称，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早就已经参与棱镜计划，而g20峰会上的监控活动，也获得了时任首相布朗的批准。

在斯诺登新一波文件曝光之前，奥巴马原本打算趁着g8峰会的机会，向与会的各国领导解释棱镜项目导致的后果。结果，酝酿好的辩解词和解释气氛都被斯诺登破坏了。到g8峰会时，奥巴马只得死扛到底，坚持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没有侵犯美国民众的个人隐私，而是得到国会批准，符合法律程序的活动，其目的只为了收集原始信息，监听过程中既不会随意识别电话号码的归属者，也不会随意监听通话内容。

自从棱镜门事件爆发以来，极力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辩护是奥巴马坚持的态度，然而，面对民意的变化和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他不得不转变策略，从原本的强硬姿态改为和平商谈，甚至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可以就安全和公民自由的取舍展开讨论。很显然，棱镜门让奥巴马陷入了囚徒困境：如果他一直坚持棱镜门的合法性，很可能失去那些主张个人自由的民众的支持；如果借此机会修改国内安全政策，一旦发生新的恐怖袭击，奥巴马同样难辞其咎。

国内的麻烦已经让奥巴马一个头两个大了，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随着斯诺登的一次又一次泄密，欧盟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纷纷质询美国，欧盟司法委员会也致函美国司法部，要求对棱镜项目可能给欧盟公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说明。如果说，斯诺登会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一样，名义上被审判，实质上获得自由，那么，美国的困境会一直持续下去，让奥巴马陷入两难的困境。

二英雄还是叛徒？

斯诺登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自从2013年夏天，斯诺登因为泄密一事而声名大噪后，这是围绕在他身边最有争议，也是炒得最热烈的话题。《纽约时报》评论斯诺登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被政府委以重任，却选择以告密的形式宣扬自己的价值取向，违背了社会道义；《赫芬顿邮报》则认为，政府和承包商可以花钱购买他的技术，却不能买走他的言听计从。在网络上，在民间，讨论也是针锋相对、众说纷纭。在评价斯诺登是英雄或是叛徒之前，还是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不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勇敢者吧。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1983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父亲朗尼·斯诺登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是一名美国海岸警备队的官员。母亲伊丽莎白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居民，是马里兰区美国地方法院的办事员。斯诺登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做律师的姐姐，居住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

1999年，斯诺登举家搬迁到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斯诺登中学辍学，后来进入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计算机专业，以获得必要的学分拿到高中文凭。可惜，他后来没有完成课程，只获得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斯诺登的父母在他少年期离婚，父亲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母亲则住在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的一幢公寓里。斯诺登16岁时离家，曾经独自在这座公寓里住了几年。有时候，斯诺登的母亲会带日用品来看他，女友也在周末和他相聚。住在公寓里的邻居说，他们经常能看到斯诺登在电脑前不分昼夜地工作，他看起来就像个“计算机怪才”。

斯诺登从小到大的玩伴布拉德回忆说，他只记得斯诺登有着大嗓门和柔软的金发，对电脑游戏异常痴迷，至于他当年的模样，则无法回想起来。在同学、老师、邻居的眼中，斯诺登身材瘦削、安静羞怯，他喜欢保持神秘，避免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他擅长的网络世界，他用假名隐藏自己的行踪，甚至讨论如何确保自己没被“跟踪”，他对个人隐私的重视似乎超过常人。不过，长期沉浸在网络世界里，让他和现实多少有些脱节。

2004年，斯诺登加入美国陆军，希望能够参加特种部队，参加伊拉克战争，斯诺登觉得自己“有责任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不过，军队中的培训让他对美国参与战争的目的产生了怀疑，教官们每天鼓励他们杀戮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别人，这完全颠覆了斯诺登原本的战争信仰。

巧的是，在几个月后的训练中，斯诺登折断了双腿，随即被解除兵役。后来，他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设置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警卫。他虽然没有学历，在计算机方面却非常有天赋，凭借这一点，他得以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担任和信息技术安全有关的职务。凭借卓越的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斯诺登获得破格晋升，在中情局占据了一席之地。

2007年，斯诺登被中情局派到瑞士的日内瓦负责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并且用外交身份进行掩护。在三年的时间里，斯诺登一直在中情局官员身边工作，同时，他有机会接触一些机密的文件。工作中接触到的一切让他对美国政府和它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感到幻灭，他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正当性，甚至严重怀疑自己也是作恶者之一。

他亲眼看到，中情局的特工用制造事故的方式招募一位瑞士银行家，目的是从他身上获取银行的秘密信息。当时，特工故意让这位银行家喝醉，然后怂恿他自己开车回家，当他因为醉驾被捕之后，另外一名卧底特工便以交朋友的名义帮他摆平了官司，银行家对其感恩戴德，于是，招募成功。中情局的这些行为，让斯诺登觉得不寒而栗，那时，他就曾考虑公开那些秘密监视项目。

不过，中情局中的秘密大多是关于个人，一旦揭发出来，就会有具体的人受到伤害，这并不是斯诺登想见到的，于是他决定放弃。此外，奥巴马在选举中获胜也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斯诺登曾对奥巴马的政策抱有一线希望，他希望新政府能够做出改革，如果那样的话，就不需要非得披露出来。可惜，奥巴马并没有试图约束那些项目，而是继承了他前任的运作方式。

2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为戴尔计算机公司工作，随后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家合同承包公司，职务是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在离开夏威夷之前，他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三个月，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安全级别很高，按照斯诺登个人的说法，他有权限看国家安全局所有工作人员的值勤表、整个情报圈、世界各地的卧底干员、我们拥有的每个工作站的位置、目前有哪些行动计划等。

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上，斯诺登有一名做钢管舞演员的女友，两人交往四年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斯诺登的女友名叫林赛·米尔斯，今年28岁，曾经是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钢管舞演员，住在夏威夷斯诺登租住的公寓里。他们彼此非常相爱，感情非常稳定，还一起游览了世界上许多地方。

在斯诺登决定泄密之前，他们一起去了香港，亲戚朋友都以为，他们会在香港结婚。米尔斯的父亲也见过斯诺登，他觉得斯诺登人非常好，害羞，不善言辞，但是非常稳重，更重要的是，斯诺登具有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念。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决定抛下一切，将所掌握的秘密公之于众。

按理来说，斯诺登年薪20万美元，生活舒适，爱情甜蜜，即使觉得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不合适，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美国政府的监控项目让他感到良心不安，在看到奥巴马政府一点改变计划的意图都没有的情况下，斯诺登决定将所掌握的真相说出来。在国家安全局的办公室里，斯诺登拷贝了最后一批文件，并且告知管理人员，他需要离开几周，治疗癫痫病。

在只身前往香港之前，斯诺登对米尔斯说，他需要离开几周。对于在情报领域工作了近十年的人来说，这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米尔斯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计划，无论是家人还是女友，因此，他们像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都是通过媒体才知道斯诺登泄密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