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当然否认这些指控。“你怎么会去相信这些恶意的中伤！”他告诉我，“我努力工作，做出这些牺牲，还不是为了给我们家最好的东西。有多少次，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根本不想在医院里待到那么晚。现在你竟然用这个来指控我！你怎么能打算离开我，破坏这个家？看看周围别的女人，我不敢相信你竟然一点都不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听他这么说，我不禁觉得自己的确对他不够忠诚又缺乏信任。还有我的孩子，我真的很爱他们，孩子们也都深爱着杰，我怎么能毁掉这个家呢？

然后，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在我耳边低语：“穿上我最喜欢的那条黑裙子，我带你去吃晚餐吧！我再也不想听到‘离婚’这两个字。你不要再听信那些闲言碎语了。”我挤出一抹微笑，穿上那条裙子，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跟杰出去吃饭，但我心里一团乱。

杰知道玛丽亚最在乎什么，他会告诉她两人关系破裂可能产生的后果，直击她对家庭的责任感。他告诉她，这意味着她不仅抛弃了辛勤工作的丈夫，还剥夺了孩子得到的关注与幸福感。

因为不愿毁掉家庭，许多人宁愿继续维持早已破碎不堪的关系。没有人会愿意让孩子经历家庭环境的剧变，或处理他们面对的痛苦与困惑。有些情感勒索的受害者确实会出于对孩子的责任心，甘愿做出他们眼中所谓的“牺牲”，放弃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即使目前的生活并不如意，但一想到可能造成家庭破碎，玛丽亚就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玛丽亚的责任感非常强，支配着她的生活。玛丽亚以这份责任感为荣，出自本能地不容许自己有任何不够负责的举动。但杰一次又一次地扭曲了义务与责任的真正含义，他将事情的焦点转移到这个夸张的定义上，使其掩盖了自己不忠的事实。根据杰的定义，玛丽亚得随时随地尽她对杰的责任；而杰是否要尽到他对玛丽亚应尽的责任，全凭他高兴。杰在一味指责玛丽亚对他做了什么的同时，并没想到自己到底对妻子和孩子做了什么，当然也不会顾虑到他的风流韵事已经给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了深刻影响。如果情感勒索者能在要求别人为他们着想的同时也考虑到他人的感受，那可就天下太平了。

在夫妻感情触礁之时，杰却不愿意做出任何努力，因为他可是个大忙人，而且根本没有必要——他觉得自己又没做错什么。他认为如果玛丽亚心情郁闷，她应该自己想办法调节，回到原有的轨道上。

我提醒玛丽亚，不管今天杰或者其他任何人采取什么态度，她在为别人着想的同时，更要好好照顾自己。玛丽亚今天这种任丈夫宰割的局面并不是出于自尊或经过深入思考后选择的结果，而是遭遇情感勒索状况时的自然反应。

和那些常常受制于责任感的人一样，玛丽亚总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但是，要清楚界定责任并不容易，一旦责任感超越了自尊与自我关怀，情感勒索者很快就会明白该怎么利用这一点了。

亏欠的无底洞

有些情感勒索者会在陈年旧事里寻找对受害者予取予求的借口。由情感勒索者操控的记忆仿佛成为一个全年无休的电视频道，不断播放他们过去对我们的好意与慷慨之举。

只要情感勒索者曾经对我们施恩，他们就不会轻易遗忘。与其说这是份礼物，其实更像是一项没有上限的贷款，我们得连本带利偿还，而且往往会入不敷出。重点是，情感勒索者所谓的牺牲并不是真心的，只是为日后索取回报预先做的准备罢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琳恩向我求助初期，我赫然发现她也开始使用一些情感勒索的手段反击杰夫。我邀请杰夫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他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有一次甚至因为和琳恩起了争执，负气离开家几天。那次我们为车的事情吵了一架，她打电话到我弟弟家找我，那是她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表达她对我们关系的真正看法。她在电话那头哭个不停，最后开始冲我吼：“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会这样对我！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每次都只想从我这里拿这个，拿那个，你知道到底是谁在拼命赚钱，是谁在付账单。我为你牺牲这么大，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开我？你如果再这样想不理我就不理我，就别想再拿到一毛钱！”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俩麻烦大了。这样对待彼此的方式让我们感到很害怕，于是我们决定一起来接受治疗。

就像许多情感勒索者一样，琳恩也转而把矛头指向杰夫对她的亏欠，同时对他的人格和动机做出许多负面的道德判断。她用尽一切办法要求杰夫留下来，因此过分地强调他的责任，想要让他与自己一样恐惧。琳恩在可怜兮兮地要求杰夫回来的同时，已经丧失了主导权，为了重新获得它，她也开始扮演情感勒索者，在两人的关系中掌握主动。

受害者和情感勒索者的身转换，在任何关系中都可能发生。双方情感勒索的频率可能不均衡，但只有一方扮演情感勒索者的情况很少见。我们也可能在一段关系中是受害者，到另一段关系中又成为勒索者。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上司总是用情感勒索的手段对付你，因为你不能或不愿对他表露出长期累积下来的挫败感与怨恨，这些消极情绪会让你用相同的手法去对待伴侣或是孩子，以重新获得一种掌控感。或者，就像琳恩和杰夫的例子一样，会在同一段关系中发生角色对调，受害者会转而使用情感勒索的方法去对待勒索者。

你需要在生活中平衡义务的比重。义务尽得太少，会让我们缺乏责任感，但如果把事事都揽在身上——就像琳恩那样为每一项奉献索取回报——我们会被无法逃避的感情债和随之而来的怨恨压得喘不过气来。接着，情感勒索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地缠上来。

罪恶感

作为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人，罪恶感可说是一项必备的人格要素。在未被扭曲的状态下，它也是一项意识工具，只要我们违反了自我与社会的规范，它就会让我们产生不舒服与自责的感受。如此一来，我们的“道德指南针”便会得以运作。它带来的痛苦感受能鞭策我们做些什么予以缓解。为了避免产生罪恶感，我们会避免做出伤害别人的举动。

我们信任这种能主动运作的行为规范，也相信只要有罪恶感，就意味着我们在待人处事方面出了界，有意地违背了我们为自己制定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只要我们对别人做了一些具伤害性的、违法的、残酷的、施虐的或是不诚实的行为，罪恶感就会自然且适时地开始运作。

只要我们是有良知的人，罪恶感的规范便无所不在。不幸的是，罪恶感很容易出错。我们的罪恶感就像一个过于敏感的汽车警报器，连卡车驶过都能让它响起来。这时，我们不仅会接收到应得的罪恶感，还会体验到过度的罪恶感。

这种“欲加之罪”导致的罪恶感对界定和修正错误行为毫无帮助，反而成了情感勒索者布下迷雾的主要武器，其中充斥着责备、控诉以及自我惩罚。简单说来，欲加之罪的制造过程如下。

1我做了某事。

2对方心情沮丧。

3不管那是不是我造成的，我都愿意负全责。

4我觉得有罪恶感。

5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只要能让我感觉好点儿。

更具体的行动步骤如下。

1我告诉朋友今晚不能和她一起去看电影。

2朋友心情不好。

3我觉得很抱歉，而且深信朋友一定是因为我出尔反尔才会不高兴。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坏人。

4我最后还是取消了原先的计划，陪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了。她的心情变得好些，我也不那么自责了。

欲加之罪或许和我们是否真伤害了别人的感受无关，关键是我们相信自己的确做了伤害别人的举动。情感勒索者会要求我们对所有抱怨及不满负全责，并拼尽全力将原来正常运作的“罪恶感机制”变成“欲加之罪生产线”，不断点亮罪恶感的提示灯。

这种影响是很强烈的。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好人，但是情感勒索者却用欲加之罪让我们对自己和善、负责的固有评价打了个大问号。我们会觉得自己该对情感勒索者的痛苦负责，甚至当他们表示我们的拒绝加深了他们的痛苦时，我们也深信不疑。

推卸责任的游戏

对情感勒索者来说，制造欲加之罪最快的方法就是推卸责任：不管遇到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或问题，全把它推给受害者就对了。既然我们拥有的罪恶感机制会让我们扪心自问“我是否伤害了别人”，那么大部分的人自然会在被直接指控伤害了某人的情况下产生罪恶感，而没有考虑我们是否真做了伤害对方的事。有时候，在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时，这样的罪恶感不会出现；但在多数的状况下，我们会先道歉，之后才会去仔细检讨情感勒索者的这番指控——如果我们还记得这样做的话。

我们常谈到传播罪恶感，但我认为对这种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推卸责任。善于推卸责任的情感勒索者，会不断地用一种推销员般的口吻猛轰我们，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他们的技巧会略有变化，但想传达的主旨只有一个：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你们的错！

• 我现在心情很糟（这都是你的错）。

• 我得了重感冒（这都是你的错）。

• 我喝了太多酒（这都是你的错）。

• 我今天工作很不顺利（这都是你的错）。

看到这样一张清单时，你也许会觉得有些可笑——如果这些抱怨影响不到我们还好，但我们常常会无法判断这些令人困惑的信息是真是假，尤其当对方是你关心的人时，你更会觉得他心情不好的确都是你的错。这样一来，情感勒索者就乐得不跟我们解释清楚，因为我们都会默默承担，而且还觉得自己充满罪恶感。这时，只有让情感勒索者顺心如愿，我们才能释怀。

三感交织

当情感勒索者想要一步步操控我们时，你会发现，构成迷雾的三种情绪要素是密不可分的。只要你在周围发现迷雾中的任何一项要素，它的“伙伴”也就离你不远了。

从玛丽亚的例子来看，责任感与罪恶感已形成了一股密不可分的态势。因为没完成任务而产生罪恶感的人实在不少，玛丽亚正是其中之一。

杰告诉我，如果我们分手，那一定是我的错。我会在夜里躺在床上，思考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会有怎样的后果。深沉的罪恶感一直纠缠着我，老实说，我困惑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想让孩子难过，天哪，他们的生活不应该变得这样支离破碎！以往我为孩子牺牲奉献的一切，似乎都因为我“打算毁掉家庭”而被全部否定，我说不出“离婚”这两个字，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玛丽亚再一次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后考虑，也因为这样，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虽然杰的举动让玛丽亚感到气愤和伤心，但她心中日渐扩大的罪恶感却也让她无暇考虑这些感受。

很多人都以玛丽亚这种方式和情感勒索者进行互动，让怨怼与自怨自艾逐渐侵蚀自己。但是，如果一段婚姻或友谊失去乐趣和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它就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不会停止的勒索

只要让情感勒索者抓住你的把柄，时间就不重要了。即使目前一切太平，他们还是能从过去的事情中找到素材。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件引发你罪恶感的事，也不会认为你的弥补已经够了，无论你以前做了什么，情感勒索者都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旧事重提对他们来说，根本是家常便饭。

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那位护士凯伦，就是在女儿的阴影下过活的最佳例子。她的女儿梅兰妮，让凯伦时时刻刻都无法忘记多年前的一次意外事件。

这件事说来话长。梅兰妮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因为一场车祸丧生。在那次车祸中，她也受了重伤，脸上还因此留下了疤痕。我带她做了几次手术，现在她看来与常人无异，但她还是对额头上的一些小疤痕耿耿于怀。我知道这件事对她而言多么痛苦，所以付钱让她参加了几年心理治疗。

即使这件不幸的车祸是另一方的不慎导致的，我还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逐渐抚平心中的罪恶感——如果我们开慢一些，如果我们晚走一天，如果……也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梅兰妮更是时时刻刻提醒我，要不是因为我坚持要来次休闲之旅，如果不是我自私地想要多休息几天，我们的车就不会出现在那条街上，车祸也就不会发生了。我知道这样想很不理性，但我就是会深陷其中。最后，对于梅兰妮，我只能采取“她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的补偿办法。

无论凯伦怎么做，梅兰妮都不让这件事就此烟消云散。就像许多受到情感勒索的人一样，凯伦也发现，屈服于这些情感勒索者，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而已。

有时候我会想，我这辈子都得这样过吗？我想帮梅兰妮，但无论我怎么做，似乎都无法弥补她。我知道她自身的问题不能归罪于我，但似乎在那个喝醉酒的混蛋撞上我们的那一刻，一切就注定了。

凯伦的罪恶感中混杂了她对女儿的责任感。对她来说，即使错不在她，这股无法释怀的罪恶感仍会让她觉得亏欠了女儿。而且，如果凯伦看不到真相，她会一直努力满足梅兰妮所有的要求，以此作为对她的补偿。

当正常的罪恶感失去控制

我们对罪恶感存在反应是正常的，但情感勒索者存心不让我们忘记自己犯的错，也不会让这种罪恶感发挥前车之鉴的功能。第一章中提过的那位律师鲍勃，曾对妻子史蒂芬妮不忠，后来急欲弥补自己的过失，努力与妻子重修旧好。但是，受对严重打击的史蒂芬妮却不愿意就此罢休，总要旧事重提，因此鲍勃要努力面对的，是已经十恶不赦的罪恶。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来补偿史蒂芬妮，我得出去工作，所以根本没办法一天到晚陪着她。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史蒂芬妮重获安全感，她完全不告诉我该怎么办，但也不会放过我。既然我让她不好过，她就要让我承受同等甚至更多的折磨。天啊！就算罪犯也有出狱的一天，我却永远没办法获得假释！

史蒂芬妮当然有权利感到生气和受伤，但她却让彼此都陷入时间的泥淖中，还利用鲍勃的罪恶感来控制他。只要他们的互动还依靠罪恶感进行，他们的关系就没有修复的可能。只有当他们两人都能控制这种微妙的情绪，这段婚姻关系才有可能走出情感勒索的冰窟。

因此，罪恶感就像情感勒索者手中的中子弹，一段亲密关系如果遭到这种打击，即使表面看来依旧坚固，但其中的互信与亲密感已逐渐流失，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迷惘与困惑

很多年以前，我曾经住在一个靠近海滩的社区，那里一年有好几天夜里都会起大雾，而且整夜不散。有一天，我很晚才下班回家，那天的雾气又特别重，我只好努力地在雾中寻找回家的路。当我看到自己住的那条街和车道时，真是松了一口气，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用遥控器打开车库大门。下车查看，才发现原来我开到了邻居的车道上。只有在做完一件事后，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在雾中迷路的经验与我们在情感勒索的迷雾中摸索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即使我们的方向正确，情感勒索者还是有办法让我们在熟悉的情境与关系中感到迷失。

我们如果让迷雾操纵了我们的生活，将很难得到情绪上的平静。这种手法会瓦解我们的洞察力，扭曲我们的个人生活经历，钝化我们对周遭事物的感知能力。迷雾会越过我们正常的思考过程，直接激发我们内心的情绪反应。我们被突如其来地击倒，却还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我们。于是，情感勒索者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