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政治学解决方案
自然而然地——不需要任何虚伪的选举。民主指完全平等的机遇分配，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但并不是指甲、乙、丙可以轮流执政。每个人应当享有均等的机会去培养和锻炼自身的能力，以适应管理国家的复杂任务；但只有那些成功证实了自己的气质（或者如我们的神话中说的，他们所属的金属质地）、以卓越实力突破所有测试的人才能成为统治者。公共管理职位不应通过选举产生，不应让隐蔽的利益集团假借民主之名、行暗箱操控之实，而要以在这绝对平等的民主竞赛中展现出的真正实力来定夺。没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不能担任公共职务；只有将基础职位干好的人才能升至更高的职位。（《高尔吉亚篇》，第514—515节）
这是不是贵族政体呢？如果它确实代表的是美好，那么我们无须惧怕这个词：词语是聪明人的游戏筹码，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价值；只有傻子和政治家才把它们当成真正的金钱。我们希望被最优秀的人统治，这正是贵族体制的意义；难道我们不是像卡莱尔似的渴望和祈祷能够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吗？但是，贵族体制是一种世袭的制度，在这里必须清楚地指出，柏拉图式的贵族体制并非如此；或许它更应被称作是民主式贵族政体。因为，不同于面对利益集团推举的候选人而盲目地两害相权取其轻，人民自己将成为候选人，并且个个都是如此，他们公平地接受教育和选拔，以获得公共职位。这里面不存在异端，没有职位或特权的继承，没有阻止天才诞生在一贫如洗的环境中；统治者的儿子和擦鞋匠的儿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着相同的待遇和机会；假如统治者的儿子是个傻子，那么他在第一轮测试中就会被淘汰；假如擦鞋匠的儿子具备真正的能力，那么他会一路过关而成为国家的护卫官。（第423节）天才不管诞生在哪儿，美好的前程总是在等待着他。这是教育的民主——比选举式民主诚实和有效一百倍。
同时，“护卫官放下其他一切事务，将为维护国家自由而殚精竭虑，将这视为唯一的使命、从不涉猎任何与此无关的工作”（第395节）。他们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基于随时变幻的环境，甚至法律也不能将他们束缚于某一教条中；他们的统治原则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智慧，不受陈规陋习的约束。
但是，一群年届五十之人怎么可能具备灵活变通的智慧呢？他们难道不应该已经饱含沧桑、脑筋僵化了吗？阿德曼图斯反对说（无疑，这反映了在柏拉图家中展开的某次激烈而诚恳的辩论），哲学家是一帮笨蛋和流氓，只会要么愚蠢要么自私、要么两者兼备地实施统治。“热爱哲学之人对研究学习的热情不仅仅限于青年时的受教育经历，他们更将其视为成年后的一种追求——这些人大都发展出极其怪异的脾性，更别提那些极端的无赖了；就连其中最优秀的人也难免最终因为那被你赞誉的学习态度而变得于世无用。”（第487节）这对当世一些学究作风浓厚的哲学家而言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描述了；但柏拉图回答说，他已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困境的出现，因为这些哲学家既接受学校的正统知识教育，又经历社会生活的磨炼；因而他们将具备充分的行动力，而并非只会思考——他们将成为志向远大、情操高洁、阅历丰富的一群人。柏拉图口中的哲学是一种充满活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和智慧；他口中的哲学家不是整日躲在家中、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论者；柏拉图便是“与康德最不相似之人，而这一点（谦逊地说）也正是他一个极大的优点”。
不称职之论就到此为止；而对奸佞之举，我们可以通过在护卫官间建立一种共产体制来加以遏制：
首先，他们每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任何财产；不允许有带着栅栏和门闩、可以杜绝别人想进就进的私人住宅；他们的供给应与那些训练有素、勇敢隐忍的武士的所需数量一样；他们的契约是每年向民众征收一定额度的税费，以满足当年的开支，并不多取分文；他们当如同军营中的士兵一般同吃同睡。我们将告诉他们，他们本身已经从上帝那里获得了金和银；这些更为高贵的金属气质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因而他们无须去追求尘世间的那些徒有金子之名的糟粕，不应该与其混杂一处而致使自身的高贵气质受到污染，因为这些糟粕正是许多邪恶行径的缘起；而他们与生俱来的金属本质是不会受到污染的。同时民众中唯独他们不能触碰或处置金和银，不能用金银摆设装饰房屋，不能穿金戴银，也不能使用金银器皿。这将是使他们自己免于灾难的救赎之道，同时也是理想国的救赎之道。假使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住宅、土地和钱财，他们将变成管家或是农民，而不是国家的护卫官；变成其余民众的敌人和剥削者，而不是他们的盟友；他们将憎恨、算计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憎恨和算计，他们一生都将在面对内心这个强大敌人的恐惧中度过，这种恐惧远超过他们对外在敌人的惧怕。他们自己和理想国其余民众的毁灭也将指日可待。（第416—417节）
这样安排将使护卫官结党营私进行统治、不顾民众群体利益而只为自己牟利的做法变得没有意义，甚至危险重重。因为护卫官受保护而不被欲求困扰；他们维持贵族生活的日常所需和适当的奢侈品是定时定量供给的，因而也没有经济窘迫的顾虑。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才能够摒弃贪婪和卑鄙的野心；他们永远都只拥有一定量的物质财富，毫不多占；他们像医生一样，一面为国家制订食谱，一面亲身实践着这一食谱。他们一起进餐，如同献祭中的人们；他们一同就寝在各自的小屋里，如同发誓过简朴生活的战士。就像毕达哥拉斯曾经说的：“朋友就应该在所有方面都共享。”（《法律篇》，第807节）因此，护卫官的权威经过了消毒，他们的权力是无害的；他们收获的唯一嘉奖便是荣誉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从一开始便立志投身这项物质享受有限的事业；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教育和磨炼后，意识到政治家的崇高名誉远在擅长钻营的政客或是“精明商人”的丰厚薪酬之上。随着他们掌控政权，党派政治间的你争我夺也将自然消逝。
然而他们的妻子会说些什么呢？她们会自愿放弃奢华的生活和糜烂的物质消费吗？护卫官没有妻子。他们之中的共产体制适用于物品，也适用于女人。他们不仅将从自我的个人主义中解脱出来，还将脱离家庭式个体主义；他们不能被限制成为蠢蠢欲动、只知索取的丈夫；他们所爱的不是哪一个女人，而是整个社会。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一定需要明确或特别区分，他们一出生便被带离母亲而接受共同抚养；他们的亲子关系将在这种混合中消失。（第460节）所有护卫官的女人将照看每一个护卫官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的手足之情亦将从空话变成事实；男孩间互为兄弟，女孩间互为姐妹，每一个男人都是父亲，每一个女人都是母亲。
可这些女人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一些是护卫官从实业、军人阶级中追求、吸引而来的；另外一些则是凭借自身能力成为护卫官阶级的成员。因为这个群体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性别障碍；教育上尤其如此——女孩享有跟男孩一样的受教育权利，拥有一样的升至国家最高职位的机遇，假设她们能够通过重重测试。格劳康反驳说，允许女人当官供职就是对劳动力分配原则的违背。（第453节）对此，柏拉图给予了尖锐的回答：社会分工根据的是每个人的天资和能力，而非性别；如果一个女人展示出政治管理的能力，那么就让她来统治；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得只会洗盘子，那么就让他顺应天意，恪尽职守。
共同拥有妻子并不意味着淫乱；相反，这里对一切生育关系都有着严格和优生的监督。动物繁衍论由此开始了它蜿蜒曲折的生涯：人类为了获得特定的品质而有选择地饲养牲畜，并且从每一代中挑选出最好的来饲养，那我们为什么不将类似的原则应用到人的繁衍上来呢？（第459节）因为仅仅靠对孩子的教育是不够的；他必须基因优良，有优秀和健康的祖先；“教育应始于出生之前”（《法律篇》，第789节）。因此无论男女，除非身体健康，否则不得生育；新人结婚一定要提供健康证明。（《法律篇》，第772节）男人的生育年龄为三十至四十五岁；女人为二十至四十岁。三十五岁仍未婚的男人要交纳公益税。（《法律篇》，第771节）无法提供健康证明的夫妇所生育的后代或是畸形的新生儿将被抛弃而让其自生自灭。在适合生育的年龄前后，交媾是自由的，只是怀孕了一定得堕胎。“我们在准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严令各方尽其所能阻止此类胎儿降临世间；假使强行生下此类胎儿，当事方必须明白，如此结合产生的后代是不可能被存留的，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第461节）亲戚之间禁止通婚，因为这会导致种族退化。（第310节）“两性中最优秀的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结合，低等的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哺育各自等级的后代而不是另一等级的后代；因为这是使人类始终处于最优等状态的唯一途径……我们更加优秀、勇敢的年轻人，除了荣誉和嘉奖，还将获得更大数量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亲理应生育尽可能多的儿子。”（第459—460节）
然而，我们优生的社会不仅需要抵抗来自内部的疾病和退化，还得防御外部的敌人。如果需要，它必须能够成功发动战争。我们的理想国当然是爱好和平的，因为它将人口限制在生存资料允许的范围内；但邻近那些没有实施此类策略的国家看到我们的乌托邦中井然有序的繁荣难免心生妒意，动起前来袭击和抢掠的念头。因此，在痛斥这种举动之余，我们必须在中等阶层中培养足够数量的、经过良好军事训练的战士，他们和护卫官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依靠他们的“支持者和前辈”——人民——供给的少量物资生存。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爆发。此类情景发生的首要原因是人口过剩（第373节）；第二是对外贸易，因为当中掺杂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竞争激烈的贸易确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和平只不过是名义罢了”（《法律篇》，第622节）。因而最好将我们的理想国安置在相对内陆的区域，以避免与外界发生较高程度的贸易往来。“海洋使一国充斥着买卖、谋利和计较；它使人们养成贪婪无信的习性，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都表现如此。”（《法律篇》，第704—707节）外贸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而海军霸权实质上和军事霸权一样恶劣。“不管怎样，战争的罪魁祸首只限一小部分人，其余的大部分人都还是友好的。”（第471节）最频繁的战争正是最恶劣的战争——内战，希腊人打希腊人；愿希腊人形成一个泛希腊的多国联盟，统一起来以防止“某天整个希腊民族落入野蛮民族的奴役之下”（第469节）。
因此，我们的政治体系将以一个小众的护卫官阶级为首；该阶级将被一个数量众多的由军人和“辅臣”构成的阶级所保护；以广泛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人口为基础。这最后的或者说经济阶级有权保留完全私有的财产、配偶和家庭。但是贸易和手工业必须受护卫官的调控，以防止严重的两极分化；任何收入超过人均财产四倍的公民必须将多余的部分上缴国库。（《法律篇》，第714节）或许还得禁止利息和限制赢利。（《法律篇》，第920节）护卫官间的共产体制并不适用于经济阶级；这个阶级的突出特征便是具备攫取和竞争的天性；他们当中的品德高尚之人能够摆脱财富争夺的狂热，但大多数人都为此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他们废寝忘食追求的不是正义，不是荣誉，而是无穷无尽增长的财富。如此热衷于追求财富的一帮人是不适合统治国家的；我们整个计划建立在这样一种期冀上，那就是：如果护卫官统治有道、生活简朴，并且不妨碍掌握经济的人独享奢华，那么商人阶级也将自愿任其统治。简而言之，理想国中各个阶级、各个群体都应从事顺应各自天性和禀赋的工作；阶级间、个体间互不干扰，却又通过不同的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一个高效、和谐的整体。（第433—434节）这就是一个公正的国度。
九、伦理学解决方案
讨论完政治学这个旁支问题，我们终于可以着手探索一开始提出的那个疑问——什么是正义？世上只有三样东西具备真正的价值——正义、美和真理；而任何一样或许都是无法定义的。在柏拉图之后四百年，统治犹太区的罗马执政官无助地问道：“什么是真理？”——哲学家们至今未能给出答案，也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美。而对于正义，柏拉图勇敢地给出了他的定义：“正义就是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责。”（第433节）
这听上去或许有些令人失望；经历这么久的等待，我们期盼得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箴言。这个定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来就是指每个人的投入和产出应该均等，其所从事的应该是自己最适合做的事情。公正之人就是身处正确位置、尽其所能、投入与得到一样多的人。因此，公正的社会就是指一个由公正之人组成的高度和谐、高效的群体；当中的每位成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如同一场完美交响乐演奏中的每件乐器。社会中的正义就像太阳系各大行星间展现的和谐关系，按部就班而又井然有序地（或者，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符合音律地）运动着。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在这里，正义得到达尔文式的认可。哪里有人僭权越位，哪里的商人负责支配政治决策者，哪里的军人篡夺王位——哪里的秩序就遭到了破坏，衔接部位松动了，社会就会随之分崩离析。正义就是有效的协调力。
对个体而言，正义也是有效的协调力，使其身体的各部分各就各位、各自对该个体的行为做出贡献或负起责任。每个个体都是欲望、情感和观念的有序或是无序的集合。如果它们能够和谐配合，个体就能继续生存并获得成功；如果它们杂乱无章、迷失各自的位置和功能，如果情感既成了行为的指引，又成了推动行为的热度（对狂热者而言），又或者思想既成了推动行为的热度又作为行为的指引（对理性者而言）——那么人格分裂就开始了，失败将如同暗夜到来一般无法避免。正义是身体各部分和谐合作的秩序之美，它于心灵之重要性如同健康之于身体。所有的罪恶都源自不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个体与心灵。
柏拉图就这样一劳永逸地答复了塞拉西马柯和卡里克利斯以及日后众多的尼采信徒：正义不仅指力量，而且指一种和谐的力量——欲望归于秩序形成智慧，人民归于秩序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力，而是整体的有效协作。的确，一个人超出自己的本分和才能允许的范围去行事，可能会获取一定的利益；但是无法躲避的是复仇女神的追逐——就像阿那克萨戈拉口中的掌管行星之神愤怒地追逐着每一个跑出轨道的行星，造化之神的指挥棒亦在指示每一个不服驾驭的乐器赶快回到各自的位置、音阶和音调上。拿破仑可能企图用一种重视礼仪的制度来统治欧洲，但那更适合古代的君主而不是现代一夜而成的王朝；当最终被囚禁在一座海中监牢中时，他才悔恨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造化的奴隶”。不正义者终将被淘汰。
这样一个概念没有丝毫新奇；而我们其实应该警惕哲学研究中各种标新立异的理论。真理常常换装（如同每位举止端庄的妇人），但在每一套新装之下，她的本质从未改变。我们从不需要期待任何有关伦理的奇特创新：尽管有各式各样智者派和尼采派的新奇冒险，一切伦理概念始终都围绕着为全体人民谋福祉这一根本点。道德起源于人际交往、相互依存和社会组织；社会生活要求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个体让渡出部分个人权利，服从公共秩序；而这样一种行为最终也将成为人民整体的福利。造化已如此设定，而她的判定也必是最终的判决；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或冲突时，一个群体之所以成功，取决于它的团结程度和整体实力，取决于它的每一个个体能否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调合作、共同努力。然而又有哪一种组织状态能够比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更加优秀呢？这是每一个寻求长久之道的社会群体必须追求的状态和目标。耶稣说，道德是善待弱者；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英勇；柏拉图说，道德是全体的有效和谐。或许将三者结合方能得到一个完美的伦理学；但究竟其中谁是那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还需要怀疑吗？
十、评论
接下来我们对整个乌托邦理论说点什么呢？它可行吗？如果不可行，那它有什么比较切合实际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应用到当代社会中呢？它又是否曾经在什么地方、某种程度上实现过呢？
至少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对柏拉图有利的。一千年来欧洲都处在如我们这位哲学家预言的一群护卫官的统治之下。中世纪的习惯做法是将基督教世界的人划分为劳工、军人和教士三个阶层。最后一个阶层尽管人数最少，却垄断了全部的文化工具及机遇，以无限强大的权力统治着地球上彼时最强盛大陆的一半领土。这些教士，如同柏拉图口中的护卫官，身居要职却并非民众推举，而是凭借其在教会学习和管理过程中展示出的才华，他们选择一生过那种安贫乐道的生活，也许应该加上他在政府和教会中位高权重的亲属的影响。在他们统治的后期，亲属、裙带关系都不再重要，这是连柏拉图都渴望得到的结果；一度他们也确实享受到了给予护卫官的生殖自由。独身生活是教士权利的一部分，因为一方面如此一来他们就能不受狭隘家庭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能够超然面对肉欲的诱惑，从而增加世俗罪人对他们的敬畏之心，更加容易在忏悔室里向他们袒露自己的生活苦恼。
天主教政治的诸多制度均起源于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或受其影响：中世纪形式下的天堂、炼狱和地狱都可以追踪至柏拉图《理想国》的最后一卷；经院哲学的宇宙观大都来自《蒂迈欧篇》；唯实论（普遍观念的客观实在）是对理念学说的一种诠释；甚至教育的“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也是由柏拉图在其课程设计中首先提出的。在这样一套体系统治下，欧洲鲜有暴力事件发生；人民也乐意接受这样一套体系，因而在长达一千年的时期内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援助，却并不在政府中寻求发言权。这种顺从并不局限于平民，商人、军人、封建诸侯、政府官员全都屈膝听命于罗马教廷。这是一种深具政治洞察力的贵族统治；它建成了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奇特、最强大的组织。
曾一度统治巴拉圭的耶稣会会员算是半柏拉图式的护卫官，他们是在野蛮民族中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一帮教士寡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实施统治的共产党政权在某种形式上让人想起理想国。他们是很少的少数派，几乎全凭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他们挥舞着正统学说和开除党籍两大利器，如圣徒献身于自己的信仰一般投身自己的事业，统治着欧洲一半的领土，却一生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
这些例子显示，在一定限度内并经过一定的修改，柏拉图的方案还是可行的：他的这些构想本身也是来自旅途中观察到的现实。他为古埃及的神权政治所折服：在这里，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文明被少数僧侣阶层统治；相较于雅典公民大会的喧哗、暴力和无能，柏拉图觉得这才是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方式。（《法律篇》，第819节）在意大利他曾一度与毕达哥拉斯团体生活在一起，他们是一群素食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一团体连续几代统治着他们所生活的希腊殖民领土。他曾见过斯巴达的少数统治者与民众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一起吃饭，为了优生而限制交媾，给予勇士多妻的特权。他肯定听说过欧里庇得斯倡导的多妻社区、解放奴隶、建立希腊联盟以缔造希腊世界的和平（《美狄亚》，第230节；《残篇》，第655节）；毫无疑问，他也知道一些犬儒派信徒已经从我们现在称为“苏格拉底左派”的团体中发展出一股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简言之，柏拉图必定已经意识到他所倡导的方案并非毫无现实可能，因为他已亲眼见到。
然而，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至今的批评家已经在《理想国》中发现了诸多值得批判和怀疑的观点。这个斯塔基拉人用嘲讽的口吻说道：“这些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次次被重提。”设计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似乎很美好，但若将这个假设扩展到我们时代的每一个男子身上，就等于把它所具有的一切温暖和意义涤荡得一干二净。共产也是如此：它意味着责任稀释；每件东西为每个人所拥有也就意味着一切东西都无人看管。最后，这个伟大的保守主义者辩称，共产主义会将人拖入一种难以忍受、永无止境的密切联系中，使得隐私和个性毫无栖息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实际上只有少数圣人才具备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我们既不能假设一种超出常人的道德标准，又不能倡导一种因天性和环境而特别优异的教育；我们必须考虑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得到的生活和国家能够实现的政府形式。”
柏拉图迄今为止最著名（也是最令人羡慕的）的学生持有与后世同样论调的批评。他们认为，柏拉图低估了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下来的一夫一妻制以及附着其上的道德律令的势力；他低估了男人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认为他们只要占有某位妻子的某个部分就会满足；他也低估了母性的本能，认为母亲们会同意自己的孩子被带走，被送至一个没有爱心、不知名的地方去抚养。尤为重要的是，他忘记了废除家庭也就动摇了道德培养的基础，切断了合作和共产式习惯的来源，而这些又是理想国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他以无与伦比的雄辩毫不留情地锯断了自己坐着的树枝。
对所有这些批判，反驳起来轻而易举，因为他们所中伤的只是一个稻草人而已。柏拉图将绝大多数人排除在自己的方案之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抑制物欲，如他所设定的统治阶层；只有护卫官群体内部才会互称兄弟姐妹；只有护卫官才能真正做到不享用金银和其他物质财富。绝大多数人都将保留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财产、金钱、奢侈品、竞争和种种他们所渴求的私权。他们将保留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直到他们的忍耐极限，保留由此衍生出的种种道德和家庭规范：丈夫将随自己的喜好保留妻子，妻子也将随丈夫的喜好保留孩子。对护卫官而言，他们的需要与其说是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不如说是出于对荣誉的感受和热爱；支撑他们的力量是自豪而非善良。至于母性的本能，它并非在孩子出生或成长的过程中最为强盛；普通母亲面对新生儿，与其说是心生欢喜，不如说是屈从命运；爱随着孩子的成长逐渐形成，而并非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成形于母亲的苦心照料；直到孩子成长为一件象征母爱的艺术品时，母亲的心才真正被征服。
其他批判针对的不是心理上的问题，而是经济上的。有人质疑，柏拉图的理想国将城邦一分为三，而不是传统上的一分为二。答案如下：所谓的一分为二，其划分标准是经济冲突；而在柏拉图的城邦中，护卫官和辅佐者两个阶级被明确规定不能参与对金银或其他物质的争夺。然而护卫官阶层岂不是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了，这难道不会导致暴政吗？当然不会。他们拥有统治权和影响力，但不具备经济实力；生产力阶层如果对他们的统治方式不满，尽可以束紧他们供应粮食的口袋，就像议会用收紧预算来控制行政部门一样。不过，既然护卫官阶层只有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权力，那他们凭什么实施自己的统治呢？难道哈灵顿、马克思等人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和明确吗？政治权力是经济实力的反映，一旦经济权力转移到政治上从属于另一群体的人的手中，譬如十八世纪崛起的新型资产阶级手中，那么现有政权就将摇摇欲坠。
这一批判点明了一个根本的也许是致命的问题。答案或许如下：罗马天主教会可以使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臣服，使他们在卡诺萨下跪，在其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它的权力建立在对教条的反复灌输之上，而不是基于对财富的有效分配。但是，教会能够长期统治或许也是由欧洲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决定的：农业人口由于依赖反复无常的自然，因而从本性上敬仰超自然力，而自然的无法控制又进一步导致恐惧和崇拜；工商业的产生、发展使得另一种思想和另一阶级产生，他们更加实际和注重现世，教会势力也随着与这一新生势力的碰撞而开始逐渐崩溃。政权无时无刻不在自我调整以保持与经济力量的平衡。柏拉图的护卫官阶层由于在经济上依靠生产力阶层，不久便会产生傀儡政府；甚至他们对军权的操控也无法避免同一局面的产生——就像革命时期的俄国政府无法阻止农民中个人所有制的发展一样：这些农民控制着粮食生产，因而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想中仅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国家政策即使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决定，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来实施，也比让从商业、制造业战场上冲杀出来的、在政治管理方面毫无经验和准备的人来决定和实施要好些。
柏拉图最欠缺的或许是赫拉克利特的变化意识：他过于焦急地想将这个世界的活动场景凝固成一幅静止的图画。他跟任何一位胆小怕事的哲学家一样钟情于秩序；由于受到雅典民主骚乱的冲击，他极端鄙视个人的价值；他像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那样对人进行阶级划分；他也不反对用牧师式的欺骗来确保国家管理目标的实现。他的理想国是静止的；它很容易变成一个老顽固般的社会，并由一些仇视发明和嫉妒改变的、僵化的、八十多岁的人实施统治。它仅能算是科学的，而非艺术的；它崇尚对科学思想如此重要的秩序，却忽视了艺术的灵魂即自由；它崇拜美的名声，却放逐了能够独立创造美或展示美的艺术家。它是斯巴达或普鲁士，而不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既然以上这些不甚光彩的批判论点都已被诚实地记录下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向柏拉图这一宏大而深邃的构思致以由衷的敬意。从本质上说，他是正确的——难道不是吗？——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由最聪明的人来统治和管理。我们的责任是对他的思想进行调整，应用到我们的现实中来。今天我们将民主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可能像柏拉图建议的那样限制投票选举；但我们可以对任职资格加以限定，以使民主和贵族两种制度完美结合，实现柏拉图的构想。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关于政治家应该接受外科医生般专业训练的观点；我们可以在大学中设立政治学系和政治管理系；当这些院系羽翼健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我们就可以规定只有从这些地方毕业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提名，进入政府机关。我们可以将每个接受过针对性训练的人提名为该职位的竞争者，由此淘汰复杂的候选人提名制度，击碎长期以来滋生腐败的温床：凡是经过专门训练并成绩合格的人都可以自荐竞争某一职位，而选民只需在这些毛遂自荐者中挑选即可。比起现在每四年一次的竞选骗局，这种选举方法无疑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了。只需要作出一点修正，就能使政府官职只能由行政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担任，并使这一计划显得十分民主：那就是人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论父母的出身、财富如何，不论男女，每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实现政治前途的手段都是相同的。对那些在学习中崭露头角，但家庭贫困无法供给他或她继续接受教育的大、中、小学生，市、县、乡级机构都能够为他们提供奖学金。那将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
最后我们需要公正地指出，柏拉图明白自己的乌托邦实际上远非真的可行。他承认自己描绘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情境，但他认为这种对美好愿景的描绘其实是有价值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憧憬，并努力实现憧憬的一部分；人生来就是一种创造乌托邦的动物。
“我们瞻前顾后，渴望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一切也并非全都无疾而终：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经生根发芽，有些甚至已经开花结果，就像伊卡洛斯做的人类能够飞翔的梦一样。尽管我们只描绘了一幅画，但它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和标准；当更多的人看到并愿意去实现这一梦想时，乌托邦距离真正实现也就不远了。与此同时，“天堂中也存放着这一理想国的模本，那些渴望实现它的人尽可以看着它，并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无论这样的国家能否实现或是何时实现……他都将以其中的规范来约束自己，而不是按照别的标准”（第592节）。善人即使在不完善的国度仍能奉行完善的法律。
尽管有这些值得怀疑之处，我们这位哲学大师还是一看到可以实施计划的机会便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接到当时强盛的西西里岛首都叙拉古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的邀请，前往该国并将其变成一个乌托邦；我们的哲学大师像杜尔哥一样，认为教育一个人——即使这人是国王——也比教育一个民族要容易些，便欣然同意了。但当狄奥尼修斯意识到实现这个计划的途径是要么他变成哲学家，要么他停止做国王，他打退堂鼓了，结果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传说柏拉图被卖为奴隶，后来被他的朋友兼学生安尼克里斯救了出来。当柏拉图的雅典同伴想要偿还他赎回柏拉图的花费时，他拒绝了，并说他们不是唯一有特权帮助哲学的人。这次（假如我们相信第欧根尼·拉尔修，那么还有一个类似的）经历能够印证柏拉图的最后著作《法律篇》中所展现的幻想破灭后的保守特质。
然而在其漫长一生的最后几年，我们的哲学大师还是相当快乐的。他桃李满天下，所到之处备受尊敬。他在学院中安享平静，在一群群学生中徜徉，不时给他们分配些问题和研究任务，再来时就听听他们的报告并回答些问题。拉罗什福科说“没有几个人知道该怎么度过晚年”，柏拉图显然知道：像梭伦那样学习，像苏格拉底那样教学；引导热切的年轻人，寻求伙伴们学术上的爱戴。学生爱他如他爱学生一般；他既是他们的哲学导师，又是他们的朋友。
他的一位即将踏入婚姻深渊的学生邀请他参加酒宴，年逾八十的柏拉图高高兴兴地前往。当众人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良宵时，这位老哲学家退到屋里一处安静的角落，在一只躺椅上小憩。第二天早上，酒宴散场，疲倦的人们走过来想要叫醒他，却发现老人已然安详地、毫无挣扎地从小眠进入了永久的长眠。全体雅典人一路送他到墓地。
海格力斯，宙斯之子，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以神勇巨力著称。——译注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雅典黄金时期统治者，在波西战争后的废墟上重建了雅典。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的思想家。——译注
《政治学》，第1341节。
卢克莱修（前98—前55），古罗马哲学家、诗人。——译注
高尔吉亚（约前487—前376），古希腊诡辩学家和修辞学家。——译注
希庇亚斯，生于前5世纪中期，古希腊诡辩学家。——译注
普罗泰戈拉（约前490—前420），古希腊哲学家，其最著名的格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译注
亚西比德（约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将领。——译注
安提西尼（约前445—前365），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创始人。——译注
亚里士蒂帕斯（约前435—前366），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泰勒斯（约前635——约前547），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古希腊七贤之一。——译注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其名言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译注
巴门尼德，出生于约公元前515年，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译注
埃利亚的芝诺（约前490—前436），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译注
恩培多克勒（约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政治家。——译注
见伏尔泰记两个雅典人谈论苏格拉底的故事，“这就是那个声称只有一个神的无神论者”。（《哲学辞典》，艺术部分，“苏格拉底”。）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329节。
阿里斯托芬（约前448—前380），被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喜剧作家。——译注
阿里斯托芬在《云》（公元前423年）一剧中总拿苏格拉底和他的“思想铺子”开玩笑，说学生们在他这里学会了不论自己的观点多么错误都能将其说成是对的的本领。费德匹蒂斯打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从前打过他，欠债总是要还的。这似乎只是一种善意的嘲讽：阿里斯托芬经常和苏格拉底结伴同行，他们对民主有着共同的蔑视和不屑；柏拉图就曾向狄奥尼修斯一世推荐过此剧。此剧问世于苏格拉底受审判之前二十四年，它或许跟这位哲学家最终的悲惨结局没太大关系。
《裴多篇》，周伊特译本，第116—118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当时的习俗是治好病后送一只公鸡给医生作为答谢。——译注
古罗马的一个行省，今属巴勒斯坦地区。——译注
巴克，《希腊政治理论》，第5页；伦敦，1918。
《普罗泰戈拉篇》，第320节。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传教士、宗教改革家和殉道者。——译注
请查阅《柏拉图》，第4页；巴黎，1905。
其中最重要的几段对话分别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托篇》《裴多篇》《会饮篇》《裴德罗篇》《高尔吉亚篇》《巴门尼德篇》和《国家篇》。《理想国》中最重要的部分（参照每一节边上的标号，数字不表示页码）是327—332，336—377，384—385，392—426，433—435，481—483，512—520，572—594。最好的译本是周伊特的译本，最便捷的版本是人人丛书系列。正文中的引文如无特殊说明，指的是《理想国》中的节段。
《代表人物》，第41页。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66页；纽约，1906。
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卡里克利斯，雅典公民，诡辩家高尔吉亚的学生。——译注
《高尔吉亚篇》，第491节；可参考马基雅维利对“美德”的定义：智慧加力量。
巴克，《希腊政治理论》，第73页。
修昔底德（前460或前455——约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105页。
第欧根尼（约前404—前323），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译注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相传九头蛇怪无论被砍去哪一个头，都会生出两个。——译注
参阅丹尼尔·奥康内尔：“让我谱写国家之歌吧！谁为国家立法，与我何干？”
普鲁塔克（约46—120），希腊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译注
参阅d.g.里奇在《柏拉图》中关于这方面理念学说的详细说明，特别是第49页和第85页；爱丁堡，1902。
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散文家，代表作为《法国大革命》。——译注
法盖，第10页。
即彼拉多，在公元1世纪主持审判并处死耶稣。——译注
阿那克萨戈拉（约前500—前428），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欧里庇得斯（约前480—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译注
斯塔基拉是亚里士多德的家乡。——译注
意大利北部古城堡，历史上曾是控制伦巴第平原和通往罗马的道路要塞。——译注
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人物。——译注
杜尔哥（1721—1781），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他为“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译注
第欧根尼·拉尔修（约200—250），希腊哲学史家，以编《哲人言行录》著称。——译注
拉罗什福科（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道德箴言录》。——译注
梭伦（约前638—前559），雅典政治家、诗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