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很重要，”我说，“但是如果一直这样，其实是一种逃避。”葬礼是表达悲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是宗教和文化活动会明确包括葬礼的原因——会有一定的空间和结构，让人去开始感受失去，但是这也有个明确的终止期。从葬礼结束起，失去就不再是独立的一部分，而是和生活合为一体。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哀痛中，我们就会成为精神上的受害者，认为自己永远也过不去了。如果我们陷入哀痛无法自拔，那我们的生活也就完了。雷妮的哀痛，尽管很痛苦，但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将她跟日常生活隔离开。在葬礼上，她可以让自己免于接受这个事实。“你是跟去世的儿子还是跟活着的女儿在精神上交流多一些？”

雷妮看起来很烦恼。“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她说道，“但是我不想假装不痛苦。”

“你不用假装，但是你是唯一能让你丈夫和女儿不会失去你的人。”我记得我妈妈谈到钢琴上她妈妈照片的时候哭着说：“上帝啊，上帝，给我力量吧。”她的痛哭吓到了我。失去让她产生了固着心理，就像有一个活动门，她有时走出来，有时陷进去。我就像是个酗酒者的孩子，怕她会消失，又不能将她拯救回来，但是这对我来说又像是责任。

“我曾想，就让自己伤心下去吧。”我对雷妮说道，“但是这就像是圣经里摩西和红海的部分，你要自己穿过红海。”

我让雷妮去尝试新的东西转移悲痛。“将杰里米的照片挂在卧室，不要再去墓地哀悼他的离去。在你家里找到新的方式怀念他。每天花15到20分钟跟他在一起。你可以摸摸他的脸，告诉他你在做什么。跟他聊天，然后亲亲他，之后就开始你的一天。”

“我很怕再抛弃他。”

“不是因为你他才自杀的。”

“你不懂。”

“生活中有无数事情你可以换各种方式去做。决定做了就是做了，过去就是过去，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些。因为一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杰里米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不能为他做选择。”

“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接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他死了，你永远都不准备再快乐起来。但是你应该想办法走下去。要知道，你过得好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去年我收到了雷妮和格雷格的圣诞卡片。他们俩和女儿站在圣诞树下的照片上，女儿穿着红色衣服，长得很漂亮。格雷格和雷妮各用一只胳膊拥着女儿。在雷妮肩膀上方的壁炉架上放着杰里米的照片。那是他在学校最后的照片，穿着蓝色衬衫，笑容灿烂。他不是虚无的，是实实在在跟他们在一起的。

我祖母的肖像现在放在位于巴尔的摩市的玛格达家里的钢琴上方。她坐在钢琴旁边教课，全心全意地指导学生。玛格达最近去做手术的时候，让她的女儿伊罗娜将妈妈的照片带到医院，像妈妈教导我们的那样：从死者身上汲取力量，让死者在我们心中永生，让痛苦和恐惧把我们带回到爱中。

“你还依然做噩梦吗？”我有一天问玛格达。

“是的，经常这样，你呢？”

“我也是。”我告诉她。

回到奥斯维辛，放下了过去，原谅了我自己。回到家后，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是暂时的，只有真正的结束才算是结束。

尽管有那样的过去，不，正因为有那样的过去，玛格达和我在解放后70多年里才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我发现了治愈的艺术，玛格达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钢琴家和钢琴老师，同时她还发掘了新的爱好：桥牌和福音音乐。福音音乐听起来像是在哭泣——它有种让人完全释放情绪的力量。而桥牌以它的策略和控制力，让人有成就感，她是桥牌比赛的冠军；她将她的奖状框起来挂在墙上，与祖母的肖像正对着。

两个姐姐都一直在保护和启发着我，她们教会我怎样生存。克拉拉是悉尼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在80岁出头的时候，因老年痴呆症而去世，在这之前她一直叫我“小东西”。跟我和玛格达相比，她对匈牙利籍犹太人的移民文化研究得更深。我和贝拉喜欢去拜访她和思斯，去品尝美食，沉浸在我们年轻时的语言和文化中。我们所有的这些幸存者并不能经常在一起，但是遇到那些父母无法出席见证的大事，我们还是尽可能聚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克拉拉的女儿结婚，我们在悉尼见面，这次团聚，我们三姐妹都非常开心和期待，当我们终于聚到一起时，我们就像战争结束后在科希策发现彼此都还活着一样，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

尽管我们已经是中年妇女，尽管我们相隔甚远，搞笑的是每当我们在一起，就会回到我们年轻时的相处模式。克拉拉是我们的中心人物，发号施令，引人注目；玛格达好胜心强，桀骜不驯；我是和事佬，在两个姐姐之间周旋，解决冲突，并不表现我真实的想法。我们总是很容易就把温暖安全的家变得像监狱一样压抑。我们依靠过去的应对机制，成为了希望取悦他人的人。我们误以为这样的角色会让我们安全，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是需要意志力和抉择的。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玛格达看到克拉拉独自在她女儿儿时的房间里玩她的娃娃。我们看到的却不只是一个妈妈对她长大的孩子的眷念。克拉拉沉浸在玩家家的游戏里，像个孩子一样。我这才意识到，我的姐姐没有童年。她一直是人们眼中的小提琴神童，从未像个小女孩一样生活过。当她不在舞台上表演时，她在家照顾我和玛格达，像我们的小妈妈。现在，当她已经成为一个中年妇女，却在想过一下从未有过的童年。看到自己跟娃娃玩被我们发现了，她很尴尬，对我们大发雷霆：“当时我怎么就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呢，如果我这那儿，妈妈就不会死了。”

听到她这样说，我感觉糟糕极了。我觉得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感一时间全涌了上来。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天说的话，记得的事，那陈旧的深埋在心底的信仰，不管是对是错，我觉得妈妈的死是我引起的。

但是我已经不再困着自己了。我能看到姐姐心里的牢笼，感受到她责备我和玛格达时的内疚和悲伤，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自由，说出我的情感，愤怒，无能，以及痛苦和后悔，让这些情绪释放，并最终放下。我有时为了自己仍然苟活在世上而自我惩罚，我也曾有尝试释放这种情绪的需求。我会放下内疚，找回完整而纯粹的自己。

有伤口就有伤痕。我回到奥斯维辛寻找死亡的感觉，这样我就可以最终去除它。我找到了内心的真实，找到了我想要找回的自己，找回了我的力量和我的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