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打起精神，尽我所能充满爱意地看着这个年轻人。我说了几个字：“告诉我多一些。”

在他第一次来访时，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认真地聆听，但他的言语竟然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很像战后的我。我们两个都失去了父母——他被父母所忽视和遗弃，而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受到伤害的对象。通过观察他的脆弱和他渴望归属感和爱，我放弃了我对他的评判，不会要求他相信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为了能够接受他和爱他，我允许自己超越自己的恐惧和愤怒，我可以给他一些他的棕色衬衫和棕色靴子不能给到他的——一个展示自己价值的真正形象。那天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他依然对我的故事一无所知。但他看到了仇恨和偏见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不再谈论杀戮，并对我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我已经承担了责任，我没有让敌意和责备持续下去，我没有向仇恨低头，没有说：你对我太过分了。

现在，在我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夕，我提醒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和一个科里·腾·布姆。我们有能力去恨，也有能力去爱。我们达到哪一个目标——我们内心的希特勒，还是内心的腾·布姆，取决于我们自己。

早上，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送我们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车上，贝拉和司机闲聊他的家庭和孩子。我看着当年没见过的景色，当我16岁时，一辆昏暗的牛车将我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农场、村庄、庄稼，生活还在继续，就像我们被囚禁在那里时，生活就在我们身边。

司机让我们下了车，贝拉和我又孤单地站在以前的监狱前。锻铁招牌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劳动给人带来自由。一想到这些话给了我父亲希望，我的腿就发抖。他认为，我们会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它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自由了。劳动给人带来自由。这些话让我们保持冷静，直到毒气室的门锁住了我们所爱的人，直到恐慌是徒劳的。然后这些话变成了每时每刻的讽刺，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由，死亡是唯一的解脱。因此，甚至自由的观念也变成了另一种绝望的形式。

草长得很茂盛，到处种满了树。但天上的云像是和骨头一样的颜色，在它们下面是人造的建筑物，许多建筑甚至已经成为废墟了，却依然是周围的主要风景。栅栏连绵不断。还有一大片摇摇欲坠的砖砌营房和光秃秃的长方形空地，过去的建筑就坐落在这里。荒凉的水平线条——营房、栅栏、塔——依然竖立在那里，但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这里就是系统性地折磨我们残杀我们，让我们成为数字代号的地方。然而在那地狱般的几个月里，这里却成为了我的家。有一件萦绕在我心头的事情：我没有看到过鸟，也没有听到过鸟叫的声音。这里没有鸟，即使是现在。天空没有飞翔的翅膀，没有它们的歌声，大地显得更加幽深。

游客慢慢聚集起来，我们的行程开始了。我们是八到十人的一个小组。在沉重的气氛下，我觉得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就连呼吸几乎都停止了。在这个地方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是无法估量的。当大火燃烧的时候，我就在燃烧着的尸体的恶臭中生活、工作和睡觉，我甚至都无法思考。展览者绞尽脑汁试图记录所有的数字，并把混杂堆积的东西组装起来，向游客们展示——从即将死去的人手中夺过来的箱子、碗、盘子和杯子，成千上万副眼镜堆放在一起就像一个超现实版的风滚草。还有用爱之手编织而成的婴儿衣服，但那些婴儿后来并未成为孩子、女人或男人。一个20米长的玻璃盒子里装满了人的头发。据统计：每次有4700具尸体被火化，75000名波兰人死去，21000名吉卜赛人死去，15000名苏联人死去。这些数字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用等式来计算——计算出超过100万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加到欧洲的数千个死亡集中营里的死者名单上，加到那些在被送去死亡集中营之前的路上就被丢弃在沟渠里或河里的尸体名单上。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等式能够完全统计出由此造成的损失总额。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解释这个系统性屠杀工厂的非人性行为。就在我所在的地方，有上百万人被谋杀，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在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数以百万计的死者中，在所有打包好然后被迫放弃的财物中，在所有绵延数公里的围墙和砖墙中，另一个数字若隐若现，是0。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墓地里，没有一个坟墓，只有一片空地，那些火葬场和毒气室在解放前已经被纳粹匆匆摧毁，我父母死去的地方成了一片光秃秃的土地。

参观完男子营地后，我还要去比克瑙，到囚禁女人的营地那边，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贝拉问我要不要他跟我一起去，但我摇摇头，这最后一段旅程，我必须独自完成。

我在入口处离开了贝拉，回到了过去。扬声器里播放着音乐，这是一种节日气氛的声音，与荒凉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你看，”我父亲说，“那不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们只会干一点活，到战争完就结束了。这是暂时的，我们能挺过来。”他加入他的队伍，向我挥手致意。我向他挥手了吗？哦，记忆，告诉我，我在父亲去世前有向他挥手。

母亲挽着我的胳膊。我们肩并肩走着。“扣上你的外套。”她说，“站直。”我又回到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心都在凝视的画面：三个穿着羊毛衫、手挽着手、饥肠辘辘的女人站在一个荒凉的院子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我。

四月的清晨，我穿了一件外套，我很苗条，平胸，我的头发盘在后面，戴着围巾。我妈妈又骂我要站得直一点。“你是女人，不是孩子。”她说。她唠叨是有目的的。她希望我16岁以后的每一天都能看得起自己。我的生存取决于它。

然而，在生命中，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开母亲的手。卫兵指指点点，推搡着。我们在队伍中慢慢前进。我看到门格勒就在前面，他那沉重的眼神，咧嘴笑时露出带着缝隙的牙齿，就像一位热心的主人在指挥队伍。“有谁生病了？超过40了吗？没到14岁吗？向左走，向左走。”他关切地问道。

这是我们最后分享着话语的机会，分享着沉默和拥抱。这次的参观我知道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觉得不够。我只想让妈妈看着我，安抚我；看着我，眼睛不要离开我。是什么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希望拉着她的手呢？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门格勒医生抬起手指。“她是你母亲还是你姐姐？”他问道。

我紧紧抓住妈妈的手，玛格达抱着她的另一边。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被送到左边和右边有什么不同意义，但母亲用直觉告诉我，我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才能活着通过第一次的选拔。她的头发是灰色的，但她的脸和我的一样光滑，完全可以冒充我姐姐。但我不知道哪个词可以保护她：“母亲”还是“姐姐”，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觉得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爱她，都需要她，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唯一的母亲。所以我说了那个词，我的余生都在努力把这个词从我的意识中驱逐出去，这个词我直到今天才让自己记住。

“母亲。”我说。

这个词一从我嘴里说出来，我就想把它吞回到喉咙里去。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已经太晚了。她是你母亲还是你姐姐？“姐姐，姐姐，是姐姐！”我想尖叫。门格勒把我母亲指到左边。她跟在小孩、老人、孕妇和怀抱婴儿的母亲后面。我跟着她，不会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开始向妈妈跑去，但门格勒抓住了我的肩膀。“你很快就会见到你母亲了。”他说。他把我推到右边，和玛格达一起到另一边去，保留了我的生命。

“妈妈！”我大声喊道。我们又分开了，在记忆里我们就像跟往常生活中一样，但我不会让记忆成为另一个死胡同。“母亲！”我说。我不会满足于只看到她的后脑勺；我必须看到她满脸的阳光。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在和其他死刑犯一起的队伍长河中，她显得那么安静。我感觉到了她的光彩，她的美不仅仅是普通的美，而是常常隐藏在自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下的美。她看见我在看着她，她笑了。那是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个悲伤的微笑。

“我应该说‘姐姐’！”为什么我没说‘姐姐’呢？我多年来一直在呼唤她，请求她的原谅。这就是我回到奥斯维辛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希望能听到她说，在我的认知内我已经尽力做得最好了，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但她已经不可能这么说了，即使她说了，我也不会相信。我可以原谅纳粹，但我怎么能原谅自己呢？我愿意重来一次对队伍的选择、每一次淋浴、每一个冰冷彻骨的夜晚、每一次致命的点名、每一次充满烧焦味的呼吸和每一次濒临死亡或者想要去死。如果我能再来一次，就这一刻，或之前，我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本可以对门格勒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我本可以拯救我母亲的生命，哪怕只是一天。

我妈妈转过身去。我看着她那灰色的外套、那柔弱的肩膀和那卷曲发亮的头发，头发的光泽从我身边逐渐褪去。我看到她与其他妇女和儿童一起走开，走向更衣室，脱掉衣服，在那里她会脱下装着克拉拉胎膜的外套，在那里他们要记住存储衣服的挂钩号码，好像他们会再取回自己的衣服，外套和鞋子。我的母亲会赤身裸体地和其他母亲站在一起——祖母们，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还有些孩子，她们的母亲被分开并送到玛格达和我的队伍里。她将排好队走下楼梯进入一个房间，墙上挂着花洒头，越来越多的人将被推到这个房间里，潮湿的汗水和泪水、回荡着被吓坏了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直到被密封得没法呼吸为止。她会注意到天花板上为守卫倾倒毒气而设的方形小窗户吗？她多久才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呢？有足够的时间想我、玛格达和克拉拉吗？还有我的父亲吗？有足够长时间向她母亲祈祷吗？有足够长的时间去为我说的那句，一秒钟之内就把她送进了绝境的话而生气吗？

如果我知道母亲那天会死，我会说另一句话或者什么都不说。我本可以跟着她去洗澡，和她一起死去。我本可以做点不同的事。我本可以做得更多。我相信这一点。

然而（这“然而”像一扇门一样敞开着），人生很容易就会变成不断的内疚和悔恨，这首歌一直回荡着，无法原谅自己。我们没有过的生活很容易就成为唯一珍惜的生活。我们是多么容易被幻想所诱惑，幻想着我们能控制一切，我们曾经控制一切。只要我们做的事或说的话可以治愈痛苦，消除痛苦，挽回损失，那么我们所做的或所说的就有力量。我们是多么轻易地坚持——尊重——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或者应该做出的选择。

我能拯救我的母亲吗？也许吧。我将以这种可能性度过我的余生。我可以责备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这是我的权力。或者我能接受的一个更重要的选择，不该是在我被饥饿和恐惧所威胁着，被狗、枪和不确定包围着，只有16岁的时候做出的；而是我现在做的选择。接受自我的选择：是人性的，不完美的。而这个选择只对自己的幸福负责任。原谅我的缺点，找回我的纯真。不要再问为什么我应该活下去。尽我所能，尽我所能服务他人，尽我所能让父母感到光荣，确保他们不会白白地死去。尽我所能，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这样我们的后代就不会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为了有用，为了被利用，为了生存，为了繁荣，我可以利用我生命的每一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最终停止逃避过去，尽一切可能补偿它，然后让它离我们而去。我可以做出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出的选择。我无法改变过去，但我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现在就生活在这个难能可贵的时刻。

我准备离开了。我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一块小小的、粗糙的、灰色的、不起眼的石头。我紧紧地握着石头。在犹太人的传统中，我们会在坟墓上放置小石头，以示对死者的尊敬，表示祝福。那块石头表明死者将继续活着，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手中的石头象征着我对父母永恒的爱。同时，它也是我的罪恶感和悲伤的象征——一切巨大而可怕的东西都仍然被握在手里。它象征着我父母的去世、生命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没有发生的事情，以及新生命的诞生。我在这里学到了耐心和同情心，不再评判自己，做出回复而不是强烈反应的能力。这是我来到这里所要发现的事实与和平，以及我最终能放下的一切。

我从以前的营房所在地，也是和其他五位女孩一起睡觉的木架所在地，那个我为生存而闭着眼睛表演《蓝色多瑙河》的地方的泥土里，拾起一块石头，对父母说：我想你们。我爱你们，永远爱你们。

我把石头留在了我曾经的兵营，留在了和另外五个女孩一起睡觉的木架上，我闭上眼睛，听着《蓝色多瑙河》的演奏，为我的生命跳舞。我想你，我对父母说。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

对于这个吞噬了我的父母和许许多多同胞的巨型死亡集中营，以及仍神圣地教会我如何生活的恐怖教室，我学会了：我是受到迫害，但我不是受害者；我受伤了，但没有被击倒，灵魂永远不灭，意义和目的可以来自内心深处伤痛最重的地方。我由衷地说出最后的一句话：再见，谢谢你。感谢给我生命，感谢你让我最终有能力接受了现实的生活。

我走出从前的监狱的铁门，走向在草地上等待我的贝拉。我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个穿制服的人在牌子下面来回巡逻。他是博物馆保安，不是军人。当我看到他穿着制服行走，我依然恢复到惊吓的状态，屏住呼吸，等待着枪声和子弹的射击声。在那一瞬间，我又成了一个受惊的女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女孩，又是被囚禁的我了。但我呼吸着，等待着那一刻的过去。我在大衣口袋里摸索着找那本蓝色的美国护照。卫兵走到锻铁招牌前，转过身，进了监狱。他必须留在这里。他有责任留下来。但我可以离开。我自由了！

我离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是跳着离开的！我在“劳动带来自由”的标语下面走过。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们自由的时候，那些话是多么残酷和可笑啊。但是，当我离开营房、被毁的火葬场、哨所、游客和身后的博物馆警卫时，当我在黑色的铁质标语下面跳过走向我的丈夫时，我看到这些字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工作曾给了我自由。我活了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工作了。不是纳粹所说的牺牲、饥饿、疲惫和奴役的工作，是内心的工作。学会生存和茁壮成长，学会原谅自己，帮助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不再是任何事情的人质或囚犯。我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