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想象在去地狱的路上没有玛格达的陪伴会是怎样。“今晚请飞到克拉科夫（kraków）吧，跟我一起回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天早上，我在祖·吐尔根酒店（hotelzumturken）的大厅里打电话给玛格达，向她乞求道。

没有她我将活不下去。除非她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否则我现在回到监狱就没法活下去。我知道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不可能再做回以前的自己，不可能再拥抱母亲，哪怕只是一次。没有什么能改变过去，改变我的现在，改变父母的遭遇和对我造成的伤害。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感觉：在我以前的监狱里，有些东西一直在等着我，让我发现和弥补失落已久的部分。

“你以为我是哪种疯狂的被虐狂吗？天啊！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要这样做？”玛格达说。

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是在惩罚自己吗？在揭开自己的伤疤吗？也许我会后悔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回去，我会更后悔。无论我用哪种方法去说服她，都被拒绝了。玛格达选择了永远不再回去那里，我尊重她的意愿。但我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在欧洲的时候，贝拉和我收到了玛丽安娜在哥本哈根的寄宿家庭的邀请。我们将按计划从贝希特斯加登出发继续我们的路程。

我们去萨尔茨堡（salzburg），参观在罗马教堂废墟上建造的大教堂。它已经被重建了三次。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是在战争期间，被一颗炸弹炸毁了中央穹顶后重建的。目前已经看不出任何曾经遭受破坏的痕迹了。“跟我们一样。”贝拉拉着我的手说。

从萨尔茨堡出发，沿着玛格达和我在重获自由前跟随着囚犯队伍走过的路，前往维也纳。我看到路两旁的沟渠，想象着曾经看到过的情景，里面的尸体多得都溢出来了。我看着被夏天的青草覆盖着的沟渠，就像当年的样子。我知道过去不会玷污现在，现在也不会抹杀过去。时间是媒介，时间是我们旅行的轨道。火车经过林兹（linz），再经过韦尔斯（wels）。我就是那个背部受伤，重新学写大写字母g，又重新学会了跳舞的女孩。

我们在维也纳过夜，那里离罗斯柴尔德医院（rothschildhospital）不远，当年我们第一次住在那里，等待我们的赴美签证。我后来了解到，我的导师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frankl）在战前就是那间医院的神经科主任。第二天早上，我们上了另一列向北的火车。

我想贝拉会认为我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愿会慢慢减弱的。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第二天早上，我向朋友们询问去波兰大使馆的路。他们就像之前玛丽安娜警告的那样：他们的大屠杀幸存者朋友参观完集中营之后不久就死了。他们恳求道：“不要再伤害自己了。”贝拉看起来也很担心。我提醒他：“希特勒没赢。”

我认为选择回去已经是最大的障碍了。而通过波兰大使馆，贝拉和我了解到波兰各地都爆发了工人暴动，大使馆已经停止向西方人发放旅行签证。贝拉本来准备安慰一下我的，但被我赶走了。我感觉有一股像当初在普雷绍夫，牵引着我拿着钻石戒指走向监狱的监狱长的力量；在维也纳，通过妹夫假扮成我的丈夫完成了体检官体检要求的力量。在我的生命当中以及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坚信，现在不再有任何可以阻挡我的障碍了。

“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死都在那里。我一直在为生存奋斗。请不要再让我在失望中等待了。”我告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没注意的是，在这一年里，波兰和美国的关系会如此恶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两国一直处于冷战状态，这实际上是我们一起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机会了。在当时我只知道不能让自己有后路可走。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离开柜台，又回来了。“你的护照，享受波兰之旅吧。”他说，并在我们蓝色的美国护照中插入了有效期为一周的波兰旅行签证。

让我感到害怕的时刻来临了。在去克拉科夫的火车上，我感到自己处于煎熬之中；我正面临着一个临界点；我将在那里被瓦解和灼烧，这种恐惧本身就可能把我烧成灰烬。就在这里，就在现在。我试图用理性去寻找其中的原因，每走一公里，我的身体就像被剥了一层皮似的。估计到达波兰时，我将再次成为一具骷髅。我真希望自己不仅仅只剩下一副骨头。

“我们在下一站下车，去奥斯维辛并不重要。我们回家吧。”我对贝拉说。

“伊迪丝，你会没事的。它只是一个地方，不会伤害到你的。”他说。

我默默地待在火车上，看着火车一站一站地开过，经过柏林，再经过波兹南。我突然想起了汉斯·塞利博士（sselye），一个匈牙利人，他说过：压力是身体对需要改变做出的反应。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战斗或逃跑——但在奥斯维辛，我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压力，我们生活在痛苦之中，生死攸关，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战斗或逃跑的权利。如果我还击的话，就会被枪毙，如果我逃跑的话，就会触电身亡。所以我学会了心流，学会了保持现状，学会了让我唯一剩下的东西继续成长，寻找我的内心，那是纳粹永远不可能谋杀的。寻找并维系最真实的自我。也许我没有失去皮肤，也许我只是在伸展，扩展到我自己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我的现在和将来。

当我们痊愈时，我们拥抱真实和美好的自我。我有一个肥胖的病人，每次她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或者称重时，她会自虐地称自己为一头恶心的母牛。她认为丈夫对她很失望，孩子也觉得她令人尴尬，爱她的人应该面对更好的她。她首先必须爱现在的自己才能成为心目中的自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我让她挑选身体的一个部位——脚趾，手指，腹部，脖子，下巴——并用充满爱意的方式描述它。它看起来像这样，感觉像这样，它漂亮是因为……开始时我们很尴尬，甚至很痛苦。但对她而言，与其花时间专注和心甘情愿地对待自己的外表，还不如自我诋毁，后者对她来说更容易做到。我们进行得很慢很温和。我留意到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有一天她围着一条漂亮的新围巾来见我。还有一天，她做了足疗。另一天，她告诉我，她打电话给她疏远的妹妹。还有一次，她发现自己喜欢在女儿踢足球的公园里散步。尝试着爱自己的身体，她发现她生活得比以前快乐多了，她觉得更轻松了，并开始减肥。释放始于接受。

要治愈创伤，我们就必须接受黑暗，用自己的方式穿过幽暗的山谷走向光明。我曾和一位越战老兵一起工作，他绝望地回到家乡，想要恢复战前的生活，但他带着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回来了：他显得那么无能为力，找不到工作，妻子也离开了他。当他寻求我的帮助时，已经陷入了离婚的争吵之中，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一个男人。我给了他我所有的同情，但他被困住了，全身满是怨恨，就像被困在流沙之中。我觉得无力帮助他摆脱困境。我越想用爱将他从绝望的深渊里拉回来，他就越沉下去。

万不得已，我决定尝试催眠疗法。我让他回到返回家中失去一切之前，回到战争中，那时他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掌控着一切。在他的催眠状态下，他告诉我，“在越南，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他满脸通红，尖叫着。在战争中，他杀的不是人，杀的是“东亚人”，就像纳粹在集中营里觉得不是杀人一样，只是在根除一种癌症的毒瘤。战争给他带来了创伤，改变了他的生活，然而他却错过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与敌人作战时所获得的权力优越感——超越了另一个国家，超越了另一个种族，他感觉自己是无懈可击的。

我无条件的爱都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我允许他表达悲伤的、强大而黑暗的、没机会再展示的那一面。我不是说他需要再次杀人才能痊愈。我的意思是，为了摆脱受害者的身份，他需要接受他的无能和他的权力丧失；他受伤和被伤害的方式；他的骄傲和耻辱。摆脱困境的唯一解药就是真实的自我。

也许治愈不是为了抹去疤痕，甚至是为了制造疤痕。治愈就是爱惜我们的伤口。

我们到达克拉科夫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了。我们今晚将睡在这里，并尝试睡着。明天我们就要乘出租车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了。贝拉想要游览旧城，而我关注的是中世纪的建筑。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期待——一种既期待又害怕的奇怪感觉。我们在圣玛丽教堂外停了下来，听到喇叭播放着音乐《快点儿》，每一小时都是巅峰时刻。一群男孩互相推搡着，在我们身边经过，大声地用波兰语开玩笑，但我感觉不到他们的欢乐，我只有焦虑。这些比我的孙子大一点的年轻人提醒我，下一代将很快长大。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已经教会了年轻人足够多的东西来防止另一场大屠杀的发生呢？还是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在新的仇恨之海中倾覆呢？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感化年轻人——我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以前的学生，我在世界各地演讲的听众以及个别病人。在返回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夕，我对他们的责任特别重大。我回去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把我的力量传播给所有人。

我是否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呢？我能将我的力量而不是我的损失传递下去吗？传递的是我的爱而不是我的恨吗？

我以前试过，法官把一名参与汽车盗窃案的14岁男孩交给了我。那个男孩穿着棕色的靴子和一件棕色的衬衫，把胳膊肘靠在我的书桌上。他说，“美国是时候再次受白人统治了。我要杀了所有的犹太人、黑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

我听了都想呕吐了，强迫自己不要跑出房间。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喊，想摇醒那位男孩，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我亲眼看着我妈妈走进毒气室。我是有足够的理由教训你。也许我的工作是要让他走回正道上，把他的仇恨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上帝让他走进我的人生道路的原因吧。我能感觉到一股正义的力量急速升起。生气的感觉真好，生气比害怕好多了。

但后来我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声音：“找出你内心的偏见。”那个声音说。“找出你内心的偏见。”

我试图让那个声音安静下来。我列出了我是一个偏执者这一概念的许多相反意见。我身无分文来到美国。我曾经和其他非裔美国工人站在一起，共同进退。我和马丁·路德·金博士（rtinlutherkingjr.）一起为结束种族隔离游行。但那个声音坚持说：找出你内心的偏见。在你身上找到评价别人、给别人贴上标签、贬低别人的人性、小看别人的部分。

这个男孩对荒谬的“美国纯洁论”继续咆哮着。我整个人都在不安地颤抖着，挣扎着想要摆动我的手指，摇晃我的拳头，让他为他的仇恨负责——而不是为我自己的仇恨负责。这个男孩没有杀害我的父母，我压抑的爱无法征服他的偏见。

我祈祷有能力以爱迎接他。我唤起了所有无私的爱的形象，想到了科里·腾·布姆（corrietenboom），一个正直的异教徒。她和她的家人为了反抗希特勒，把数百名犹太人藏在家里，结果自己被关进了集中营，就连她的妹妹也死在了她的怀里。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所有囚犯被处决的前一天，科里因一个笔误而被释放了。战争结束几年后，她在营地遇到了一个最恶毒的守卫，她妹妹就是他害死的。她本可以朝他吐口水，恨死他，咒骂他。但她祈求有力量原谅他，于是她握着他的手。她说，在那一刻，前囚犯紧握着前狱警的双手，她感到了最纯洁、最深切的爱。我努力在自己的心中找到那种拥抱，那种同情，让眼睛充满善意。我想知道这个有种族歧视的男孩是否可以被送到我身边，这样我就可以学习付出无条件的爱。在这一刻我还有什么机会？要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让我朝着爱的方向前进呢？

我有机会爱这个年轻人，仅仅是为了他，为了他独特的存在和我们共同的人性，欢迎他说任何话，感受他的感觉，而不害怕被评判。我想起了在布利斯堡（fortbliss）暂住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德国家庭，那个女孩如何爬上我的膝盖，叫我奶奶——战后我和玛格达和其他狱友一起走过这个德国小镇时，孩子们朝我们吐口水。当时我梦想着有一天德国孩子应该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去憎恨我，这个孩子小小的祝福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答案。在我有生之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想起我读到的一项统计数据，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在十岁之前就开始生活在单亲家庭。他们是迷失的孩子，在寻找身份，寻找一种感觉力量的方式——感觉自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