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所感受到的安全吗？在你的守护中就不再害怕有人受伤？”

“这不是害怕。”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你不会愿意听。”

“这不用你担心。”

“你不会懂的。”

“是的，没有人会对另外一个人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曾经被囚禁在战争的牢笼里。不管你告诉我什么，我可能都听过，甚至亲眼见过更坏的场景。”

“在军队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所以当我收到命令时，我并不会质疑。”

“你接到命令时人在哪儿？”

“维也纳。”

“在家里还是外面？”

“在空军基地，我的办公室里。”

当他把我带入到过去时，我审视着他的肢体语言。我注意着他的精神，他激动的样子，然后发现我们谈得太远太快了。他闭上眼睛，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沉思。

“你当时是坐着还是站着？”

“接到电话时我是坐着的，但是我很快就站了起来。”

“谁的电话？”

“我的长官。”

“他说了什么？”

“他将我的兵安排进树丛，参加营救计划。”

“听到这个命令你为什么站起来了？”

“我觉得热，我的胸口发紧。”

“你当时在想什么？”

“我想到他们是不安全的，会被袭击。如果我们去那片丛林，我们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支持，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给我支援。”

“你当时急坏了吗？”

他的眼睛猛然睁开，“当然急坏了。他们让我们去那儿，对付世界上最强壮的一波美国人，毫无胜算。”

“你并不想打仗。”

“他们骗了我们。”

“你觉得被背叛了。”

“是的，背叛。”

“你接到命令，让你的军队去营救的那天，发生了什么？”

“是在晚上。”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告诉你吧，那是一场埋伏。”

“你的人受伤了？”

“非要我说出来吗？他们死了，他们都在那晚死了。是我，我让他们去的，他们信任我，而我却让他们去送死。”

“战争就意味着死亡。”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死很容易，而我却活着，每天想着那些父母埋葬他们的儿子。”

“你只是听从命令。”

“但是我知道命令是错的，我知道那些士兵们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支持，可是毫无办法。”

“为了做上校你放弃了什么？”

“什么意思？”

“你选择做一名士兵和一个军官，走到这一步，你放弃了些什么？”

“我不得不为此经常远离家庭。”

“还有呢？”

“当有6000名士兵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你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害怕。”

“你需要放弃你的感情，不让别人看见你的真实情绪。”

他点了点头。

“你刚才说，死很容易。你曾经希望自己已经死了吗？”

“每时每刻。”

“是什么阻止了你？”

“我的孩子们，”他的脸痛苦地扭曲起来。“但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怪物，没有我可能会更好。”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孩子们跟你在一起更好，你是一个让我理解和敬佩的人，你敢于说出你的恐惧，勇于原谅和接受自己。”

他沉默了。或许这是他第一次试着让自己从过去的愧疚中解放出来。

“我不能帮你回到过去，拯救你的士兵，我也不能确保你的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我可以帮你保护你自己。”

他紧紧盯着我。

“但是要拯救自己，你得放弃你认为的自己应该有的样子。”

“希望能行吧。”他说道。

没多久，上校和他的家人被安排离开了埃尔帕索。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只深深地祝福他们一切都好。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想起来他们呢？他们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是上校的愧疚和自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记忆是关于我做过的事，还是未做的事？从1945年美国大兵解救我开始，我就结束了监禁。我脱下了我的面具，学会了感受和表达，不再压抑我的恐惧和悲伤。我学会了表达和释放愤怒的情绪，并且回到这个压迫者的老家。我甚至原谅了希特勒，即使只是在今天。但是我心中有个黑暗的结贯穿全身——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我是受害者，不是害人者，为什么我要觉得我有错呢？

另外一个病人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已经71岁了，家人长期关注着她。她表现出了临床抑郁症的所有症状：嗜吃嗜睡，与儿女和孙辈们隔离。当她和家人互动时，她总是很愤怒，以至于孙辈们都很怕她。有一回我在他们的城市讲课，课后她的儿子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抽出一小时去见一下他的母亲。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去见她一次能有什么用，直到她儿子告诉我，他母亲和我一样，在16岁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我不禁对这个陌生的女人产生了同情。让我触动的是，我其实也很可能会像她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也差点跟她一样，我当时迷失了自我，远离了那些最爱我的人。

他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那天下午来到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她穿得很讲究，但是我感觉她对我充满敌意。她絮叨着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抱怨她的家人们，她的管家，邮递员，邻居，街上女子学校的女校长，仿佛生活的边边角角都是不公平和不方便。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她一直沉浸在生活的小灾小难中，我们并未触及她更深的悲伤。

“你的妈妈埋在哪儿？”我突然问道。

玛格丽特瞬间躲开，仿佛我是一条龙，对着她的脸喷了一口火。“在坟墓里。”她最后恢复了镇定，说道。

“在附近吗？”

“就在这个镇上。”她说。

“你的妈妈现在需要你。”

我没有给她拒绝的机会，叫了辆出租车。我们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潮湿繁忙的街道。她不停地批评其他司机，或者批评交通灯的速度，商店的服务质量，甚至于别人的伞的颜色。我们穿过墓地的大铁门，周围的树木葱葱郁郁，一条鹅卵石小道通往死者的墓地。天开始下雨了。

“就在那儿。”玛格丽特终于说道，她指着泥泞山丘上的一堆墓碑，“现在告诉我来这儿干嘛？”

我说：“你知道吗，只有留下来的人可以全心拥抱生活了，妈妈才能安息。我让她脱了鞋子和袜子，光脚站在妈妈的坟墓前，直接跟妈妈接触，这样她就能安息了。

玛格丽特从出租车里走出来，站在被雨淋湿的草上。我给她私人空间，只回望了一眼。我不知道她会对妈妈说些什么。我只知道她光脚站在妈妈的坟前，用裸露在外的皮肤与这块意味着失去和悲伤的土地紧紧相连。当她回到出租车上的时候，依然光着脚，小声抽泣着，然后陷入了沉默。

后来我收到一封玛格丽特儿子的信，信的内容是美好的：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母亲说了些什么，但是她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现在变得安详而快乐。

这是一个奇幻而幸运的经历。我的本意是帮她重新定义她的经历——将她的问题转化成一个机会，一个能帮助她母亲获得自由的机会，从而最终帮到她自己。现在我已经回到了德国，我想这可能也适合我。赤裸着皮肤，与这块意味着失去和悲伤的土地紧紧相连，接触然后释然。这是匈牙利式的驱邪。

清醒地躺在戈培尔的床上，我意识到我需要和玛格丽特一样，去完成一个我毕生未曾完成的悲伤的仪式。

我决定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