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她读懂了我那正处于怀疑边缘的心，承认离婚也许并不能修复我认为已经破碎的东西。

一天晚上，一个女人打电话来我家找贝拉。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吗？我意识到她是他的女朋友。她给我家打电话，就好像我在监视我的前夫，好像我必须向她汇报，好像我是他的秘书。“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喊道。挂断电话后，我觉得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试着做一个飞行的梦，一个清醒的梦，但是我没法飞起来，一直在下降，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夜晚。奥黛丽在朋友家过夜，约翰尼已经上床睡觉了。对自己的不适，我再也无处可逃，我必须去感受它。我哭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和愤怒。我感到一波又一波的嫉妒、痛苦、孤独、愤慨和自怜……虽然我没有睡觉，但早上我感觉好多了，也平静下来。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仍然觉得被我选择离婚的丈夫抛弃了，尽管这并不合逻辑，但我的暴怒和激动已经过去了。它们不可能是持久的东西，它们会变动，也会改变。我觉得安心多了。

我将会有更多像这样的夜晚和白天。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开始练习不管有多痛苦，也不把自己的感觉推开。这是我的离婚带来的礼物：我必须正视内心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想改善生活，那就不是贝拉或者我们的关系需要改变，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

我知道改变的必要性，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改变能让我感到更自由更快乐。我找了一位新的治疗师，想从新的角度来看待我的婚姻，但她的方法没有用——她对我摇了摇手指，告诉我强迫贝拉去买菜是不对的，这是女性该做的事，我更不应该割草坪，也不应该承担他作为男性应该担当的责任。她挑出在我婚姻中承担的事情，把它们当作问题和缺点来纠正。我尝试更换了新的工作。这次是在一所高中，我在那里教心理学导论，并担任学校辅导员。但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我的使命感开始被学校的官僚作风、庞大的班级规模和大量的案例以及无法有效地为个别学生服务等因素所侵扰。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知道这一点，不过我还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那个内心的主旋律依然占着上风：同职业和个人相关的、隐藏最深、最重要的问题都还在继续，而且仍然模糊、捉摸不透。我的朋友莉莉和阿帕德首先为我指出了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没有准备好承认它，更不用说把它整个承担起来。有一个周末，他们邀请我去墨西哥看望他们。多年来，我和贝拉都会和他们一起度假；但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在我要回家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吃着早餐——咖啡、水果，还有用匈牙利辣椒和洋葱做的鸡蛋。

“我们担心你。”莉莉说，她的声音轻松、温柔。

我知道她和阿帕德对我们的离婚感到惊讶，他们认为我的决定是错的。我很难不把她的关心看作是评判。我告诉他们关于贝拉女朋友的事，她是作家还是音乐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了，她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概念：贝拉继续向前走，把我甩到后面去了。我的朋友们听着，很同情我。然后他们互相对望了一下，阿帕德清了清嗓子。

“伊迪丝，”他说，“如果我的话侵犯了你的隐私，请原谅我，你可以跟我说，先管好自己的事。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解决过往的事情对你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呢？”

解决它？我经历过，还有什么要做吗？我想说。我打破过大家那种心照不宣的缄默。谈话并没有消除恐惧和过往的画面。事实上，谈话似乎使我的症状加重。我没有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打破与孩子或朋友的沉默，但我不再生活在恐惧中，不会害怕他们会问我关于过去的事情。我试图抓住每次机会去分享我的故事。最近，我为大学时代的一个继续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的朋友写了一篇关于大屠杀的论文，她想要采访我，我欣然接受了。我想，把我的全部经历都讲出来，也许会让我松一口气。但当我离开她家时，我浑身发抖。我回到家就呕吐了，就像十年前玛丽安娜给我们看那本有集中营犯人照片的书时的反应一样。“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告诉莉莉和阿帕德。我甚至还没准备好去留意和理解阿帕德关于“解决”过去的建议。但是，就像维克多·弗兰克尔的信一样，它在我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发芽生根。

一个星期六，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给学生们的心理考试打分，这时贝拉打来了电话。今天是轮到他和奥黛丽、约翰尼在一起的日子。我的潜意识瞬间恐惧起来。

“怎么了？”我说。

“没什么。他们在看电视。”他讲完停顿了一会，又吞吞吐吐地说。“过来一起吃饭吧。”他最后说。

“和你吗？”

“和我。”

“我很忙。”我说。我真的很忙。我和一位社会学教授约好了，并打了电话给玛丽安娜，去征求她的意见。我应该穿什么？我该说些什么？如果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回家，我该怎么办？不要跟他上床，她警告过我。尤其这是第一次约会。

“伊迪丝·伊娃·埃格尔，”我的前夫恳求道，“请，请让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一起过夜，并同意和我共进晚餐。”

“不管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或者等你哄孩子们睡着的时候再和我谈。”

“不，”他说，“不行。这不是可以在电话里或在门口的那种闲聊。”

我想谈话内容一定和孩子们有关，我同意在一家餐厅见面，那里有我们最喜欢吃的上等肋排，是我们以前经常约会的地方。

“我来接你。”他说。

他穿着约会时会穿的深色西装，打着丝质领带，准时到达。他俯下身来亲吻我的脸颊，我并不想避开，我想待在他那古龙水和刮干净胡子的下巴旁边。

在餐厅里，在我们过去常坐的桌子旁，他牵着我的手。“有没有可能，”他问道，“我们一起再构建更多的东西呢？”

他的问题使我神魂颠倒，好像我们已经在舞池里一样。再试一次？复合？“那她怎么办？”我问。

“她是个可爱的人，很有趣，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所以呢？”

“让我先说完。”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涌出，落在他的脸上。“她不是我孩子的母亲。她没把我从普雷绍夫的监狱里救出来。她从未听说过塔特拉山脉。她连红椒鸡肉都说不出来，更不用说用它来做晚餐了。伊迪丝，她不是我爱的女人。她不是你。”

赞美和拥抱我们共同的过去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贝拉对风险的准备。据我所知，他一直都是这样。他选择在森林里与纳粹作战，冒着死于疾病和子弹的危险去阻止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我被迫去冒险，而贝拉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去选择冒险，他在这张桌子上再次选择冒险，很容易受到可能会被拒绝的伤害。我已经习惯了衡量他的缺点，以至于我不再去计较他是谁，他给了我什么。我必须离开这段婚姻，否则我就会死，我想。也许我们分开的岁月，帮助我成长，还帮助我发现，没有我，就没有我们。现在，我对自己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我可以看出，我在婚姻中感到的空虚并不预示着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是我自身携带的空虚，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或者一项成就能填补这种空虚。没有什么能弥补我父母和童年的缺失。没有人对我失去的自由负责任。能帮助我的只有我自己。

1971年，我们离婚两年后，在我44岁时，贝拉单膝跪地并给我戴上了一枚订婚戒指。我们举行了一个犹太仪式的婚礼，而不是20多年前我们在市政厅举行的那种。我们的朋友歌莉娅（gloria）和约翰·拉维斯（johnlavis）是我们的见证人。“这是你真正的婚礼。”犹太教教士说。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一次是犹太人的婚礼，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在选择对方，我们不是在飞机上，我们不是在逃跑。我们在科罗纳高地买了一幢新房子，用鲜艳的颜色，红色、橙色来装饰，加装上太阳能板和游泳池。我们去瑞士度蜜月，去阿尔卑斯山，住在有温泉的旅馆。天气很冷，但水是热的，我坐在贝拉的膝盖上。参差不齐的山脉在天空的映衬下伸展开来，上面的颜色像流水一样变幻着。我们的爱就像山脉一样稳定；我们的爱就像大海一样包容，通过流动、适应、变换来填满我们赋予它的形状。不是我们婚姻的实质改变了，而是我们有着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