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医生来帮助我们医治身体，但没有人会向我们提供心理层面的治疗。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开始明白这一点。

一天，那个美国兵和他的朋友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将要离开韦尔斯。苏联人正在帮助幸存者回家，他们是来道别的，并带来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格伦·米勒的歌曲《心情》，我们也放松下来了。因背脊受伤，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步伐，但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精神中，我们就像是旋转的陀螺：慢，慢，快——快，慢。慢，慢，快——快，慢。我也能做到的——保持胳膊和腿放松，不瘸腿。格伦·米勒，艾灵顿公爵，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念着这个大乐队里明星的名字。这个美国兵领着我小心地旋转，他稍稍降低身体，在舞步中松开手。我仍然很虚弱，但我能感受到我身体的潜能，我相信当我痊愈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表达出来。许多年以后，我将和一个被截肢者一起工作，他会解释他有幻肢感。在解放六周后，我听着格伦·米勒的歌声，与我那还活着的姐姐，还有那个几乎强奸了我的美国士兵一起跳舞时，我反而有着和幻肢相反的感觉。这不是一种失去东西的感觉，而是我身体的一些部位有恢复知觉的感觉，是它自己恢复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手脚有恢复如初的可能，更相信我能再次从生活中站起来。

在从韦尔斯到维也纳的火车旅程中，我们要穿过苏联占领的奥地利。在几个小时的火车行程里，我不停地抓挠着我全身因虱子和风疹引起的皮疹。家，我们要回家了，再过两天我们就到家了！然而，我们回家的喜悦与失去亲人的痛苦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都死了，当然我的父亲肯定也死了。他们已经死了一年多了。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家，就等同于再次失去他们。

也许克拉拉还在，我给予自己希望。也许埃里克也还在。

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兄弟。他们也是幸存者。孤儿。来自卡萨，和我们一样！他们叫莱斯特（lester）和伊姆雷（imre）。后来我们得知，在死亡行军途中，他们的父亲从背后被射杀了。我们很快也知道，在我们家乡的1.5万名被驱逐者中，我们是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70人中的一员。

“我们还拥有彼此，已经很幸运，很幸运了。”他们现在说。

莱斯特和伊姆雷，玛格达和我。我们处在一种反常的状态。纳粹不只是谋杀了数百万人，同时还谋杀了这些人的家庭。现在，除了在那些不可思议的失踪者和死亡者的名册中寻找亲人之外，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后来我们将听到在欧洲各地无家可归者营地发生的团聚、婚礼和孩子出生的故事。我们还听说会有特意为情侣们发放能获得结婚礼服的特别配给券。我们屏住呼吸，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报纸上仔细搜寻，希望能在报纸上散落的幸存者名单里看到自己熟悉的名字。但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凝视着火车的窗外，望着空旷的田野、断桥。在一些地方，那些新种的庄稼显得那么的娇嫩脆弱。盟军对奥地利的占领将持续十年。在我们经过的城镇，人们的心情并没有半点放松和喜悦，这是一种对局势的不确定性和饥饿引起的紧张气氛。战争已经结束了，但紧张的气氛并没有因此结束。

“我的嘴唇丑吗？”当我们靠近维也纳市郊时，玛格达问道。她正研究着在窗户玻璃上她叠加在风景中的影像。

“为什么这么问，你是打算用它做点什么吗？”我跟她开玩笑，我试着诱导出她那从不间断、爱戏弄人的性格。我试图压制自己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埃里克还活在某个地方，我很快就会戴着临时的面纱成为一位战后的新娘，永远和我的爱人在一起，再也不会孤单。

“我是认真的。”她说，“告诉我真相。”

她的焦虑使我想起，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天，她被剃成光头赤裸着站在那里，紧紧地握着被剪下来的头发。也许她是把全世界对未来无法预测的恐惧都浓缩成她个人的恐惧，并把它更具体化了——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找一个男人，害怕她的嘴唇是丑陋的。或者问题是她被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本质价值的问题给纠缠住了。

“你的嘴唇有什么问题？”我问。

“妈妈讨厌它们。街上有人称赞我的眼睛，她会说，‘是的，她的眼睛很漂亮，但你看看她厚厚的嘴唇。’”

生存是黑白分明的，当你为生命而奋斗的时候，是不会让“但是”这个词闯入的。现在，“但是”这个词涌现出来。我们有面包吃，是的，但是我们身无分文。你的体重在增加，是的，但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你还活着，是的，但是我的妈妈死了。

莱斯特和伊姆雷决定在维也纳逗留几天，他们答应来家里找我们。我和玛格达登上另一列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这趟火车要向西北方向开八个小时。一个男人挡在火车车厢的入口。“我们的人才可以进去。”他冷笑道。我们的人。他是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必须坐在火车车顶上。

“纳粹虽然输了，”玛格达喃喃自语地说，“但这还是和以前一样。”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回家，我们只能爬上火车的车顶，加入到其他流离失所的人群之中。我们手牵手。玛格达坐在一个叫拉斯·格拉德斯坦（lacigladstein）的年轻人旁边。他用自己几乎只剩骨头的手指，抚摸着玛格达的手指。我们不会追问对方曾经去过哪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惶恐不安的双眼，都在述说着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玛格达靠在拉斯单薄的胸口上，寻找温暖。我嫉妒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的安慰、吸引力和归属感。我太执着于对埃里克的爱，希望能再次找到他，寻找那个现在就用手臂拥抱我的男人。即使我没有记挂着埃里克的声音，我想我也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寻求安慰和发生任何亲密行为。我骨瘦如柴，浑身都是虫子和褥疮。谁会要我呢？最好不要冒险联系而被拒绝，最好不要证实我所受到的损害。更何况，现在谁能给我最好的庇护呢？需要那个人知道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忍受了什么吗？或者找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可以帮助我忘记过去？找一个在我经历地狱的磨难之前就认识我的人，他可以帮助我复原回到从前的自己？或者是一个只看重我现在的人，他不会一直关注着那些已被摧毁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埃里克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信这些话，它就像一张可以指引我走向自由的地图。我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如果埃里克无法面对呢？如果我们找到对方并一起生活，却发现我们的孩子是幽灵的孩子，那该怎么办？

我依偎着玛格达。她和拉斯谈论未来。“我要当一名医生。”他说。

对于一位和我一样，在一两个月前差点就死去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理想。他会活过来的，会痊愈的，还会医治别人。他的雄心壮志消除了我的疑虑。这是多么震惊，他带着梦想走出死亡集中营，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即使是现在我已经见识了饥饿和暴行，但我还是记得我所受到的伤害，记得被偏见毁掉的梦想和教练将我从奥林匹克训练队中撤销资格时的说话方式。我还记得外祖父是如何从辛格缝纫机公司退休并等待他的养老金支票。他是如何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他是如何谈论其他小事的。最后，他收到第一张支票。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送到砖厂，几周后，他死了。我不希望自己总想着不好的事情。

“我在美国有一个叔叔，”拉斯继续说道，“在得克萨斯州，我要去那里，在那里工作，攒钱重新上学。”

“也许我们也会去美国。”玛格达说。她一定想到了布朗克斯的玛蒂尔达姑妈。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火车车厢顶，谈论着未来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生活在使我们失落的灰烬中呢？为什么还要在一个我们不想要待的地方继续挣扎求生存呢？很快我们就了解到美国和巴勒斯坦都有严苛的移民限制。我们没有不设限制和偏见的避风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生活可能总是这样。只能尝试忽略那些随时可能被轰炸，被射杀和被扔进沟渠里的恐惧，或者充其量被迫登上火车顶部，手牵着手，顶着风。

在布拉格，我们需要再次换乘，我们和拉斯道别。玛格达把我们家的旧地址，科苏特拉约什路六号，写给他，他也承诺会联系我们。距离下一趟列车的发车还有些时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伸展一下我们的双腿，坐在阳光下，安安静静地吃点面包。我想找个公园，希望能看到绿色植物和鲜花。在那里，每隔几步我就会闭一次眼睛，用心感受一下城市、街道、人行道和民众喧闹的气息，还有面包店、汽车尾气和香水。当我们身处地狱的时候，很难相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我凝视着商店的橱窗，觉得自己即使身无分文也没关系。当然，没钱也将会是个问题。在科希策，食物并不是免费发放的。但看到了摆卖的裙子、袜子、珠宝、烟斗和文具的这一刻，我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生活和商业还在继续。一个女人拿着一条夏季的连衣裙在欣赏，一个男人看中了一条项链。东西并不重要，但美很重要。这是一个人们都没有失去想象、制造和欣赏美丽事物能力的城市。我将再次成为一个居民，住在某个地方的普通居民。我会跑跑腿，买买礼物。我将去邮局排队。我会吃自己烘焙的面包。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将穿着高级定制的服装。为纪念我的母亲，我会去看歌剧，她喜欢坐在椅子的边缘，听着瓦格纳的乐章，激动地哭泣。为了克拉拉，我要去听交响乐，寻找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每一场表演，沉浸在憧憬和渴望里，感受着音乐带来的直线上升的紧迫感和跌宕起伏的华丽乐章的完美结合。然后更加险恶的主旋律，威胁着独奏小提琴手不断上升的梦想。站在人行道上，我闭上眼睛，这样我就能听到我姐姐小提琴的回声了。玛格达的叫声吓了我大一跳。

“醒醒，迪库卡！”

我睁开眼睛，看见在这繁华的城市，公园入口的旁边，贴着一张小提琴独奏表演的海报。

海报上的照片是我姐姐。

照片里，我的克拉拉握着她的小提琴坐在那里。

gi美国兵来自短语governmentissue，即美国政府生产的武器装备，后用于指美国大兵。

卡萨：斯洛伐克东部最大的城市，经济和文化中心。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战后为统筹重建二战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的福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