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双手。”

当我们在火车站登上一辆拥挤不堪的车厢时，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几句话。我听不到那些警察的叫嚷声和孩子们的哭喊声，这完全被他那难忘的声音所覆盖了。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我就能让他看到我的眼睛，就能让他看到我的手。我按着这段圣歌的节奏呼吸。如果我今天活下来……如果我今天活下来，明天我就自由了。

我从未坐过这样的火车车厢。它不是客运列车，而是用来运输牲畜或货物的。我们是被看成货物的人类，在一列车厢里就有100个人。在里面的一个小时就如同一个星期这么久。不确定的因素让时间变得更加漫长。车轮碾过轨道产生不间断的噪音和不确定性。8个人分吃一条面包，喝一桶水。还有一个桶是给我们装排泄物的，它充满了汗味和粪便的味道。有些人在途中死去。我们都只能直立着睡觉，靠在自己家人身上，用肩膀甩开那些死人。我看见一个父亲给了他的女儿一袋药丸。“如果他们想对你做什么……”他说。有时火车会停下来，每节车厢里会有几个人被命令出去打水。玛格达有一次去打水。“我们在波兰。”她回来后告诉我们。后来她解释了她是怎么知道的。当她去打水的时候，一个在田里的男人用波兰语和德语向她打招呼，告诉她这个城市的名字，并疯狂地打手势，用手指划过他的脖子。“只是想吓唬我们。”玛格达说。

火车不停地行驶。我的父母都在我两旁无力地靠着。他们不说话。我从未见过他们有接触。父亲的胡子渐渐变灰了，他看起来比他父亲还老，这使我害怕。我请求他刮胡子。当我们走到这段旅程的终点时，我无法知道原来青春活力真的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只是一种直觉，一个女孩想念她所认识的父亲，渴望他再次成为一个讲究美食及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温文尔雅的调情者，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我不希望他变得像一个拿着药的父亲，对家人咕哝着：“这比死亡更糟糕。”

但当我亲吻父亲的脸颊说：“爸爸，请刮胡子。”他生气地回答我。“为了什么？”他说。“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我很惭愧我说错了话，让他生我的气。我为什么说错话？为什么我认为告诉我父亲该做什么是我的责任呢？我记得我把上学的学费弄丢时他大发雷霆。我靠在母亲身上寻求安慰。我希望我的父母能有温馨的互动，而不是像陌生人一样坐着。我妈妈不怎么说话，但她也不呻吟，她不想死。她只是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迪库卡，”一天晚上，她对着黑暗说，“听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记住，没有人能夺走你放在心里的东西。”

我陷入了对埃里克的另一个梦里。我又醒来。

他们打开运牲畜的车门，明媚的5月阳光洒了进来。我们迫切地想出去，向空气和光明冲去。我们在匆忙中歪歪倒倒地相互碰撞地下了车，实际上是从车里掉了出来。在火车上不停地颠簸了几天之后，我们已经很难在坚实的地面上站直。我们都在利用每一个细节尝试获取方位——拼凑出我们所处的位置，稳定我们的神经和四肢。我看到一群穿着黑色冬季大衣的人聚集在一段狭窄的泥土上。我看到某个人的围巾或行李包布里发出闪烁的白光，是强制佩戴的黄色星星。我看到了这个标志：劳动创造自由。音乐响起来了。我父亲突然高兴起来。“你看！”他说，“这不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如果平台不是那么拥挤的话，他看上去像是想要跳舞。他说：“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只需要做一点点工作。”我们在砖厂听到的传言一定是真的，我们必须在这里工作。我寻找附近田野的涟漪，想象身体瘦弱的埃里克在我对面，弯着腰照料庄稼。相反，我看到的是绵延不断的水平线：牛车上的木板，无尽的铁丝网围栏，低矮的建筑物。在远处贫瘠的平地上兀立着一些树和烟囱。

穿制服的人在我们中间推搡着。没人解释什么，他们只是吆喝着简单的指令。到这边。到那边。纳粹党士兵一边指示方向，一边猛力地推着我们移动。人群被赶进了一支单独的队伍。我看到我父亲向我们招手，也许他们被派作先行部队为他们的家人划出一块地盘。我想知道今晚我们睡在哪里，我想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吃饭。母亲、玛格达和我一起站在一支妇女和儿童的长长队伍里。我们缓缓地前进着。我们靠近那个动动手指就能转变我们命运的人。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声名狼藉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当我们向他前进的时候，我无法再看他跋扈冷酷的眼睛。当我们靠近时，我注视着他，他咧嘴的笑脸中露出一副参差不齐的牙齿，散发着孩子气。当他问是否有人生病，并且安排回答“是”的人去左边队伍时，他的嗓音听起来似乎很和蔼。

“14岁以上、40岁以下的，排在这边队伍。”另一个官员说，“40岁以上的，到左边。”老年人、小孩和怀抱婴儿的母亲从我们队伍里分离出来，站到左手边的长队里。我母亲的头发是灰色的，满头是灰色，早早地就变灰了，但她的脸和我的一样光滑无皱纹。玛格达和我将母亲挤在我们中间。

现在轮到我们了。门格勒医生引导着。他指示让母亲到左边去。我开始跟着她。他抓住我的肩膀，“你很快就会见到你的母亲，”他说，“她只是去洗个澡。”他把玛格达和我推到右边。

我们并不知道左边相对于右边的意义。“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互相问。“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被押送到营地的另一个地方，只有妇女围在我们身边。她们大部分是年轻的女性，看起来很光鲜，几乎让人眼花缭乱。她们很高兴能离开那散发着无情恶臭、幽闭恐怖、充满黑暗的火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享受着照在她们皮肤上的温暖阳光。其他人咬着自己的嘴唇。恐惧在我们中间传播，但好奇也散布在其中。

我们被命令停在更矮的建筑物前面。穿着条纹衣服的女人站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快就知道她们是管理其他人的囚犯，但是还不知道我们就是这里的囚犯。在阳光的持续照耀下，我解开了外套。有一个穿着条纹衣服的女孩，眼睛盯着我那蓝色的丝绸裙子。她扭着头向我走过来。

“很好，看看你。”她用波兰语说。她把灰尘踢在我的平底鞋上。在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之前，她伸手去够我那镶金的小珊瑚耳环。根据匈牙利习俗，那双耳环是从我出生起就戴在耳朵上的。她猛地一拉，我感到一阵刺痛。她把耳环装进了口袋里。

尽管身体受到了伤害，但我依然非常渴望她能喜欢我。一如既往，我希望被接纳。她那羞辱性的冷笑对我造成的伤害比我耳垂上的疼痛更大。“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会把那副耳环给你的。”

“当你无忧无虑，上学，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在这里腐朽了。”她说。

我想知道她在这里已经多久了。她很瘦，但很结实。她站起来时很高，她可以当一名舞蹈演员。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向她提到正常的生活时，她看起来如此生气，“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母亲？”我问她。“我听说很快就能见到她。”

她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没有一点同情。除了愤怒，什么都没有。她指着远处的一个烟囱里冒出的烟。“你母亲正在那里燃烧，”她说，“你最好开始用过去式来谈论你的母亲。”